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故都的秋》|| 彭韬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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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的秋》
作者：郁达夫 朗读： 彭韬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象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沈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象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象样。
在灰沈沈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著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曲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象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象橄榄又象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
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沈，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作者介绍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七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现更名达夫弄）的知识分子家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郁达夫的父亲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郁达夫进入私塾读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读富阳县立高等小学。
清宣统二年（1910年），郁达夫与徐志摩、厉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
宣统三年（1911年），郁达夫进入蕙兰中学读书；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
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却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
民国二年（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
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民国五年（1916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
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毕业，十一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留学期间，郁达夫阅读了大量外国小说，尤以俄、德小说居多。
民国十年（1921年），郁达夫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开始小说创作，民国十年（1921年）十月十五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
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郁达夫回国，在安庆法政专校教授英语（一说为安庆一中），与当时同为该校教员的陶希圣颇有交往。
民国十二年（1923年），辞职，出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统计学。
民国十三年（1924年），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任教，为期亦仅一年。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年底辞职，返回上海后，郁达夫开始主持创造社出版工作，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民国十七年（1928年），郁达夫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仅四个月。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一日，郁达夫在《现代》（2卷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迟桂花》。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郁达夫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四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创作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郁达夫任浙江省政府参议。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内的《散文二集》之主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郁达夫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二十四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写了《怀鲁迅》一文。十一月，郁达夫访问日本，十二月十七日，郁达夫在离日归国途中访问台湾，会见杨云萍、黄得时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战争初期，郁达夫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郁达夫被公推为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主编。在47天内，郁达夫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会上周恩来和郭沫若相继发表演说，郁达夫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战文艺》编委。期间曾赴徐州劳军，在各前线参访。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巧遇想去台儿庄考察、但未获批准的美驻华武官史迪威。后经郁达夫协调，李宗仁答应史迪威到台儿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一份军事杂志发表，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这次前线考察让郁达夫受到了极大鼓舞，他回到武汉写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到达第二天，郁达夫连生活都没安排好就写下了《估敌》一文，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文章引发了强烈反响。
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他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文艺杂论等，宣传抗日，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党员《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的领导下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任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一日，郁达夫便发表了旧体诗《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识风浪的海鸥”。同日发表政论文《估敌》，全文三千余字，分析日军动向，剖析敌人虚弱本质，曰“敌国内既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郁达夫与关楚璞、姚楠、许云樵等文人创建新加坡南洋学会。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二月，新加坡沦陷后，胡愈之、郁达夫等参加抗战委员会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胁迫他当了7个月的翻译。其间，他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对中共党员国外统一战线负责人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开始全面调查郁达夫，并准备对郁达夫在内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实施大屠杀。身处险境的郁达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离开印尼。六月，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在当地华人协助下开设酒厂谋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
朗诵者介绍
彭韬（微信号：pengtao7739），电视台编辑，在北京的浙江人。希望用声音踏实自己，温暖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