邴正：社会治理的文化支撑——网络时代的文化矛盾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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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0日，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清华-友成社会创新中心六家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的“2016年度‘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顺利召开。本文根据2016年12月10日吉林大学邴正老师在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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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刚举行完大选，特朗普当选，希拉里败选。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美国意识形态一个比较深刻的变化，就是以希拉里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倾向输给了特朗普为代表的新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倾向。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研究社会治理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文化支撑问题，也就是现在支撑我们的社会文化治理的主要理念是什么。因为治理是一个手段，手段要为目的服务。当然，如果正面谈这个问题比较宏大，我从一个具体问题入手，就是从网络时代的文化矛盾与协调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网络时代的文化矛盾

目前，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信息社会，去年年底统计，我国有12.7亿移动通讯终端，6亿以上网民，5亿左右的微信用户，多数网民处于“潜水”状态，但是从网上活跃人群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就是主流。在网上经常被反对者称为“五毛”，支持主流意识形态，充分肯定现实、支持政府，但价值选择中存在功利主义、泛市场主义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就是把市场理解为竞争，竞争就意味着淘汰，所以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有一些批评者是持这个倾向的，比如下岗工人、医改、房改中绝对依赖市场的倾向，和这个群体有关系。

第二个群体是愤青。他们对内不满社会现实，对外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第三个群体是公知（网上术语，与通常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不完全相同）。这一群体常常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错的，西方的一切都是对的，也可以称之为西化派，他们的价值选择具有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

第四个群体是“左派”（网上术语），肯定文革，对改革开放持批评或否定态度。

第五个群体是小资。在网上秀恩爱、晒时尚、炫美食，很少介入政治话题，体现出中产特点和价值选择的快乐主义倾向。

第六个群体是新人类。主要是90后人群，他们创造了大量的网络新术语，比如“蓝瘦”、“香菇”之类。既不主流也不愤青，价值选择具有个人主义倾向。

通过上述网络活跃群体的言论及其分歧，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进入了多元文化时代，出现了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和分歧。

我们对这些网络群体的文化归属与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归类。主流属于改革文化，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愤青的文化归属出发点是文化传统；公知主要是西方文化取向；左派主要是革命文化取向；小资是西方文化取向；新人类有点后现代倾向。其实我国的新群体已经加入创造这个时代文化的过程。因为从网络方面看，中国走在了全球的前列，我们的网购、微信群，在全球覆盖面、影响力已经在前列，这里会产生一些新文化。

从价值取向看，这六个群体各有不同，主流主要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愤青主要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取向；左派是自由主义取向；左派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取向；小资和新人类是个人主义、快乐主义取向。

这也体现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多元状态，大体上可以分成四类或者五类文化，价值取向非常不同，这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要协调社会关系、社会矛盾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我们主导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这值得我们深思，与现在主流这种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有区别的。第二是要考虑这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和张力如何建立，不同群体有不同群体的角度。对文化的多样化选择是合理的，但彼此互相反对，则会导致社会认同的断裂，这才是问题所在。

二、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问题

网络时代的来临，使人们走出了大众传媒对个人和社会非主流群体的传播限制与选择。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个人选择性，使原来潜在状态的文化分歧明朗化、清晰化了，凸显了体现社会认同断裂的文化矛盾。由于有上述群体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价值取向的不同，这些群体之间的价值取向有的是互相对立的，经常在网上互相攻击，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认同是比较低的，如何整合这些价值取向成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社会认同的基础是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基本一致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成为把诸多人群凝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所以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心理和精神的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世界走向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背景下，基于文化的社会认同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三、网络时代文化矛盾的协调   

面对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矛盾，我们需要加强主流文化的建设，为形成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共识与认同提供文化价值观基础。在网络时代如何协调文化矛盾？我们要做一些具体工作，下面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要注重话语领先权效应。目前无论什么群体，话语的优先性非常重要，常常是偏激的话语容易掌握话语先权，这是我们进行网络导向时一定要注意的，我们的主流话语是滞后的。

二是注重团队的声援效应。其实偏激的群体发完言之后，他的追随者较多，一定时间在网上占有压倒式优势，别人的不同话语被淹没，这样就锁定了区域的导向，其实很多话是不靠谱的，但是由于网络声援，造成了网络上的压倒式优势。

三是注重海量信息效应。网上群体越大，群体成员的勇气就越大，海量信息跟随，具有压倒优势，比如韩国朴谨惠事件就可以看出海量信息压倒优势的作用。

四是要注重权威话语效应。现在的问题是，在网络时代权威不再被认同为权威，网上偏激的一些愤青群体往往把“教授”叫为“叫兽”，虽然我们在一些领域应该是权威，我们不发言还好一点，发了言一看，某某教授，一堆人就开始批判了。这和传统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华民族讲“士农工商”，士是代表社会发声的，现在士闭嘴了，事就比较麻烦了。像这种情况，还是要引导一些权威话语。

五是新热点效应，防止误导性话题的长期影响。网民的特点是喜欢新话题。当一个话题被炒作发酵产生失控效应时，往往会因新话题的出现而使网民们兴趣转移。

总之我认为，从原则上说，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意识形态的导向性，权威话语比较传统和网络的距离比较大，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影响实际上是弱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治理依托的理念就不明晰。

比如我刚才说的主流价值观功利主义、泛市场主义和社会的二元主义倾向，我们在东北感触较深，因为东北正在品尝这个恶果，我们在国企改制的时候动作过猛。国企改革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口号是减员增效、不养闲人、末位淘汰，很典型，这种价值观是社会二元主义倾向的，你用这种方式组织这个社会，社会的矛盾肯定非常尖锐，等于抛弃一些衰弱的阶层，这个后果非常严重，而这个阶层人口群体庞大，不考虑这个是不行的，一个人下岗就是一个家庭，几千万人下岗就是几亿人的利益。毛泽东叫我们团结95%以上，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我们现在经常忽略这个问题，一个政策懵懵懂懂出来了，波及群体动不动就上千万，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中国人口规模大，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社会治理的文化认同。

文章来源：清华社会学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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