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大野泽文化探源
大野泽文化亟需挖掘、保护和开发。位于大野泽中心区域的菏泽市应立足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全力做好大野泽文化旅游文章，在发掘梳理大野泽文化发展脉络基础上，通过提炼景观价值，活化历史和景观，变文化资源为旅游资源。
近日，应邀到鲁西南考察旅游资源，深深为以菏泽为中心区域的大野泽文化所震撼。从历史资料、文化遗存、民间传说等几个方面看，大野泽区域的远古文化堆积深厚，并对地域文化乃至华夏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有必要及时地挖掘、保护和开发。但从当地及全国范围内的文史研究情况来看，这方面是欠缺的和不系统的，甚至没有对“大野泽文化”这一专属称谓的定性和命名，震撼之余颇感遗憾。笔者浅薄，但仍想为大野泽文化的传承略尽绵薄之力，现就前人研究基础上，撮其要而缕其纲，以期凸显大野泽文化之内蕴，升华大野泽文化之形象。本文抛砖引玉，如能引发有识之士的共鸣与重视，则无憾也。
菏泽市位于黄河下游，地处鲁西南，与苏、豫、皖三省接壤。黄河自河南开封折东北入境，流经辖内的东明、牡丹、鄄城、郓城等县区，境内全长157公里。东南方向沿曹县、单县边界有黄河故道。古今黄河几乎是鲁豫两省的天然分界线，菏泽市恰好处于三角地带内，北与濮阳（宋时濮州治所在今治鄄城县）隔河而望，南与商丘划故道而治，辖内的9个县区除巨野县有几处低山残丘外，其余均为黄河冲击平原。这就是古代大野泽的中心区域，是华夏民族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
大野泽前世今生
明末张岱《夜航船》曾记载，古有“九泽”，其中雷夏泽、孟潴泽、大野泽均在菏泽周边区域。
一、菏泽之“泽”名副其实
雷夏泽，即雷泽，又名龙泽，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济阴山阳县西北”，今菏泽城东北30公里，山阳即今金乡。北魏时“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由此可见其水域面积。宋代以后黄河常在曹、濮一带溃决，雷夏泽渐为黄河泥沙所淤涸；“菏山”是境内低矮山丘之一，现已采石殆尽。但菏泽地名却由此而得，传为“菏山”和“雷泽”的简称。
孟诸泽，又名孟潴泽、盟诸、明都泽，《尔雅·释地·十薮》载：“宋有孟诸”；《水经注》载：“明都泽，在梁郡睢阳县东北”，即今商丘东北、单县西南浮岗镇、李新集一带，亦即菏泽东南方向约30公里，周恒王七年（公元前713年）因郑、鲁、齐、陈、曹、卫六国诸侯在此结盟伐宋而得名。昔日孟诸泽，烟波浩淼，方圆百里，泽畔森林茂密，遮天蔽日，珍禽飞于蓝天下，异兽奔于灌木丛。单县古称单父，因舜帝之师单卷居此而得名，周成王封少子臻于此，为单子国。东周春秋初期，属宋国，后为鲁国单父邑。据《单县志》记载，孟诸泽“南起归、虞；北至济、兖；西连曹、成；东接丰、沛……”。由此可见其水域面积之广，且早在夏朝就已形成。孟渚泽蓄水量巨大,足够引灌整个宋国的土地，故宋人多祈祷上苍不要过多下雨，因为洪涝减产是宋国人最大天灾。《庄子·秋水》载：“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望洋兴叹的典故即出于此。
大野泽，又名巨野泽，是由黄河、济水和汶水交叉积聚而形成的内陆淡水湖，为古代黄河下游鲁西南地区的巨大湖泊。远古时，黄河携带的泥沙淤积在泰山西南逐渐形成一片广袤的平地旷野，于是出现了今天的鲁西南平原。此时的兖州（治所在今郓城西北）是鲁民活动的中心，鲁人西出群山，见此连绵旷野，谓之大野。《尔雅·释地·十薮》载：“鲁有大野”。《周礼·职方·兖州》云：“其泽薮曰大野”。《地理志》云：“大野泽在山阳钜野县北，钜即大也。”今有巨野县名为证。据考，大野泽位置在雷泽东北方向，距菏泽在60公里之外，历史上多有变迁，但基本上是在黄河以东巨野、郓城、梁山、嘉祥、东平、汶上六县之间游移，宋代的梁山泊、明清时期的东平、蜀山、南旺、马场、马踏等“北五湖”都是古大野泽的遗存。
综上所述，雷夏泽、孟潴泽、大野泽俱在菏泽周边方圆百公里以内，从古籍记载看，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分或连，或大或小，区域分隔也不甚明显，名称也不尽相同，甚至还出现过“北五湖”，概因黄河反复改道和洪灾造成，但总体说，彼时菏泽之“泽”当名至实归。三泽中尤以大野泽水域最大，且历经久远，影响最广，文化渊薮也最深远。
二、大野泽之沧海桑田
悠悠五千年，大野泽从不断扩大到逐步消亡，几经变迁。
——《尚书·禹贡》记载：“大野既潴，东原厎平。”潴，水聚集也。厎，古同“砥”，水去后其地既致平复。《禹贡》是以记载大禹治水为主的重要地理著作，由此可推断，大禹治水时，大野泽已经存在。
——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决口于瓠子（今濮阳西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此次黄河决口长达23年，导致大野泽湖底抬高，湖面扩大。瓠子堵口是西汉时黄河上一次大规模的堵口工程，汉武帝亲临黄河决口处指挥堵口，并作《瓠子歌》悼之，修筑“宣防宫”以纪念。
——南朝刘宋时，据郦道元《水经注·济水》记载：“巨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清济，旧县故城，正在泽中。”这说明巨野泽还在扩大中。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大野泽，一名钜野，在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这说明至少在唐朝元和年间，其水域仍然十分广阔。
——五代后晋开运元年，据顾祖禹《方舆纪要》：“滑州河决，侵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而合于汶，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梁山泊就此形成。
——宋天禧三年、熙宁十年两次河决，又相继从滑州、澶州（今滑县、濮阳、清丰一带）东注梁山泊。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北宋时黄河灌注梁山泊，水面虽持续扩大，但湖底却迅速淤高。这一烟波浩渺、绵亘数百里的巨泊，成为施耐庵《水浒传》创作的始作俑地。
——金代开始，黄河南徙，由于黄河屡次决口冲击，湖面被淤积，由南向北逐渐干涸，其西南部因受河水泥沙淤积抬高，湖区向北相对低洼处移动，巨野、郓城、嘉祥及梁山南部淤积成了平地，大片滩地涸露，被分割成“北五湖”。但黄河北泛时仍灌注梁山泊，梁山泊迅速淤浅。
——元至正四年，黄河灌注梁山泊，又成为一片泽国，“河徙后，遂为平陆”。
——明代后期，黄河长期稳定由淮入海，梁山泊逐渐淤涸，蜀山、南旺、马场、马踏四湖大部淤积，成为仅供夏季蓄洪的平缓洼地。
——清康熙初年，《寿张县志》（现阳谷地带）载：“村落比密，塍畴交错”，湖面退缩到梁山县城以北二十多公里处，周围已经全部被垦为农田，曾经有八百里水面的梁山泊消失殆尽，今天东平县境内的东平湖为其残存水域。至此，大野泽遂成为历史，不为今人所知。
三、远古“东海”即大野泽
《山海经》记述的是远古神话和山川地理，虽非“正史”，但其中地理、人物固有所本。事实上,《山海经》中提到的许多远古山、海地名乃至人物都有迹可循。
《山海经·北山经》有精卫填海的故事，从“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可推断发鸠山位于山西省长子县城西；而炎帝部落离海遥远，其小女女娃是怎么到东海的？所堙“东海”位于何处？炎帝部落未曾到过东海，遑论其女？当时的情况是“炎帝欲侵凌诸侯”，沿黄河向东发展，先与黄帝部落进行阪泉之战，后炎黄联盟于涿鹿大战蚩尤。蚩尤战败，肩髀被葬于巨野泽畔，对此古史有记载，且“蚩尤肩髀冢”至今犹存。故所谓“游于东海”不过是女娃随父远征至“东海”而已。以此推断，此处“东海”即古大野泽。
《山海经·大荒南经》可以佐证：“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甘，水名。”《吕氏春秋·先己》作“甘泽”。而黄河之南的山东汶泗流域正有甘水、甘渊，以今日之地理定位，汶泗当在古大野泽之外，故此“东海”非古大野泽则无所指。
《大荒东经》亦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帝王世纪》说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南宋罗泌《路史·高阳纪》云：“帝立于穷桑，有穷桑之号。”“穷桑”亦即“空桑”，少昊、颛顼所居无论时曲阜还是泗源，均在大野泽之东，以此推断，“东海之外”之“东海”亦当指古巨野泽。
《宋史·宦官传》：“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可见其面积之广大，故古人以海视之。
由于古时的雷夏泽、孟诸泽、大野泽等皆位于鲁西南菏泽周边地区，尤以大野泽为大、为久，且五千年来区域内孕育了大致相似的文化，因此，我们姑且以“大野泽文化”来统领来这一地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
大野泽文化源远流长
一、远古文化
1、华胥雷泽履迹
《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庖羲即伏羲，成纪有说在甘肃天水，但据列御寇《列子·黄帝》记载，“华胥之国在弇州之西。”弇州即今天山东的兖州，夏商时兖州为古代九州之一，大野泽即属古兖州之域。根据历史记述以及研究考证，一般认为，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因此，华胥氏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是华夏之根、民族之母。从华胥到华夏，从华夏到中华，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
2、伏羲发源祖地
著名历史学家王献唐曾考证：“泰帝为伏羲，以居泰山而有此号。后裔居曲阜者，袭其旧称。华胥为东方伏羲之旧族，散居泗水一带，泗水、曲阜接壤，并在一方”。其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认为：“伏羲发源祖地，殆即今泗水一带”。此说虽有争议，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3、神农起于历山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曰：“神农氏又号魁隗氏，本起于烈山。”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列山氏、历山氏。连山、列山皆指春秋之历山，系同地而异名。关于历山之考证，历代皆有论及：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注》曰：“历山在河东，今有舜井。”皇甫谧曰：“今济阴历山是也，于雷泽相比。”《水经注》云：“雷泽西南十里许，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南宋罗泌《历山考》曰：“历山在县（雷泽县）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泽西北十六，有小山孤立，谓之历山。”明《濮州志》记载：“历山在州东南七十里，即虞舜躬耕之处，有舜庙。”《大清一统志·曹州府历山篇》记载：“在濮州东南七十里，接菏泽县界”。清末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山考》将濮州历山列入“古有今无之山”，称“是元时兹山尚在。今其地名历山庙，莽平无拳石，而雷泽即涸无勺水。陵谷变迁，于兹为信”。据此而言，历山当位于菏泽市鄄城县东南四十里闫什镇历山庙村，现存遗迹。今历山庙有“龙泉舜井”，并立碑。上世纪末，文物人员对历山遗址进行了考查，经探铲分析，地表下二米，为灰褐土，为汉至商周文化层，2米至4记载7米为灰黑土，为龙山文化层，同时采集到312件遗物。龙山文化年代与炎黄时期时间相符，此为实证。
4、颛顼遗墟
宋初《太平寰宇记》记载：“濮州，今治鄄城县。古昆吾旧壤，颛顼遗墟。”又说颛顼与少昊均都于穷桑，即今曲阜，相去大野泽不远。
5、尧葬谷林
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竹书纪年》记载庆都“生尧于丹陵”。丹陵即历山（庆都为帝尧之母）。《吕氏春秋》记载：“尧葬谷林，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尧死后，虽天下人争相修陵建庙，但却有“尧王虚葬八百墓，惟有真身在谷林”之说。谷林、历山、河滨、雷泽均在菏泽境内，尧陵现位于鄄城县富春乡谷林寺，南有庆都陵。
6、舜耕历山
舜姓姚，颛颛帝之后裔。《史记·正义》曰：“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又有姚墟，云舜生处也。”《地理志》应邵注：“姚墟与雷泽近，后世称为姚城。”唐《括地志》记载的方位更加确切：“姚墟在濮州雷泽东十三里。”《曹州府志·濮州》图考指出，姚墟在濮州东南境与曹州府（今菏泽市）东北境的结合部。据此判断，姚墟遗址的方位大体可确定为鄄城县闫什镇姚刘庄村，此村在古雷泽遗址东南十余里，可以认定即帝舜诞生之地——姚墟故址。
关于“舜耕历山”的历史传说，始见于《墨子·尚贤》：“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又：“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舜袭尧位后，巡视九州，域内人感于圣德，视舜为己人，遂命名当地风物为舜故乡地名。以后，其后裔不断外迁繁衍，为追忆故乡，亦将当地之山水唤作家乡之名，这在后人迁徙中已司空见惯。由此，全国“历山”遍地亦在情理之中了。舜耕历山渔雷泽的事迹姚氏家谱有记载，且后继有人。姚刘庄村姚姓存有清学者姚振宗所修《姚氏百世宗谱》，其谱序云：“适我宗得姓之始，自大舜居姚墟，因以为氏，是姚即舜裔也。”可以确定鄄城即是帝舜故里。
7、大禹治水
共工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掌控洪水。《淮南子》记载“共工怒触不周山”之传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此虽是神话，却揭示了当时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淮南子·本经训》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这里所说的“空桑”，乃古地名，今曲阜，就在大野泽之东。薄者，迫也，是说由共工带来的洪水，已经迫近了，具体说就是说孟渚一带。夏禹之前的孟渚泽是一片无际河泽。《山海经·海外北经》又云：“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为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鲁地在北，孟渚属鲁。夸父追日的神话故事与大禹治水的时间是吻合的。
无论是典籍史料，还是传说，治理洪水之功首推夏禹。《墨子·兼爱》记载：“古者禹治天下，…东方漏之陆，防孟渚之大泽，洒为九浍，以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正如《左传》所云：“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大禹治水区域之广、之影响是巨大的。但《尚书禹贡·豫州》也有记载：“导菏泽，被孟诸”。这说明大禹治水到过巨野、东平，大野泽区域是重点项目之一。夏禹之后，洪水退去而形成了大泽，成为一片湿地，广渺无限，水草丰茂，人们“填淤肥美，聚而耕之，稍筑室宅，遂成部落”，这大概就是当时古孟渚形成的情形。
东平县有一腊山，古时叫“拉山”，得名于大禹治水。今东平湖一带有神牛拉山的传说：时大禹见水道为山峦阻断，其中一山树茂石奇，便命神牛把此山拉至东海之畔，并名之曰“拉山”。《禹贡》中“大野既潴，东原底平”，即大野泽被当作蓄水之区后，除去了东平一带的水患。此亦东平名之始源。
大野泽残存水域
8、涿鹿之野
“涿鹿之战”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史创世大开篇，黄帝战蚩尤之地致密城，是一个宏伟壮观的特大规模的城垣，是中国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上古城池之一，这个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已经具备了都城的功能，可惜北宋晚期毁陷于地震和河决泛滥。
致密城遗址位于今山东省汶上县南旺湖区，是远古蚩尤国土。有一种解释，指涿鹿的“涿”和“鹿”，两个字都是地名；亦有说法，其名源出鲁西南的“蜀之麓”。近代以来，有历史学家考证：上古“涿”的地望以今天汶上县南旺镇的“蜀山”为中心的大野泽一带。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说：汶上县西南有蜀山，是蚩尤部落聚居地。以蜀山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曾经长期存在一个“古蜀国”，贵州九黎苗族传说中的蚩尤故里就在这里，即苗族古歌谣中屡屡提到的“金色大城垣”——“直米利”（致密城之谐音）。
现代史学家胡厚宣先生明确指出蜀的地理范围：北自泰山、南至汶上。钱穆的老师民国时期“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分析，蜀在兖、徐之间；并指出：蜀山即涿鹿之山，实蚩尤氏故国。原来“涿”即是“蜀”。“鹿”是指“麋鹿”，麋鹿最初生活在气候湿润的大野泽。远古时代的南旺湖区山川秀美，麋鹿遍野，黎民安乐，今天的大野泽遗址还遗留有许多“鹿”的地名，如汶上的“鹿角湾”、“鹿庄桥”，梁山的“鹿吊”，郓城和嘉祥还有“鹿庄”，等等。
蚩尤墓又称蚩尤肩髀冢，位于巨野县城东北郊堌堆庙村前。也就是说，涿鹿之战的发生地和蚩尤的埋身地均在大野泽一带。蚩尤战败，涿鹿既并入黄帝国土，故而出现了“涿鹿之野”的说法。2010年大运河南旺枢纽大遗址被列入全国首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南旺枢纽遗址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9、龙山文化遗址
大野泽区域的考古活动日盛，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在菏泽境内都有众多的发现。安邱堌堆遗址位于菏泽市东南12公里，曹县韩集镇孙庄村北，现存堌堆高3米，长宽各500米，四壁较直，断面暴露有文化层。经调查、发掘，遗址堆积甚厚，达4米以上，距今约4500多年，是一处叠压的文化层，上部为汉代文化层，中部为战国时期文化层，下部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伏羲氏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帝距今约5000年，距今约5000年之久的“龙山文化”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的尧舜禹时代，在时间上也比较契合。这足以说明，三皇五帝和尧、舜、禹几乎都在此留下了宝贵足迹。
历史文献、传说、考古等几个方面都可以佐证，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繁衍生息都与大野泽有关，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大野泽在华夏历史上居于神圣地位，是养育中华先民的生命之泽。余秋雨先生曾说：“中华文明的襁褓，就在蚩尤与黄帝的战争时期”。由此看来，大野泽区域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
二、龙和麒麟所体现的集美思想
所谓集美思想，通俗地说，是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集中在一种事物上的表现。这种理念一直是几千年来国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所追求实现的目标和愿望。《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古人以麟为兽类之首，凤为鸟类之王，龟为介类之长，龙为鳞类之尊，以此象征祥瑞、和谐、长寿、高贵。除龟是现实中存在的，其它三种都是幻化虚构之物，且都体现了集美思想。其中龙和麒麟又与大野泽有诸多渊源。
1、龙生雷泽
龙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和传统文化的标志。龙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唇、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种虚构的超自然物，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当代，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产生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同时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龙的观念和意识世世代代被人们所接纳、认可，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的信仰和精神依托。
据史籍记载，最早见到关于龙的文字记录是在山东菏泽市所辖的古雷泽。上古时候，大野泽区域的“四泽六水”，即雷津、大野泽、孟渚泽、菏泽和济水、濮水、沮水、澭水、丹水、菏水成了北方巨型湾鳄的最佳生栖之地。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第48号墓中发现墓主人左右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成的龙、虎图像。龙在右，身长178cm，头北面东，昂首弓背，前爪扒，后腿蹬，尾作摆动状，似遨游苍海；其左由蚌壳摆塑一虎，头北面西，二目圆睁，张口龇牙，如猛虎下山。此图案与古天文学四象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相符。其龙的形象距今约五千年，被称为“华夏第一龙”。从上述资料的年代和出土地点来看，龙应该起源于远古时代，它的形象和概念在五、六千年前已经形成。
濮阳与雷泽一河之隔，其龙之身形与鳄鱼有相似之处。从实物资料看，远古时代的蛇、鳄鱼等被大多数氏族奉作图腾。《左传》记载：“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鬷川，在今定陶县东北菏泽之滨；扰龙，即训养鳄鱼。这段话说的是尧舜时董父在定陶为帝舜养龙的事。不止定陶，《濮州志》记载鄄城也有豢龙井，看来舜时养鳄规模巨大。唐以后菏泽称龙池即源于此。
龙的形象是漫长发展变化的过程，早期或以鳄形龙为基础龙纹，多见于鼎、盉、觥等器物上；或以蛇形龙为基础的龙纹，多见于盘、尊等器物上。龙的形象在周代逐渐完善；秦汉时期基本定型，龙头部尖耳宽吻有须似虎，身躯硕长卷曲似蟒而有鳍，四足对称，爪甲尖利似兽，身躯变得更长，形态更显怪异，并突出了雄浑的气势与协调的美感；魏晋南北朝是龙的发展期，宋元时期进入规范期，北宋郭若虚在《图闻见闻志》中的描述基本有了现在的形态；明清时代的龙纹多种多样，其形有团龙、蟠龙、行龙、飞龙等，其态有云龙、海水龙、穿花龙、火龙等；根据龙的数量，可分为对龙、九龙、十龙。中国古代谓“十”为全数，十龙亦具“十全十美之美”。根据与不同的动物组合，“龙凤呈祥”，具有阴阳调和的含义；“鱼龙变幻”具有平步青云的吉祥含义，这也是民间传统集美思想的体现。
2、西狩获麟
麒麟文化发端于山东省嘉祥县、巨野县及其周边地区，属大野泽中心区域。麒麟，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祥瑞神兽，唐代《毛诗正义·周南·麟之趾》云：“音中钟吕，行中规矩，游必择地，祥而后处。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不群居，不侣行，不罹罗网。”麒麟传说在大野泽区域流传了千百年，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现在已经由传说衍化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一种吉祥文化，具有珍贵的人文价值，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重要研究素材。
麒麟，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复合构思所产生、创造的动物，人们把珍爱动物所具备的优点全部集中在麒麟这一幻想中的神兽身上，以致出现了鹿身、龙头龙尾、牛马蹄、龙鳞等吉祥动物的完美组合。
人们认为麒麟出现是大吉大利的事，很多祥瑞的事都和麒麟联系在一起，如子孙昌盛称“麟趾”，珍稀可贵的人才或事物称为“麟角”，品格高尚的人称为“麟凤”，“麟阁”表示卓越的功勋和最高的荣誉，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集美”思想。麒麟的出现往往被看成是圣贤降世的标志，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关于麒麟的故事传说，如麒麟吐玉书、麒麟送子。鹿与"禄"谐音，象征福气、俸禄。
事实上，麒麟的主体部分还是鹿，“鹿”是指“麋鹿”，后来被神化为“麒麟”。现代动物学家也认为古代所谓的“麒麟”就是麋鹿。麋鹿最初生活在气候湿润的大野泽。在商代，大野泽还是一派“麋鹿在牧、蜚鸿满野”的自然景象。甲骨文中武丁时期“逐鹿”卜辞有“一次可得麋鹿四百五十一头”的记载，先秦典籍《逸周书》记载周武王一次围狩获“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等，都是数万人参加的大型狩猎。这样大规模的猎杀多采取焚烧森林的灭绝行为，故麋鹿至春秋时期已是凤毛麟角，孔子时代很少见到麋鹿的踪迹了，以至视其为“怪物”。
《左传》记载：“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据《元和郡县图志》：“钜野泽，在县东五里，即鲁西狩获麟处。武德四年（621年），於此置麟州，以是获麟之地，故以为名……获麟堆，在县东十二里。”获麟之地就在嘉祥，今有麒麟镇，还有一村名叫获麟集，陈胡庄村东有麒麟冢，是春秋“西狩获麟”之麟葬处，又叫“麒麟台”。
由此，嘉祥县被称为麒麟之乡，嘉祥地名即取其嘉美祥瑞之意。嘉祥县1800多年前武氏墓群石刻祥瑞图第一石上刻有麒麟，已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榜题标明麒麟为仁兽义兽，规劝人们遵守仁道。2008年，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嘉祥的麒麟传说又赫然在列。嘉祥县的县标是麒麟，城区重要位置都摆放麒麟石雕，主干街道很多因麒麟而得名，例如获麟街、呈祥街广场，居民区、酒店、报纸、书刊也有很多以麒麟来命名，嘉祥县有名的石雕、鲁锦也多以麒麟为题材进行创作。嘉祥县有名的红皮大蒜据说是因为当地的土地上沾染了麒麟的鲜血而变成红皮……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人们珍爱麒麟、追求吉祥的美好愿望。
三、儒家文化及人文历史
大野泽地区浓重而久远的远古文化孕育催生了一代大儒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影响了大野泽灿烂和辉煌的人文历史，时至今日，区域内尚保存着大量的遗存、遗址、遗迹。
1、儒家文化
在民间传说中，麒麟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密切的渊源。据说孔子降生的当天晚上，有麒麟降临的孔府阙里人家，并吐玉书，上有“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五，徵在贤明”字样。既告众人孔子非凡人，乃自然造化之子孙，虽未居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堪称“素王”。
“西狩获麟”时，子贡面度孔子泣麟，不甚理解，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此前，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及至西狩获麟，孔子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遂以此绝笔焉”。这就是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的典故。
麒麟，在传说中被赋予了仁厚宽怀的品质，麒麟崇拜之所以能传承千年，正是因为孔子所说“仁爱”思想符合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礼教和儒家风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其集中体现在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这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对后世影响深远，在鲁西南大野泽地区则成为绚丽多彩的人文历史景观，这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名人传说，还有大量的遗址、遗迹、遗存。
2、人文历史
大野泽区域既受远古文化的浸润，也受儒家文化的熏染，自古以来人文荟萃，名人辈出。远古时期舜师单卷曾在大野泽隐居。伊尹生活在此，曾辅佐商汤王建立商朝，对古代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贡献，被后人尊之为中国历史上的贤相，奉祀为“商元圣”。老子在孟诸泽观水悟道，孔子前来向老子问礼。庄周常去孟渚泽捕鱼，庄子钓鱼台现位于临濮乡庄子庙村北，为全国十大著名钓鱼台之一。“商界鼻祖”陶朱公传说在定陶民间流传很广，众多典故和风物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范蠡的为人哲学和经商思想，也体现了人们发家致富的愿望和大野泽一带的风土人情。西汉农学家汜胜之在此著中国第一部农作物书籍《氾胜之书》，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刘晏、文学家温子升等大批圣贤，都出生在这里。据《濮州志·艺文志》记载，陈台故址在鄄城县旧城集东北1公里许，即今旧城镇杏花岗村西南，是曹植为鄄城侯与鄄城王时所建筑的读书台。唐李白、杜甫、高适联袂游单父曾狩猎于此，并在盟诸岛置酒吟诗，留下“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的千古佳话。大野泽畔还诞生过北宋第一位著名文学家王禹偁，“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也出生于此。
3、尚武精神
上古时期，大野泽地区是东夷集团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中华始祖之一蚩尤带领九黎氏族部落在这一带兴农耕、冶铜铁、制五兵、创百艺、明天道、理教化，为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涿鹿之战蚩尤虽死犹荣，被后世尊奉为战神。几千年来，大野泽地区尚武精神绵延不绝：春秋时期齐桓公曾在此与诸候会盟，至今在旧城镇葵堌堆村诸侯会盟台尚存，原台“崇数仞，广可蔽二亩”，已成齐鲁文化交融汇通的标志。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膑、吴起发迹于大泽湖，孙膑墓位于鄄城县吉山镇孙花园村东北约1公里处。刘邦起兵于此，昌邑人彭越曾在大野泽打渔为生，被立为梁王，都定陶，是刘邦取天下的股肱之臣，他还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个正规使用游击战术的军事家，可以说是游击战的始祖。李典、满宠为曹魏政权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唐末黄巢、王仙芝生于斯，兴于斯。梁山泊好汉啸聚山林更是尽人皆知。菏泽是有名的武术之乡，至今流传的武术拳种有梅花拳、洪拳、猴拳、少林拳、太极拳等39个之多。
此外，牡丹文化、书画艺术、民间艺术、戏曲艺术等在大野泽地区长久不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菏泽入选项目众多：陶朱公传说、庄子传说、麒麟传说、山东古筝乐、商羊舞，传统戏剧类的两夹弦、山东梆子、枣梆、四平调、大平调，曲艺类的莺歌柳书、山东落子、山东琴书、弦索乐、抬阁舞、担经、斗鸡、马叉、商羊舞等，传统美术类的曹州面人、鄄城砖塑、曹县柳编，传统技艺类的鲁锦织造技艺、旋木、手工糖果饯等，可谓绚丽多姿，纷彩异呈。起源于三国时期的菏泽斗羊被誉为《中华百绝》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羊舞，这是发源于鄄城县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至今散发着朴拙神秘的远古气息。据考证，此舞源于商周时期商羊鸟。《孔子家语记载辩证》：“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儿童有屈起一脚，振讯两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矣也。急告民趋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雨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惟齐有备不败”。东汉王充《论衡·变动》云：“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曲其一足起舞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跳神篇写到：“妇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可见商羊鸟的出现是一种水祥吉兆，人们见商羊鸟出现，就知道雨要降临。
商羊舞
商羊舞植根于大野泽文化传统或文化历史之中，是富有地方特色和民俗特色的民间舞蹈，涉及节日习俗等方方面面，具有吉祥美好的象征意义。其与我国舞蹈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很深的渊源，是大野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人类学、民俗学极具研究价值，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当前，我国已进入文化休闲旅游时代，大野泽文化亟需挖掘、保护和开发。位于大野泽中心区域的菏泽市应立足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全力做好大野泽文化旅游文章，在发掘梳理大野泽文化发展脉络基础上，通过提炼景观价值，活化历史和景观，变文化资源为旅游资源。
当前，大野泽文化旅游开发最关键的问题：一是学术研讨，进一步挖掘、保护和传承；二是科学规划，在挖掘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利用。
作者：马牧青，本文首发于旅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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