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 | 艺文有奇传，只怕想当然——《宋淇传奇》吴兴华章订误
宋以朗《宋淇传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编者按：宋淇是吴兴华的知交，其哲嗣宋以朗先生所著《宋淇传奇》忆述宋淇生平经历与交游情况，对宋淇与吴兴华的交往着墨尤多，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但也有不少讹误。解志熙教授辨析和订正《宋淇传奇》中有关吴兴华与钱锺书关系的叙述的讹误，对读者阅读和利用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和见解。感谢解志熙教授授权转载此文。
艺文有奇传，只怕想当然
——《宋淇传奇》吴兴华章订误
解志熙
提要：宋以朗先生的著作《宋淇传奇》叙述了其祖父宋春舫和父亲宋淇两先生的生平故事，尤其详细叙说了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张爱玲、吴兴华诸人的交往情况，足资学界参考资，但也不无疏失。关于吴兴华一章涉及吴兴华与钱锺书的关系处，就不免错误，本文特予订正。
一
二〇一三年二月四日，我收到一位友人的电邮，说到最近《南方都市报》上连载宋以朗先生的著作《宋淇传奇》，其中谈到宋淇的几位故交，包括张爱玲、钱钟书、傅雷等，都是现代文艺史上的重要人物；友人并说下一期准备发表的是关于吴兴华的专章，自己有缘提前得读该章文稿，知道我正在整理吴兴华的诗文，所以顺手转发给我参考。这让我喜出望外，随即复函那位友人表示感谢，当然更感激宋以朗先生确是有心人，在保存吴兴华以及张爱玲的遗文方面很有功绩，相信他的这部《宋淇传奇》所介绍的宋淇与一些著名现代文人的交往情况，足资学界参考。自然，由于宋以朗先生毕竟不是做人文学术研究的，所以他的这部难得的艺文传奇也难免有所疏误，即如友人转来的关于吴兴华这一章，有些叙事和评论就不免有些想当然以致误解之处。所以我在给那位友人的回信里也顺便指出一二明显失误之处，并请其便中转告宋以朗先生，希望他在发表和出版前，最好能纠正一下，以免贻误读者和研究者。
我不看《南方都市报》，不知后来情况如何。直到二〇一五年八月托人在香港购买了一册《宋淇传奇》，欣然拜读，收获良多，同时发现该书叙事也确有一些问题，包括我给友人复信里所说的那几处小问题，都依然故我。近日重翻《宋淇传奇》，又想到这些小问题，觉得还是纠正一下为是。于是撰写这篇小文，所纠正者仍限于有关吴兴华的第五章，其间失误都涉及吴兴华与钱锺书的关系，虽然问题不大，但毕竟可惜，还是希望该书再版时能有所修订。
二
《宋淇传奇》第五章引吴兴华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致宋淇信中的一段话——“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援引浩博，论断精辟，使我不胜钦佩”，然后宋以朗先生猜想道：“最耐人寻味的，是信中提到‘杂感集’，钱锺书根本没有一本书叫‘杂感集’，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猜那就是《谈艺录》的初稿。”[1]
宋先生的这个猜想肯定是误解。钱锺书的《谈艺录》虽然用诗话体写出故而不很系统，却是一部严谨比较中西诗论的学术著作，怎么会是作为散文的“杂感集”？并且在吴兴华写此信的一九四三年十月，钱锺书的《谈艺录》仍在撰写过程中，直到一九四八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而沦陷时期的钱锺书与吴兴华分居上海与北平两地，彼此并无交往，然则，远在北京的吴兴华如何能先睹《谈艺录》的手稿？如果说吴兴华在《谈艺录》出版前确曾看过该书书稿并对钱锺书有所建言和订正，那也应该是抗战胜利后他与钱锺书在北京熟识时的事了，而不可能发生在沦陷的一九四三年。所以《谈艺录》肯定不是吴兴华所说的那本钱锺书的“杂感集”。
不过，吴兴华说他读过钱锺书的一本“杂感集”，则确乎所言非虚。事实上，钱钟书在抗战期间也的确有一部“杂感集”问世，那就是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出版的《写在人生边上》，该书恰是一部漫谈人生问题的“杂感集”或“随笔集”，而“援引浩博，论断精辟”也正是钱氏散文的特点。当《写在人生边上》在抗战胜利后再版的时候，开明书店曾经刊布过这样两则广告予以郑重推介云——
如果人生是一本大书，这十篇散文就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些文章的题目像很平凡，但经作者写了以后，就发出熠熠的光芒，鞭辟入微，含蓄着无限的机智。[2]
作者用深邃的目光和犀利的观察解剖人生。本书收十篇文章，每篇的题目都简单而平常，但是作者却把它写得鞭辟入里，令人爱不释手。[3]
这两则介绍性的广告很可能出于某位名作家兼书刊编者之手，所以写得简明而中肯，恰切地说明了《写在人生边上》让读者“爱不释手”的原因——作者钱锺书不仅学养深广，而且敏于观察、善于思想，所以他的文章每每能对看似平凡的人生问题作出出人意料、深刻机智的解剖，难怪像吴兴华这样的学院文艺青年“不胜钦佩”而反复阅读了。按，在抗战爆发以后直至上海沦陷时期，开明书店都艰难维持着在上海的部分业务，《写在人生边上》就是该社于沦陷岁月里推出的出版物之一，而由于《写在人生边上》乃是漫谈人生的散文，并无“违碍和运”的文字，[4]它在沦陷区的发行亦无阻碍，所以当时身在另一处沦陷之地北京的吴兴华，是不难看到该书的。还需说明的是，钱锺书自称其散文为“随笔”，而吴兴华却称之为“杂感”，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盖自十八世纪初斯梯尔和艾迪生主编《闲话者》和《旁观者》以来，探讨人生问题、社会道德和文化政治批评的报章杂感文字，就成为英语随笔的主要趋向之一。钱锺书的那些漫谈人生问题的随笔，原本就刊发于报章且以议论精辟取胜，所以称之为“杂感”亦无不可——究其实，吴兴华所谓“杂感”也就是钱锺书所谓“随笔”。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版
顺便说一下，吴兴华之所以激赏《写在人生边上》，也还有另外的原因。盖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沦陷区文艺渐渐“复兴”，就中最显眼的是小品散文的繁荣。当其时，南北文坛上涌现出不少散文小品刊物，众多附逆文人或妥协作家一道同风地发扬着周作人倡导的“言志派”散文格调，竞相以周氏所谓“苦中作乐”的唯美－颓废态度来掩饰和修饰其自私自利的人生妥协情怀及民族失败之感，遂使一种工愁善感、低回作态、自我修饰的“知堂风”小品蔚然成风。对周作人标榜“言志”、低回自饰的散文格调，钱锺书早就不以为然，在抗战前就不止一次提出异议，[5]而当他自己从事散文写作的时候，则秉持严肃的人生态度从容讽议，在艺术上则精警透辟、机智风趣、通脱郎爽。年轻的吴兴华显然认同钱锺书的为人为文风骨，所以他在沦陷时期致好友宋淇的一封信中，同样对周作人一派的为文为人作派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慨然以“文章关系国家气运”与宋淇相激励——
今日我国的学术文章一望之下黄茅白芦远近如一，历来各朝代无有如此衰敝可嗤的，独有周作人林语堂一流人在称赞李卓吾，研究明人小品。古人说，文章关系国家气运，岂是欺人的话？来日太阳一出爝火全熄，定有一个与政治复兴相当的学术方面的振起。这个责任我们若不担负，还要推给谁呢？[6]
在低气压的沦陷区文坛上，一个年轻的学院文人能有这份正气和豪气，殊为难得。而吴兴华特别激赏钱锺书，其实不仅因为他的文章，更因为他“默存”仍自有风骨的人生坚守。
三
《宋淇传奇》在谈到吴兴华对清代诗人舒位的爱好与评价时，又有这样几段夹叙夹议涉及钱锺书——
提到舒位，我就记起一件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零年代。父亲有一册吴兴华亲手抄的诗集，那是天下孤本，第一页抄录了一首署名舒位的诗，没有诗题，起首是“天地有生气，终古不能死”，共二十八句。父亲不能肯定是哪首诗，甚至不肯定是否真是舒位的诗，便到大学图书馆翻查《瓶水斋诗集》。谁知道图书馆认为这书是善本，不予外借，父亲只好在那儿匆匆翻了一遍，却找不到那首诗。当时还没有百度、谷歌，怎么办呢？只好“人肉搜索”了，即是说，他写信向钱锺书求救。结果钱锺书是这样回复的：“所示诗不知出何人手，寒家一无藏籍，惟不得《瓶水斋集》检之；港大有此书，目为罕籍，而珍秘不许检阅，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此集即原刊亦不足为善本，大有寻常小家女被选列三千粉黛之概。王右丞诗所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可以移咏矣。”
父亲其实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港大”是钱锺书自己想当然而已。“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是法文谚语，意思是说，两个极端的事物往往就会碰头。钱锺书又引法文又引唐诗又打比喻，不外乎要说那部《瓶水斋诗集》根本价值不高，却偏偏得到最高待遇。我觉得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只会简简单单说一句“我不知道”就完了，但钱锺书有问题不懂得答，也会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好像他不懂的时候比他懂的时候还要博学，这也可以算是“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了。
后来我父亲在给张芝联、郭蕊的信里写道：“钱锺书对舒位评价不高，大概吴(兴华)以外国眼光看，钱以传统中国眼光看，品位不同。”我记得几年前《南方都市报》曾访问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他跟吴兴华和钱锺书都曾经共事，他说“吴兴华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我不评论巫教授的意见，但看过吴的书信后，我倾向接受父亲的看法，即吴的思想、观点和品味都比钱更接近西方。[7]
不难理解，那时的钱锺书年纪很大了，复信不及细检，误把香港中文大学当作香港大学了。这诚然有点想当然，但也不是多大多严重的问题。真正成问题的，倒是宋氏父子对钱锺书的信不仅有想当然的误解，而且宋以朗先生进而依据其误解来反唇相讥钱锺书是不懂装懂。
事实上，钱锺书的回答很谦虚，看他坦承对宋淇“所示诗不知出何人手，寒家一无藏籍，惟不得《瓶水斋集》检之[8]”，一点也没有摆谱。说来，钱锺书才高学博，论学待人时或傲慢一点，也是有的，但要说他不懂装懂甚至大言欺人，那可真是从未之闻。对此，我也可以作点证 44 35792 44 15850 0 0 7427 0 0:00:04 0:00:02 0:00:02 7427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曾与钱先生有点书信交往，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年轻学子，正在翻译美国批评家Irving Howe的著作Decling of the New（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70）中的The Culture of Modernism一文，文末有几个词似乎是一个拉丁成语，请教多人、不得其解，于是有次写信顺便请教钱锺书先生，让我惊讶的是博学的钱先生居然在复函中坦承“垂询一事，自愧腹俭，又无书可检，只能曳白，奈何！”所以印象很深刻。
然则，钱锺书复宋淇函的随后一段话——“港大有此书，目为罕籍，而珍秘不许检阅，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此集即原刊亦不足为善本，大有寻常小家女被选列三千粉黛之概。王右丞诗所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可以移咏矣”——是不是不懂装懂的瞎扯呢？完全不是。其实，钱锺书的这几句议论针对的乃是《瓶水斋诗集》的版本问题而非舒位诗作的价值问题。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清人的诗集文集在中国内地都还算不上善本，但半殖民地的高等学府有时却以能为被殖民地“存古”而自傲，加上一种奇货可居的心态，遂把一部“不足为善本”的《瓶水斋诗集》视为罕见秘籍，居然不让学人借出参考，使宋淇先生不能细检那首舒位诗作的出处，钱锺书看了宋淇来信说到这些情况，乃在复信中批评“港大”的行径“大有寻常小家女被选列三千粉黛之概”。这话显然是就《瓶水斋集》的版本很得优待、过受珍密而言的，与舒位的诗到底好不好毫无关系。可是宋以朗先生却以为“钱钟书又引法文又引唐诗又打比喻，不外乎要说那部《瓶水斋诗集》根本价值不高，却偏偏得到最高待遇。我觉得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只会简简单单说一句‘我不知道’就算了，但钱钟书有问题不懂得答，也会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好像他不懂的时候比他懂的时候还要博学。”这完全错会了钱锺书的意思，宋氏的批评对钱锺书真可谓无妄之灾。
细看宋先生的上下文，他的误解实导源于其尊人宋淇先生——“后来我父亲在给张芝联、郭蕊的信里写道：‘钱锺书对舒位评价不高，大概吴(兴华)以外国眼光看，钱以传统中国眼光看，品位不同’”——就是明证，宋先生不过承袭了其尊人的误解而已。宋以朗先生是个“理工男”，对钱锺书的信中语有所误解，那是其情可原的；而其尊人宋淇先生则是人文学者和诗歌批评家，虽然所爱所论多是新诗和西诗，但在吴兴华的感染下也读过一些中国古典，却把一个清人诗集版本的善不善与其诗作的好不好混为一谈，也太粗心了点。
进而言之，钱锺书手头没有《瓶水斋集》，不等于他没有读过舒位的诗，即使他当真对舒位的诗评价不高，也未必是多么严重的过错；而吴兴华对舒位诗的高评价，亦未必就是得当之论；而且纵使钱锺书、吴兴华对舒位诗的评价有所差异，那也不过见仁见智而已，何须是此而非彼呢？如今《瓶水斋诗集》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很容易看到，我们读一读，也未必就一定认同吴兴华的评价。《瓶水斋诗集》的点校者在该集《前言》里说：“他的诗歌，除大量羁旅行役诗，以及由此派生的写景、咏史、怀古诗外，对现实社会的弊病也有相当的反映和揭露；此外，由于学养的深厚和多方面的才华，他对于诗歌、绘画、戏曲等也有独到的见解形之歌咏。”[9]这是点校者例行的赞词，其实，对好学问而且好宋诗的大多数清代诗人来说，点校者所谓舒位诗的特点云云，几乎是普遍适用的评语，而舒位的独特性或独创性也就寥寥无几了。事实上，由于古典诗艺到清代士人那里几乎成了普及性的技艺，不少清代诗人的诗作量都远超唐宋人，但所写大都不脱唐宋诗或汉魏六朝诗的范型。纵使颇有才思的舒位也难逃古典范型的局限。就舒位而言，他确乎好诗成癖、拼命多写，差不多成了无事不可为诗的诗匠，几乎是见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于是诗这种高度精微的语言艺术，在舒位那里就成了稀松平常的日常言语行为，常是一日作诗十数首以至数十首，颇见熟滑之弊，很少独造之作。读者若读《瓶水斋诗集》的一卷、两卷，还勉强可以忍耐，待到苦苦读完《瓶水斋诗集》的全帙，则恐怕不能不失望于它的泛泛了。
当然，也不能苛求舒位，问题在于中国古典诗歌经过唐宋的辉煌之后，后人真是难能推陈出新了，纵使博学多才如舒位于此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作诗也就只好以多取胜，其诗作勉强可说的好处，就是博学多思、好发议论。这暗合了彼时吴兴华的诗学趣味。宋氏父子认为“吴（评论舒位诗歌）的思想、观点和品味都比钱更接近西方”，这话大体不差，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吴兴华的问题也恰在于此。很显然，年轻的吴兴华所接近的西方诗，主要是英语一系的现代派诗及其在英诗里的传统——十七世纪的玄言诗，再加上一个德语诗人里尔克，正是对这些西方诗歌的阅读，塑造了吴兴华接近西方的诗学趣味。而当吴兴华从这样的“西方”受到启发、再返回来看中国清代诗人舒位的诗，自然觉得舒位的诗颇有些近似于上述西方诗歌多思且多书卷气的风格，于是颇惊讶于自己的“发现”，因此对舒位的诗甚为激赏。如此以西例中的好奇之见，恰恰表明那时吴兴华的诗学趣味还不很成熟、视野还不够开阔、论诗也不免好奇之过——这对年轻诗人来说其实难免，所以也无须苛求。至于四十年代钱锺书的中西诗学修养，自然比年轻学子吴兴华成熟得多，更无论晚年钱锺书之折中中西诗学之宏通了，他会如何评价舒位，我们不得而知，但设想他会盛赞舒位，那很可能是奢望。
四
诚然，吴兴华确是难得的人才，尤其是外语能力特强，加上博闻强记且善于属文，很早就显现出不凡的天才。《宋淇传奇》所记下述轶事，则可看出他不仅天分高而且很勤奋——
关于吴兴华的博闻强记，例子当然数不胜数，我不妨再举一事。在燕大西语系读书时，包贵思教授(Grace Boynton)开现代诗课，用叶芝(W .B.Yeats)编的《牛津现代英诗选》为课本，大考时选出十节诗，要学生猜出作者并陈述理由。这十节诗并没有在课本内，课本选入的是其他诗歌。吴兴华不但能猜出作者，还能说出诗名和上下文，因为他全都看过，且过目不忘。他有一篇学期论文，题目是“评论现代诗选各选本之得失”，为了写得滴水不漏，他遍读了清华、北京国立图书馆和我父亲所藏的各种选本，然后在论文中逐一论列，内容竟超过包贵思所知。照这类轶事来看，我父亲认为他是另一个钱锺书，的确不是没有理由。[10]
上述故事当是真事，只是宋以朗先生可能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其实，吴兴华在燕京求学时考读的是现代英诗，撰写“评论现代诗选各选本之得失”所论的乃是中国新诗。从宋先生所谓后者“内容竟超过包贵思所知”，可以推知他把所考所谈都当成英文诗了。不错，年少的吴兴华确曾用心阅读中英新诗文献、进而撰写了一篇“评论现代诗选各选本之得失”的文章，那文章也很快就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出刊）上发表了，题目简作《谈诗选》，但其所谈的不是英语现代诗选，而是现代中国新诗选。在这篇“谈诗选”的评论文章里，吴兴华严肃批评了当时中国国内的各种新诗选本之不足，特别表扬的则是“一本极其卓越的《现代中国诗选》”，而这本《现代中国诗选》乃是英文的。吴兴华在文中没有说明这本英译的中国新诗选诗是哪一本、谁编译的，但从文章内容大致可以推定，那应该就是由当年来华的英国学者阿克顿与当时北京大学年轻教师陈世骧合作编译的Modern Chinese Poetry（tr. by Harold Acton and Ch’en Shih-hsiang,London:Duckworth,1936.）。
其实，吴兴华写《谈诗选》时尚未上大学，其外语能力和文学才思已很出色，所以宋淇后来推许他是“另一个钱锺书”，宋以朗也认为其父的推许“的确不是没有理由。”可是，《宋淇传奇》第五章却又讲了这样一段闲话，也涉及吴兴华与钱锺书的关系，那就是前面引过的一段话——“我记得几年前《南方都市报》曾访问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他跟吴兴华和钱钟书都曾经共事，他说‘吴兴华的英文可能比钱钟书好’。我不评论巫教授的意见，但看过吴的书信后，我倾向接受父亲的看法，即吴的思想、观点和品味都比钱更接近西方。”可以理解，宋以朗先生或许因为吴兴华是其父最爱重的朋友，所以也像乃父一样对吴兴华不免有点崇拜，这是人之常情，不足怪也。问题是，他引用巫宁坤的那句“吴兴华的英文可能比钱钟书好”，然后故意按下不表，却又说“我倾向接受父亲的看法，即吴的思想、观点和品味都比钱更接近西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有什么意思？先来看巫宁坤的话是什么意思。举世公认，钱锺书和吴兴华都是罕见的外语天才，巫宁坤却要在钱、吴二人之间决个高下，这样的比较有意思吗？而且怎么比？比谁记的英语单词多、谁的英语发音更纯正、还是谁读的英语书籍多、抑或谁更受外国学者的赞扬？诚然，吴兴华在这些方面都很不错，可是钱锺书会输给他么？我不好推测巫宁坤说这些话居心何在，但委实觉得他的话有些无聊而且无事生非。我在初读了友人转给我的这一章后，就对此感觉不好，所以在回信里曾不客气地写了大体如此的话——“巫宁坤说吴兴华的英语比钱锺书先生还好，你觉得他这样比较有意思吗？巫宁坤前半生坎坷，让人同情，但从他的一些文章所透漏出的为人做派、与人交际情况来看，此人似乎很以留学美国自傲，然则他自新时期至今成就何在？而其言论尤好高低计较之谈、颇多搬弄是非之说。他在吴兴华和钱锺书两先生都已故世之后，还来搬弄这样的口舌，真是老来无聊矣！”现在，我仍是这样的感想，而且还想补充一句：如果说《宋淇传奇》一书有什么比较突出的毛病，窃以为那就是作者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以外语好、西学熟来论人纪事的倾向。这种倾向通俗地说是“崇洋迷外”，借用流行的学术语言，也可说是一种深刻到不自觉的被文化殖民之心态吧？当然，外语好、西学熟毕竟是好事，但叙事论学唯此为大为准，就未必然了。即以作者的祖父宋春舫先生和鲁迅先生来比较一下，宋春舫的外语能力和西学程度很可能比鲁迅好而且精，但两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贡献究竟谁大呢？
2017年1月5日草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注释
[1] 以上两段引文俱见《宋淇传奇》第172页，宋以朗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
[2]《开明文学新刊散文六种》，《中国作家》创刊号，第47页，上海：开明书店，1947。
[3]《开明文学新刊四种》，《中国作家》第3期，第7页，上海：开明书店，1948。
[4]事实上，钱锺书的这些人生“杂感”的某些篇章，如发表在昆明《今日评论》上的《冷屋随笔》之一《论文人》，就曾被汪派的文摘刊物《时代文选》转载——参见《时代文选》创刊号，上海：时代文选社，1939。附按，《时代文选》虽然是汪派的妥协主义刊物，但主持者为了表示“广开言路”，所以它所转载的既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林柏生、胡兰成等妥协－投降派的言论，也有其他正直的文人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郁达夫、沈从文、钱锺书等人的文章。
[5]钱锺书在1932年即批评周作人刻意张扬“言志”、蓄意贬斥“载道”的散文史观之偏至——见中书君（钱锺书）：《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新月》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1日出刊；又在1933年毫不客气地批评沈启无在周作人指导下编选的《近代散文抄》之标榜明人的闲情逸致乃是“没落”的“太古时之遗迹也！”——中书君（钱锺书）：《<近代散文抄>》，《新月》第4卷第7期，1933年6月1日出刊。
[6]吴兴华1945年1月25日致宋奇（宋淇）函。
[7] 宋以朗：《宋淇传奇》，第180－18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
[8]对这句话我有一个疑问：钱锺书既说“所示诗不知出何人手，寒家一无藏籍”，接着说“惟不得《瓶水斋集》检之”，这前后的话虽然可通，但细绎起来，“惟”字用的有些别扭、语气似不顺——窃疑“惟”或是“惜”之误植或误录，但也可能是我过于拘泥了。由于无缘得见原函，故存疑于此，供宋先生订正时参考。
[9] 《瓶水斋诗集》“前言”第3页，曹光甫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宋淇传奇》，第171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原刊《东吴学术》2017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