老 田：“卖立场”的邓相超何以拥有诸多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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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青年教师（青椒）中间，持有一种普遍的愤懑：许多年长的教授像学阀一样垄断话语权和资源，但基本上不做学术研究，还往往打压青年人的学术进步。有人追溯过这一群学阀的历史渊源，发现这群人中间，许多人是改开后第一批进入大学受教育，然后在难以置信的短周期内成名成家并获得霸主地位的，此后这群人的主要业务，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实现了转型——主要业务转入维护话语权垄断地位和资源，而打压新进成为最主要的垄断维持方法。

　　鉴于这群人在学术界神话一般快速崛起的历史，中国政法大学应星把这群人的成名成家史称为“新三届神话”——大多数人是1977-1979年进入大学然后快速获得霸主地位的。这一群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其成名成家之速，都是罕见的，堪称神话群落。但他们在学术上有很大的欠缺。

　　对于神话群落而言，他们这几十年最主要的人生体验就是：毛时代他们干活多拿得少，邓时代他们拿得多不怎么需要干活，这种“毛邓时代两重天”的人生体验是他们一切言说的基础。邓相超显然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在神话群落的教授们中间，有人公然说：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腐败是润滑剂是帕累托次优。要是一个人的立场达不到如此鲜明的程度，就很难认为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这是很多神话群落最为自豪的立场坚定性所在。环顾衮衮诸公，神话群落的教授们自诩他们自己才是改革最为坚定的拥护者。什么是拥护改革，写文章说说市场经济的好处这个远远不够，有人说要牺牲一代老工人，有人把数千万工人下岗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赋予因果关系之后绑定起来，这样才算是拥护改革了。如果拥护改革没有拥护到狂热的程度就不算是立场坚定，就不配拥有更高份额的话语权。

　　神话群落如同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推手们一样，发现了一个新的标准，如果对这个标准进行通俗地概括的话，就是“卖立场比卖知识的人可靠”。而邓相超在微博上的各种言论，都精确地体现了“卖立场”的风格。

　　邓相超在学术圈里头混饭吃，还当上教授副院长什么的，但主要是依靠“卖立场”来确立自己的学阀地位，最低限度也要通过这个来刷一下社会存在感。邓相超的言说方式给草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网民对邓相超这样一个“卖立场”的言说方式不接受——因为他的微博上基本以制造和传播谣言为主要方法来“卖立场”，认为这个手段下作，过于低端了。比如，在反毛问题上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进行学术反毛的空间，要坚持反毛，造谣就是绝对必须的了。这个反毛困境是共同的，不仅邓相超必须用造谣传谣来反毛，另外一个著名反毛学者茅于轼，如果没有人保护他的造谣权的话，他就寸步难行了。

　　在一定程度上，卖立场的生涯，需要依靠造谣权来实施，就算是对邓相超本人来说也算不上一个好事情，毕竟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脸面的人，都不愿意干这种不上档次的事儿，但是，如果不造谣的话，卖立场怎么卖呢？在这个方面，邓相超虽然不要脸面，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事业，相比较而言，这是以牺牲脸面来成就事业心的。

　　此外，很多网民还对邓相超的诸多政治头衔感到极为惊讶，这么一个人是怎么在政治上成功的？

　　毛时代个人支付的学习成本极低，邓时代开始时期社会上层大部分位置空空如也、没有被人占满。越是在毛时代度过其学习期，个人支付的私人成本越低，越是在邓时代早期跨入社会，向上流动的社会藩篱越是稀疏、向上爬的通过率越高，个人奋斗的收益率越好。高校新三届神话群落绝大多数属于学习成本由社会负担，迈入职场时期许多高端社会岗位却虚位以待，几乎不需要钻门子就能够得到一个好位置。由此造成了一个状况，他们不仅个人容易成功，而且自己的师友同学也往往很强大，很容易得到强有力的援手和支撑，所以这个群体的人士到处都能够得到远超其个人素质和努力水平的报酬。例如以邓相超的言语癫狂和不稳重还得到政界的过度肯定——这是其朋友圈极其强大的体现。

　　在高校这个具体的职业场域，青椒们对于神话群落的不学无术是极其愤怒的；青椒们的愤怒，即便是一时不能够翻天，也威胁到邓相超们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因此，卖立场的事情需要做个不停，这是邓相超们自诩的政治正确性所在：他需要向新进们证明我们立场坚定比学术精深更重要。神话群落需要不停地最大化操控这种认同，以意识形态建设来维护稳定，避免出现颠覆性的变局。

　　邓相超的造谣传谣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很不学术，但这个可能是网友或者青椒们太幼稚，完全不理解意识形态的力量从哪里来。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形态的接受机制是第一位的，学术规范和逻辑是第二位的，如果两者发生矛盾，显然要服从接受机制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应该说邓相超是对的，对于意识形态建设而言，认同操控技术比学术说理能力更为重要。邓相超传播的谣言中间很有力的一部分是说如果毛泽东死得早，中国的老百姓就能够过得更好。这个说法虽然粗糙但高度吻合意识形态的接受机制，目的当然是要激起对毛泽东的同仇敌忾之心，进而达成否定毛时代的目的。

　　说毛泽东或者共产党执政导致人口大量死亡，这个谣言被编造出来之后得到精英们的广泛利用，这个经典的案例准确地阐释了意识形态生产规律——到底是事实和逻辑优先，还是接受机制和认同操控优先？

　　有一个著名网友数学画了一个两千年中国人口变化图，并根据1949年之后的人口暴增趋势命名了“毛泽东阶跃”。这是依据统计数据和逻辑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数学网友所画的中国人口数量变化图。

　　《数学：用中国2000年人口变化图来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依据统计数据作出的分析引在下面，更为精彩的是数学网友对于邓相超一流造谣潜力的预见性：　

　　“假设我是一个微生物学家，专门对细菌进行研究，假设我连续观察2000分钟，经常地记下细菌的菌群繁殖情况，如果我发现在第1949分钟，细菌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加，我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会认为在1949分钟开始，这些细菌的生存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

　　“如果将这条曲线制成一条上坡路，那么1949年以后的上升就构成了一个悬崖峭壁，……从1949年那个位置往右约一毫米左右，如果你有放大镜，可以看到一个微小的波动，那是三年饥荒时期，这个小波动就是右派定义毛泽东是杀人犯的地方，据说是杀了三千万。那么，整个悬崖峭壁是谁制造的呢？是不是毛泽东制造的呢？这回右派肯定地说不是，这回右派们坚持毛泽东的观点，即人民创造历史了。也就是说，凡是坏事，就是毛泽东一人干的，凡是好事，就是人民干的。”

　　“在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一个右派指着那个悬崖峭壁说：‘相信我，那个时代的计划经济是生产不出东西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能用的，价值是零的。’又出现一个右派指着那个悬崖峭壁说：‘这是中国历史上自西周以来最黑暗的年代。’还有一个右派指着悬崖峭壁说：‘十年浩劫社会系统彻底受到破坏，是二十世纪可以和法西斯暴行相比的人类大悲剧。’再出现一个右派指着悬崖峭壁说：‘人民公社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等等等等。突然一个哭泣的人出现了，指着悬崖峭壁说：‘惨啊！惨啊！有人被割断了喉管被处决啦！’”

　　“我又将目光移向悬崖峭壁左边的大片平缓的曲线处。我知道按照生物学的常识，也许不同国家的人生育能力不同，但是中国人的生育能力并不会变得那么快，1949年并没有造成中国人民的遗传基因来了一个突变，突然变得特别能生孩子了。此外，在前面长达两千年的过程中，中国人并没有有效的避孕手段。”

　　“我再将目光转向悬崖峭壁处，我知道这个阶段和前面的二千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是孔夫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偏偏就在悬崖峭壁处，事情给颠倒过来了，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了，知识分子倒扛着锄头下地了，拿着扫把扫厕所了，工人农民倒当上副总理了。知识分子们看着这悬崖峭壁哭喊道‘我恨！我恨啊！’”

　　“一个右派煞有介事地说：‘其实如果重用知识分子，这段时间会搞得更好。’可是我又将目光移到了悬崖峭壁的左边，那不都是劳心者在管理着吗？”

　　“其实，象这种曲线上的跳跃，在电子学中有一个术语，叫‘阶跃’，因此我们下面还是专业一点，将这段跳跃叫做‘毛泽东阶跃’吧。”

　　“我突然又想到，再过两千年，即到了4000年的时候，中国还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我还可以预测一下中国人口的曲线。我想人口大约增到十五亿到二十亿的时候，就会因为战争或者计划生育减缓或者降低，之后由于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因此以后的人口变化都将是平缓的。”

　　“因此，到那个时候的人口专家画一张四千年人口变化图，那个时候的悬崖峭壁已经在图中央了，则人们的目光会首先被1949年开始的上升所吸引，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快速上升期。‘那是谁干的？’那时的一位专家向历史系的学生们指着那个悬崖峭壁说：‘这是毛泽东阶跃。’” 

　　在邓相超这批专门卖立场的人群中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戈培尔信念：“只要把谎言进行到底最后就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了。”之所以拿人们的生存机会说事，因为这是最方便激发人们敌忾之心的法门，至于统计数据和实际情况，都在完全漠视之列，在这个意义上，要不是立场坚定到邓相超这个程度，说谎是很容易脸红的。邓相超说自己的祖父当过乡里干部，依据共产党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邓祖父这样的人通常是土改后出来工作的“土改干部”，此种人等多数是解放前极度穷困的家庭出身，后来有一部分就被培养成为基层政权的干部。如果这个推测靠谱的话，邓相超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农三代和穷三代家庭出身。国民党时期的典型调查显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35岁，按照邓相超的家庭状况，他的家庭成员寿命不应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挨饿应该是本分，因此，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话，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极可能死于35岁之前。甚至，邓相超的父亲在1949年之前有没有成婚机会都不无疑问，邓相超本人则确凿无疑是出生在数学网友命名为“毛泽东阶跃”的那个峭壁上。

　　邓相超能够甩开家庭出身，为了意识形态需要而彻底否定毛泽东和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应该说是出于公心和意识形态建设需要。而他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具体的收益，在现有高校狭隘的学术评价标准中间，邓相超这些微博言说不能够作为学术成果被肯定下来，这近乎是无收益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邓相超卖立场的坚定性和敬业精神。微博造谣和传谣，因为不是学术论文在体制内交换不到职业利益，但对社会公众而言却能够取得同样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他的飞黄腾达恰恰是从这方面得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相超确实是比很多幼稚青椒们的敬业精神强。

　　（来源：昆仑策网，节选自《老田 | 作为意识形态生产者的邓相超：谈谈高校的“神话群落”和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某些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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