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社会学研究的五大热点

2016年的社会学研究，既平稳推进又重点纷呈，几乎在各个二级学科上都取得了预期进展，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发表之后，社会学者更是积极行动，力图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上有所建树。但从学术研究影响的广度、学术研究与宏观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考虑，则以下几个方面更为突出：

“江村经济”与“差序格局”

作为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的2016年，注定要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80年前，在燕京学派影响下，希望将社会学本土化的中国学人，不满于西方学术传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张力，开始将舶来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努力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研究表明，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标志着人类学的两大转向，其一是从原始初民研究转向当代主流社会研究，其二是从异文化研究转向本土文化研究。费孝通的研究虽仍有可能被某些具有学术歧视观的人继续认定为“野蛮人研究野蛮人”，但对中国学人而言，其不仅开启了“文明人研究文明人”之旅，而且还代表着中国社会学对本土的深层学理探究。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在以《中国农民生活》用英文出版时，马林诺夫斯基给其以很高评价，誉其为“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革命”。

的确，工业化影响之下的农村，不可能坚守原有的纯农业生产模式而自生自灭或者也不可能无奈地听任城市的挤压而被动收缩。农村在与城镇的互动、或者城镇在与农村的互动中会生发出互利的冲动：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的进城，是农民的市民化；另外一方面是工业或商业的下乡，是城市向乡村的进入，是农民的非农化。所以，工业化既可以在城市对农村的拉力中进行，也可以在城市向农村的扩展中进行，还可以在农村的自身城镇化中进行。有研究指出，尽管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中将“农工混合”模式解释为中国江南“内卷化”较为明显的村庄特色，但80年后反观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农工混合”模式，可能既是中国大多数村庄的工业化“适应”模式，也是世界大多数村庄共存的工业化“适应”模式。其既具有积极之处，但内涵也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一旦城市的拉力大于农村的坚守力，或者一旦农村的工业化成本高于城市工业化的成本，则人力与资本会被城市抽离，这可能是乡镇企业的一个“终结”原因。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企业，在赚取到第一桶金之后，纷纷离开农村向城市转移？或者我们要问：为什么费孝通调查的开弦弓村仍然未曾发生重大变化？为什么农村工业在经历长久发展之后仍然难以崛起？为什么大多数乡镇企业会在城市的集约化竞争中凋敝？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可能是：村庄在城市影响下的发展合理性，可能在工业化初期具有生命力，而在工业化中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难以延续初期的那种生命力。由此学术界也不得不感叹：小城镇的确是大问题！

在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时的另外一个学术之问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是一个古今比较意义的中国化概念，还是一个中外对比意义的中国化概念。有学者指出，“差”是横向的群己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建构的、具有亲疏距离意义的人际交往生活世界。“序”是纵向的群己关系，是社会地位的序列，是具有高低评判意义的角色位置。只有从“差”和“序”的综合意义上完整定位，个人（或者一个非个人的组织）才能在社会化过程中确切了解自己应持的逻辑角色。“格”是时间，是“差”和“序”中的人在社会时间中的制度确定性。“局”是处于时空定位下的人和人之间互动中的“游戏”设置。唯有在此意义使用这一复杂概念，才可赋予其以历史意义的社会学内涵。将“差序格局”仅仅解释为“水波纹”，是语词的形象化，而不是概念的内涵化。所以，学术界的争论，本希望回到原初文本找到真意，但文本脱离文本创造者之后的存在与使用，已经超越了当时的理论建构。现在再在“古”与“今”上区别，或者在“中”与“西”间比较，的确有其概念生发意义，但将这种辨析阐发为“是中国独特的国民性”，或以西方亦存在“差序意义”的人际关系去否定当初的理论再产生意义，可能本身就在消解概念的时代意义与学理意义。当我们将“差序格局”普遍化为一个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提炼概念，则其本身就可应用于所有类似的社会。于是，差序格局会超越本土语境而成为世界社会学的概念。这正如“大传统”和“小传统”一样，尽管来源于一定地域的调查成果，但却可以具有普适意义。基于此，差序格局可以超越概念本身而升华为一种结构理论，其所蕴涵的语言张力，需要中国学界不断挖掘与提炼，才更具时代意义。   

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所共同使用的重要概念，也正在形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有研究指出，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政府、宗教、企业或家庭等可以凭借“管理”而形成生活共同体的秩序化过程，但在一个日益分化而复杂的社会，上述社会实体难以仅凭“管理”完成“有序化”过程。所以，“社会管理”是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中期的制度尝试，其合理性正在被后工业化所消解。

有研究发现：为使单位制解体之后的“社会”既富有活力又降低其运行成本，中国不仅创新出了“社会管理”这一概念而且还发展出一整套的“管理实践”，不管是对小区的划片整治，还是对“网格化”生活共同体的信息收集，还是对“城市信息中枢”的组建，都是以“行政管理”代替了原有的单位管理，或重新赋予居委会或社区以行政职能，承担其有序化社会的职责，并基于政府的无限理性、无限责任与无限能力假设而设计出了“管理实践”。因为是无限理性，所以假设政府做出的所有决策皆正确；因为是无限责任，所以假设政府应担当所有职责；因为有无限能力，所以依仗政府解决所有问题。于是出现矛盾双方舍弃与对方的协商与谈判而专找政府的局面，形成愈演愈烈的“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博弈，使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开始反思社会管理的合理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社会治理引入秩序化社会的核心地带，开始在政府的“有限理性”“有限责任”“有限能力”下设计“多元共治”的创新思路，一方面继承社会管理时期的合理经验，另外一方面坚决厘清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力图赋予社会以自我化解冲突的能力，坚决消除那种“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矛盾格局，建立新的矛盾终结机制，更为重视源头治理。正如学术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社会治理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在学术研究中仅仅以社会治理的概念替换了社会管理而显示“改进”的做法，是一种浮躁的学术作假；空有治理的概念，却无“治理”之内容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庸俗的行政搪塞。这两者，是未来力戒的重点。   

城镇化与户籍制度改革

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方面被统计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另一方面被统计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当然，还有一种统计，叫作时点人口的城镇化。这几种做法，都既有缺点又有优点。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通过将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而推进城镇化；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是以在城镇居住满6个月而推进的城镇化；而时点人口的城镇化，则是在某一具体时点，统计居住或工作在城市（镇）的人口而了解其动态变迁意义的城镇化。所以，在现实意义上，最后一种城镇化，因不具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配置意义而难以使用。

因此，深受“户籍”与“常住”的影响，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就存在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一是通过赋予农民工以城市户籍而固化城镇化成果，将农民工直接转变为城市市民；二是通过常住人口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分享而固化城镇化成果，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但因为有些城市固有一种地方保护主义思路，才在需要农民工时，稍许开放户籍或基本公共服务；在不需要农民工时，则策略性收紧户籍或基本公共服务，所以，中央政府才通过各种文件促使地方政府弱化地方保护主义。因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化效果难以评估，才选择以“入户”的方式推动城镇化。借此制度设计，即使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需要在区别城市中心区与开发区的情况下加大户籍开放力度。

有研究发现，在以“入户”为“抓手”的城镇化中，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看似“开放”但实则封闭的“选择性”措施，将“积分”作为“转户”的指标，在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形成城镇化屏障，只将农民工视为劳动力，而难以将农民工看作市民。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才力赞2016年的户籍改革方案：一方面设计了时间表，即在2020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到45%；另外一方面设计了目标人群，将户籍化城镇化的瞄准人群集聚到农业户口的大学生、军转人员、已经到城市居住满一定年限的农民工以及90后农民工这四个人群。唯有如此，才可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日，将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固化在45%，将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固化在60%。这个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业户口人口进城之后，将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新的城镇内部的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加强社会的制度性整合，防止社会的裂变。虽然这种制度设计，也存在一些风险，但在当前不失为一种务实的举措。 

阶层分化与消费升级

在经过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即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并正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有研究表明，社会转型的巨大内驱力，使农民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幅度上升，并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划时代意义的巨变，会进一步固化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将中国带入现代化新阶段，为中国道路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应该说，人类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最重大历史事件，当属“中国这个第一人口大国快速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型”。

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中规约的社会流动路径与个人的努力等，形塑了新的社会结构。当前的社会结构是过去社会流动的结果，教育、收入与职业是个人流动的主要解释变量。但在近期，伴随财产的累积与房价的结构性攀升，原有基于个人变量而解释流动动力的模型深受挑战，那种基于家庭赋予遗产继承而固化的阶层位置，淡化了个人的努力动因。在大城市有一套房或继承一套房，你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房价在一年的非理性飙升会远超别人一生的勤奋努力。城市已将其社会成员分类为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这使很多人焦躁地绝望于安心工作而趋于投机取巧，渴望有朝一日转变为有房阶层而坐享“食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劳动致富”的公平正义逻辑。同时，房价也通过金融市场将“购房者”持久地收纳为银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由此也弱化了人们的工资上升的幸福感。

还有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与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消费方式，这使基于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初期为特征而设计的消费品供给难以满足新社会结构中各个群体的消费需求，发生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具有时代意义，而且对社会学的阶层分化与消费升级富含启示功能。很多研究表明，在中产化影响下，人们对商品与服务产生了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又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以食品和家用电器为主的消费模式。对财产的增值需求，对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的需求，对旅游与保健产品的类型化需求，对互联网为主的定制消费需求，对环境与空气质量的需求等，正在需求侧形成动力，只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满足了需求侧的结构性诉求，中国的消费转型才能与社会结构的转型相匹配。否则，出国游所形成的外需动力，就难以转化为内需拉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完整理解社会结构转型、中产化过程、消费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内需启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理解和贯彻好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政策，尽快提升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研究表明，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正在形塑预期中的中产化社会。在中国进入中上收入国家之后，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才会历史地绽放出来。

婚姻家庭与生育行为

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结构的转型。无数研究证明，中国已经从成年化社会转变为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动因，一方面表现为人口金字塔顶部的老化，一方面表现为金字塔底部的老化。从金字塔顶部来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延长到76岁多。从金字塔底部来说，人口出生率日渐降低。为改变未来的人口结构，为延缓老龄化进程，为减轻未来的老龄化压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第一次重大改革，将“双独二孩”改革为“单独二孩”。但人口政策所释放的红利，并未如预期那样展现出来，2014年出生率不升反降。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的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扩大改革的制度红利，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但预期中的2016年的新生婴儿数量仅仅为1750万左右——比最初的预测数字低了很多。面对政策放宽但出生率仍然徘徊不前的局面，一种看法认为制度红利需要较长时间才会释放；另一种相反的看法是人们的生育观念已发生重大变化，即使假以时日，生育率也不可能持续上升，而可能会表现为先上升又迅速下滑的态势。

研究表明，生育率的下滑，从家庭人口供给的角度降低了中国家庭的人口规模——老年空巢家庭和成年未婚家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如果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05左右的数值可信，则未来的家庭规模仍然会趋于缩小。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亲缘家庭的网络结构状况，消减家庭的养老能力，催生很多“失独家庭”。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伴随房价的高企与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适婚青年的初婚年龄会进一步推迟，结婚后的初育年龄也会延缓到32到33岁之后，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整个社会生育率的降低，加速老龄化进程。所以，未来的家庭政策，应该从控制生育向激励生育逐渐转型。需要知道，中国是将西方各国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压缩在几十年完成，具有很强的超越式现代化特征，他国的经验很难预测中国的转型过程，只有结合中国的特色制定人口与家庭政策，方可适应快速转型社会的需要。

文章来源：福建日报

编辑：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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