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是每个人都应该补上的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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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医”教授王一方讲过两个遭遇：
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
一喝就两瓶茅台，
犯两回病都被抢救回来了。
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
其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
“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
王一方说：
“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
不管你爸是谁，
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
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
去医院检查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
王一方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
老人火冒三丈，
要打王一方：“说话不吉利。”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
平日里，
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
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
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
《西藏生死书》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我七岁时，外婆意外中风去世。
去世前三天，我被带到她病床前。
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
外婆已经生命垂危，
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
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
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
我才知道她死了。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
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
恨了父母整整半年。
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注意时，
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
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
“外婆还在。”
大人们以为，
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
却不知道，
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人为什么要死亡？”
“人死后会去哪里？”
“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
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
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
“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
结果让孩子，
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
在我们的教育中，
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
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作家张丽钧也讲过一段美丽经历。
那年，她跟团到德国旅行。
早上起来遛弯时，突然发现：
“离旅馆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墓园！”
同行者愤愤，
说安排住宿的导游太混蛋了。
吃早餐时，
张丽钧发现旅馆也住了很多德国人。
“我们才知道，
德国墓园多建在城镇黄金地段，
他们不怕鬼，愿意与死人朝夕相处。”
他们的墓园好美呀！
有根的、无根的鲜花触目皆是；
高大茁壮的苹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
苹果树下，是一条条原木长凳。
长凳的边缘还发着幽幽亮光，
这是人们常年光顾弄出来的“包浆”。
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常带着书，
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
看到这样的情况，张丽钧感叹不已：
“徜徉在这样的墓园里，我没有恐惧感，
相反，这里静谧安适的氛围，
竟让我生出恋恋不舍之情。
于是，我在这个墓园里留了影。
那张照片，至今都是我的最爱。”
而中国的墓园，
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
充满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阴森气息。
没人愿在这里安放长凳，
安放了也不会有人来坐；
只有在那个法定假日里，
大家才来意思一下：
看重金钱，就送去面值大得吓人的冥币；
看重美食，就送去画在纸上的满汉全席；
看重奢华，就送去纸糊的别墅豪车。
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
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
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
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
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
作家曲冰讲过某电视台记者袁君的故事。
那是2010年，一位富豪的妻子找到袁君，
“想请您给我老公主持葬礼。”
抑郁症，夺走了他老公45岁的生命。
读完富豪的生前日记后，袁君深深震撼。
他决定在这次葬礼上做一件事情。
那天葬礼上，
袁君公布了富豪一天的开销：
这个数字，
还不及中产之家小孩子一天的花费。
“他不是在车上，就是在飞机上，
不是在自己会议室，就是在别人会议室。
天天应酬，天天开会，天天拼命赚钱，
但他并没有享受到金钱带来的愉悦。”
他最大的快乐竟来自于一次汽车抛锚，
“我让司机等拖车来，自己步行去公司。
那天太开心了，我在路边看到了迎春花。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上一次看见它，
应该是在大学毕业那一年，
同学们看到迎春花开了，一起去踏青。”
那一天，葬礼结束后。
另一位参加葬礼的富豪握住袁君的手说：
“谢谢您，这场葬礼让我的灵魂开了窍。”
那一天，袁君回到家后，
没有像平常一样看片子找选题，
而是破天荒地下了厨房，做好饭，
然后在楼下等老公和女儿回家。
“这场葬礼，也让我的灵魂开了窍。
幸好我还有时间、还有健康，
还能好好地善待人生和生活，
好好地善待每一个重要的人。”
往遭丧的家去，
强如往宴乐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传道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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