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了我的茶

从4世纪起，一个叫雷诺的人告诉欧洲人：在中国，“人们在所有的城市出售这种植物，获得巨额的利润，它被称为茶，叶子比三叶草多，闻起来很芳香，但是有一种苦味。水煮开了以后，人们把它倒在这种植物上。这种饮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益的。”（《编年史系列》）

　　1600年9月25日，英国海军秘书佩皮斯的日记写道，“我派人去找一杯叫tee的中国饮料，之前我从没喝过。”1648年3月22日，吉·帕坦在他的信里说，人们在巴黎第一次提到茶。那时，正是中国的明朝。

　　据欧洲汉学大师亨利·科尔迪埃考证：“茶是以tê这个在中国南部的发音进入西欧的，这是福建的方言，在那里茶的产量很大，而且质量上乘。”（《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福建茶就是武夷山乌龙茶，17世纪的英国人就喝它，占了中国出口茶叶的五分之一。因这茶色较黑，英国人把红茶叫作了“黑茶”。此外，中国出口的绿茶去美国和北非，茶砖到了俄国。

　　“当时钟敲响四下，世上一切瞬间为茶而停了。”民谣唱出了英国全民共饮茶的盛况，但他们不明白茶从何来。一位英国学者甚至认为：绿茶长在绿茶树，红茶出自红茶树。

　　吃到18世纪中叶，因大量进口茶叶令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做起鸦片生意。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因中国禁烟爆发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其中仍脱不了茶的影子，福州和厦门近武夷山，英国人惦记着红茶。

　　鸦片战争后，此前从广东移到九江、汉口的中国茶叶出口中心；进而转至上海。到上海吃茶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晚清的茶

　　我们在上期的《吃温酒，还是会烧的酒》说到，1862年（清同治元年）6月6日到上海的日本遣清使节团，出席了上海道台吴煦府上的宴席。说是烟酒不分，其实与酒紧密联系的还有茶。

　　日比野辉宽是会计总管金子兵吉的陪同，他的《没鼻笔语》）记下宴席上酒前是上茶，“摆上茶碗，曰吃茶。碗下有茶托，且碗盖颇大，取下碗盖，见碗底茶叶多，斜视笑饮”。而且，酒后茶又来。“又上红茶，其味难以形容。又未喝。最后上绿茶，似柳叶，甚绿。”　　不但宴席上茶酒相伴，会计根立助七郎的陪同纳富介次郎在上海还发现，“酒店旁必有茶店。人过酒店，或出酒店，必至茶店一立，吃茶。”（《上海杂记》）

　　就在日本人作客上海道台家三十六年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9日，一个星期四下午五点半。德国人、《法兰克福报》记者高德满走进道台私邸，此时的道台是蔡均。住静安寺路63号，在英国乡村俱乐部（今上海电视台）对面。

　　蔡道台常举办下午茶，邀请欧洲朋友及他们太太。在高德满上门时，道台正接待一对英国夫妇；他只得排队等候。道台的招待让高记者惊讶的不是抽马尼拉雪茄埃及香烟，也不是喝冒气泡的法国香槟；而是端出加了糖和牛奶的茶，蔡道台对英国贵族的这一发明使得娴熟。　　毕竟到上海的外国人，能去道台家喝茶的少，绝大多数还是进上海的茶馆喝茶。1898年6月27日，在蔡道台喝茶的十八天后，记者高德满来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在这后为外国记者协会第一任主席的笔下，“四马路的茶馆都是大型的娱乐场所。每个茶馆都占据了整个一幢房子，从一楼到四楼，简直就是茶的宫殿”。

　　1921年3月到上海的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也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吃过玫瑰茶。在他的《上海游记》里，“我们所到的上海茶馆，瑞记也好，厚德福也好，比起北京的茶馆则要差一些。”

　　在他的游记里，几次出现了在上海的日本艺伎，可没去上海人叫“东洋茶楼”的日本茶社的记录。在光绪年初，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虹口及四马路就有三盛楼、开东楼和玉川品香社等日本茶社。

　　胡祥翰的《上海小志》记载，“执役其中者，均为彼邦二八妖姬，高髻盘云，粉装替雪，亦觉别饶丰韵。入其中者，费茶银资二角，春浮螺碧，板拍牙红，索笑调情，了无愠意。故少年寻芳者趋之

　　若鹜。”“迨后，彼邦不欲留此污点于上海，始由日领事宫川品君迫其停业回国云。”　　法国文人品茶上海

　　1974年4月15日，在我开始吃茶四年后的一个礼拜二，罗兰·巴尔特一行5人的法国代表团到了上海。他是个左派，办了个《原样》杂志。在法国以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出名，同时被认为是位写散文的名家。在他短短四天上海行的日记里，却有五处关于吃茶的记录。

　　首先是在一家造船厂，没记厂名，却记下“上海的茶远不如北京的好，北京的茶呈金黄色，而且有香味”。因为他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所以就有这样的印象。

　　我翻看他两天的北京日记，出现“茶”字眼的有两处：一在机场，写了沏茶的大热水壶。二在中国———罗马尼亚友好公社，记下的是斟茶的女孩及“带有柳条编织外罩的大热水壶”。但却没有品茶的只言片语，因而无法比较

　　在上海访问的第二站是番瓜弄，在这本《中国行日记》里被译成“三瓜弄”，看来译者不是阿拉上海人。虽地名有误，但对吃茶的翻译还是细致的：“绿色的茶叶已泡得大大的了。但是，茶色很轻，味道很淡，勉强像一种汤剂，纯粹是热水。”

　　茶叶已被泡大，那茶叶是先被泡过的，难怪巴尔特觉得味道很淡。难道他们的头赥茶要出汤，汰汰茶叶？

　　泡好茶当有好水。袁枚说，“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而上海市区没这条件，无泉水井水，只有自来水。无好水相助，就是有了好茶叶，也是独木不成林。

　　到了黄浦江边多稼路上的市二医院，这所我当教师时的公费定点医院，这位法国人总算对上海吃茶有了好印象———“茶非常好：颜色金黄，散发着茉莉花香味。”

　　没想到，好茶不常在。在之后的一大会址吃茶，他说“茶水中无茶叶，有点儿乏味。”后来又到那时叫“上海工业展览馆”的现上海展览中心，端起茶杯一吃，又说“茶水，味很淡，是温茶。”

　　在上海的日子里，巴尔特把吃茶记得一清二楚：色泽、香味、水温以及茶叶的多少，喝得好坏的对比标准是前一站的北京，是否色金黄和有香味。假如他先去了杭州，恐怕判定的标杆是会有改变的。

　　为什么在他的上海日记里，对吃茶有这样的记录？是否他觉得：在中国这个产茶大国，在这个吃茶历史悠久的地方，在这个国门被迫打开与茶也有干系的国度；在它的每一处，无论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医院还是工人阶级扎堆的工厂，抑或是阿姨妈妈统领的里弄居委，吃茶都不该一丝粗糙地出现。虽说泡茶的茶叶高低受钱财制约是无法掌控，但放茶叶多少，泡茶的水温掌握等，总该是能够做好的吧。

　　茶是生活的一部分。给客人喝什么茶，自然也就成为观察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座城市的窗口。

　　万里相会湖心亭

　　凡来上海玩，少不了要去城隍庙。在那里，有个著名景点湖心亭。人家的湖心亭都亭亭玉立，在水中央。可去这湖心亭不用摇桨划船，只要步上九曲桥，就能进亭。楼前，隔水对着豫园正门；楼后隔水是著名绿波廊饭店。

　　在1876年（清光绪二年）出版的《沪游杂记》中，葛元煦写道，“城中庙园茶肆十居其五，惟湖心亭最佳。高阁迎风，疏窗映水，尘俗中未尝无清凉境界也。”

　　到湖心亭吃茶的，老外不少。有个叫作阿猗波德·立德的英国人，丈夫在中国经商有点名气；可留下来的却是太太1901年出版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书里对湖心亭如此评价，“上海最好的地方莫过于茶园。茶园远看像英国柳叶图案上的图画，有水，有桥，还有亭子和假山。这些桥曲曲折折的，这一座、那一座，十分精致。”

　　“我们在亭子中坐下，喝着最好的茶，佐以葵花籽和花生。”她没说茶的味道如何，倒对葵花籽印象深刻，“葵花籽刚入口时，像虾一样十分好吃”。虽然没立德夫人的品茶感受，但湖心亭的茶在这一带最好是毋庸置疑的。

　　这花岗岩底座八角形两层木结构的亭子本非茶楼，由大布商祝韫辉等集资建于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落成后，顺理成章地做了上海滩青兰布行业的公所，后又为桂圆公所和鲜花业公所。湖心亭“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打出“也是轩”的茶馆招牌，已不是乾隆爷当朝，而是咸丰执政第五年的1855年；这时距建亭已有七十一年了。开茶楼叫过“也是轩”，又叫过“宛在轩”，但不管是否来吃茶，还是叫它“湖心亭”。

　　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当时，湖心亭的茶钿是居城隍庙里众茶楼之首。它不仅茶好茶贵，在经营上也有一套。譬如，在茶价上有时间差，上午便宜只要70文，下午贵一点要100文。不管上午还是下午，茶钱都是这一带最高的。

　　艾泽利诺·玛依到湖心亭是1924年11月5日，这个意大利人看见：“茶楼门口有两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些奢侈‘古玩’，证明外国游客常常光顾；里面有许多客人围坐在桌子旁边，说明人们常常一起品‘茶’这一中国人最喜欢的饮品。”（《中国之门：上海》）

　　1972年初夏，又一个意大利人要透过湖心亭这扇窗口看中国，他是著名电影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在他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中国》里，就有一段湖心亭，说在那里拍摄了两个小时。

　　湖心亭内现在的格局，基本沿袭清末商人刘慎康当初格局。面水临窗是花梨木茶几靠椅，抛空居中的是云石面红木圆桌和蛋圆形凳子。墙挂字画，又添了些江南民乐，古朴之风越发的浓郁了。

　　1986年10月15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湖心亭吃茶。女王夸“中国点心不比英式大餐差”。临别时，脱下手套与服务员一一握手，说这是她此行的第一次。

　　在女王之前的百多年，有个常来吃茶的老外写道：“在这个古老的茶馆中，我们不难会见一两个有学问有身份的中国人。他们一面喝着香茗，一面神游故国，追念着这古老大国过去的光荣，一面向往着凤凰的再生。”

　　厉害了，我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