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 | 难得的坦然
钱谷融先生（1919-2017）
编者按
钱谷融先生于前日仙逝，学界同声哀悼。本公号特推送王晓明教授写钱谷融先生的一篇文章，以为纪念。该文作于1994年，原为王晓明教授为《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论文自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所作的序言，后收入《太阳消失以后——王晓明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被选入季剑青、张春田编《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感谢王晓明教授授权发表。
王晓明
大约半年前，我间接听到一个疑问：“钱谷融先生的名气这么大，为什么文章却不多？”我很能理解这个疑问，十五年前，我做钱先生的研究生的时候，一边搜读他的文章，一边也在心里发生过这样的疑问。记得有一次，他指着自己那张堆满了书，几乎不容他再铺开稿纸的书桌，笑说道：”我这个人太懒，喜欢读，却不喜欢写。”我竟暗暗地有点同意，以为先生确实是懒了一些。转眼之间，十五年过去了，回想自己当时的幼稚和简单，不免会觉得好笑，我甚至由此猜想，我最近听到的这个疑问的发问者，一定也是非常年轻的吧？
也是在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钱先生读大学时曾写过许多颇具风致的散文，有的还引起老师的热烈称赞，并在其文后面批道：”非深于情者，不能作此文！”他24岁时还写过一篇文言的《说水（述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用长长的排比旬式，描绘江河雨露的千婆百态，最后说：“是以其为器也，芴漠无形，变化无常；乘风凭虚，卑以自居，甄有形于无欲，颁大惠于群生。使身而能化也，吾其为水矣。”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然容易有阔大的抱负，但他又要“甄有形于无欲”，像水那样取一种“卑以自居”的低婆态，却明显是表现了他的性情的另外一面。再联想到他同时候写下的那些多情的散文，我就不由得要认定，那敏感而多情的因素，实在是占了他天性中很大一个比重的。他并非没有刚性和雄心，但从内心最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却首先还是热烈、天真与谦和的性情。
但他却遭遇了一个严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越是热烈而谦和的人，往往越容易受到践踏。40年代的战乱自不必说，就是50年代之后，种种粗暴的对待也还是接踵不断。他写了一篇《论“文学是人学”》，就受到那样大规模的批判，上海有一家出版社，竟打算连续出版那些所谓的批判文章。虽然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此后的处境却一直岌岌可危，他成了一面触目的“白旗”，随时都可能被人拔掉。甚至他给学生讲完课，刚刚离去，都会有预先布置好的“革命”教师上台“消毒”。再以后，就是“史无一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时他会遭受怎样的折磨，也就不必细说了。直到1978年，他已经当了36年讲师，却仍然被排除在申报副教授的名单之外，仿佛依旧是某种无形的另册中的人物。
即使是像我这样在“文革”中长大，对种种反常现象并不陌生的人，有时候也很难体会，在钱先生陷入的那种生活氛围里，人要维持自己的良知和人性是多么困难。或许是因为天性，他很少采取那种宁折不弯的对抗姿态，倒是常常以忍让和退避的方式，来缓解外界的压力。他由此养成的有些习惯，也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后，甚至我们做他的学生了，私下里还曾诧异过，说怎么从不见先生与别人据理力争。他对人生采取这种种的低姿态，内心当然会有痛苦。有时在闲谈中，他会对人生的惨淡的一面，发出那样深切的喟叹，就足以令人窥见到他的痛苦的深广。但我想，他年轻时那种对水的向往，是不是又会使他从这低姿态中感受到另一种意味呢？忍让当然是忍让，退避也当然是退避，但只要内心的方寸大致不乱，又何尝不能将这忍让和退避转变成某种隐约的超脱呢？你和钱先生接触越久，就越会从他的温厚与谦和背后，感受到热烈的爱憎之心；与他对散淡超脱的向往同时，他内心还分明涌动着对那恶的强烈的反感，对庸俗的毫不掩饰的轻蔑。我有时确实暗暗感慨，他经历了那么长久的严酷的生活，却述能保持一份正常的性情，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我现在更多了一个猜测，那《说水》所体现的甘居弱势的天性，是否也是助成了他这“不容易”的一个原因呢？
以钱先生的天性，即使不继续先前的散文创作，也会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和批评家。他越是想避开污浊的现实，就越会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文学世界之中。当外界的压力一天天加重的时候，他大概也只有在书房里静静读书，才能获得片刻的松弛和欢愉吧？有时候，对伟大作品的感动，竟会成为人体验人性尊严的惟一途径。我想，钱先生对他的写作，内心一定是极为看重的。当然，就在这一方面，他也常常是采取了低姿态。比方说，自《论“文学是人学”》遭到批判之后，他就几乎再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见解，他宁愿通过具体的作品评论，一点一滴地表现这些见解，却无心再做《论“文学是人学”》那样令人侧目的长论。他渐新形成了一种宽容含蓄的文风，很少写否定性的批评文字，即便有时候非得要说上两句，也总是异常温和，甚至简直就不露痕迹。自然，最能表现他这低姿态的，还是他在写作上的“疏懒”。一般而言，从事文字生涯的人，越是善感多情，就越可能勤于写作。从钱先生早年的散文来看，他分明正是一个勤于用笔墨表达心结的人。即便后来从事文学批评，情形也还是一样，为了学校里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他会一口气写出三万多字的《论“文学是人学”》，就说明他那支笔是多么勤快。可是，5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环境，却似乎越来越不能容忍一个人再像先前那样真诚地写作，在动辄得咎的形势下，恐怕也只有随时自我调整的人，才可能保持勤奋和高产。这样的自我调整是极不容易的，它常常需要某种特别旺盛的欲望作为动力。可在钱先生，这样的欲望却不怎么强烈，他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停笔。中国的文人固然有好名的传统，却也有“狷者有所不为”的古训，当文章上的功业竟要以谀世作为代价，洁身自好的人便只能放弃它。功名心是淡漠了，疏懒的习性也确实渐渐养成了。80 年代以来，钱先生的文字仍然不多，大概也有几分是由这习性造成的吧？但我要说的是，他却也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一份内心的坦然，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似乎并没有付出那么重的自我迷失的代价。
这就是他那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为什么能够获得很大声誉的原因。不单像《论“文学是人学”》那样的长文，当时就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是《管窥蠡测》一类的短篇，在发表二十年之后，也仍然使我这样的年轻人感到佩服。就如他在整个人生道路上，常常以退避来保全心灵的健康一样，他在写作上也正是以“疏懒”换来了风格的一贯。无论写什么文章，他总是面向艺术和诗意，谈作家对人物的创造也好，谈批评家对艺术的感受也好，谈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也好，谈一出戏剧甚至一首词的结构也好，他投出的始终是一种审美的眼光。他给自己的一本论文集取名《艺术的魅力》，正是非常确切地概括出了他从事批评的兴趣所在。正因为总是在谈论艺术，他就常常能自然地袒露情怀，他的笔端总是带着情感，从容不迫，娓娓道来，那种诚恳亲切的口吻，确实非一般人所能模仿。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要有“事外远致”》，在我看来，他自己的文章就常能表现出对这境界的追求。他笔下绝少峻急愤激之气，从娓娓道来的风度之中，你倒常常能感受到一丝飄逸的气息。即便分析一个很小的细节，他也总能向你传达出对于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他的文字远离匠气，更没有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呆板和矫情，個若不是心中远远地悬着那一个“事外远致”的境界，这些怕都是难以做到的吧。不用说，他的文笔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人情和人性的一贯的専重。只要有可能，他总会以各种方式表露他的这种専重，强调文学是“人学”也罢，辨析文学的“特征”和“魅力”也罢，他的根本立论都在这一点上。说起来，这应该是人人能懂的道理，并不算怎样的深奥，但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要像这样固执地重复这些道理，却又分明需要勇气，需要坚守良知的决心。在一个连基本的是非都颠倒了的社会里，能够不丧失对于普通的人情物理的正常感觉，已经不容易了，再要坚持把这些感觉说出来，就更加难得。80年代中期，钱先生在自己一本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变化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而我的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对艺术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却是前后相当一致，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方面固然多少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还不十分理解的东西，总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比较的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却也充分说明了自己的驽钝，适应性太差，不能与时俱进。不过，如今当我动手来辑录和整理这些旧作时，却也因此而几乎可以不必做什么改动，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或某些提法的情況，这一点，却也是很可自慰的。”在那一代作者当中，能这样坦然回顾的，又有几人呢？
一个人的写作会具有怎样的意义，除了来自他自己的愿望，恐怕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时代环境的作用，即如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就有许多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兼具一种证词的含义，以至有论者公开断言，说批评的意义正在于为时代作证。我也很愿意这样来理解钱先生的文字，它们不但是一种学术研究，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看法，更是一份深具个性的证词，记录了他所遭遇的那个严峻的时代，以及他在这样的时代中苦苦挣扎，竭力保持人性和尊严的精神历程。十几年前他给我们投课，曾和已故的许杰先生一起，反复强调做人和作文的关系。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他们这些话的深意，直到我自己也从事文学批评，逐渐感受到了手中这支笔的分量，才渐渐明自了，他当初为什么要反复做那样的叮嘱。虽说今天的许多情況，都已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文学批评所承受的严重压力，大体上却似乎依然如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写作同样并不单纯，我们同样是在向社会和历史提交自己的一份证词。事实上，也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当钱先生嘱我为他这部自选集写几句话的时候，我才能排除种种的犹豫而欣然应命。对他回顾写作生涯时的那种坦然的态度，对他那种无需将自己的证词多加删改的轻松的心境，我是太向往了。
1994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