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清华、北大、南开三校长展开，从他们各自的经历、性格、理念、方略，探究三校可以成功“联合”的原因；同时，展现这“共同的经验和价值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走向——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在五四时期得以创造、发现和孕育，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在这三大师的背后，实际上是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身影。
第二集《刚毅坚卓》
战争，突然地到来了，象牙之塔的师生真正走向战乱中国，在跨越湘、黔、滇三个省份，行程三千多里的行走当中，他们真正了解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人民，他们的意志得到磨砺，心灵受到震撼，思想得以升华。这次行走成为了联大师生的共同精神财富，“刚毅坚卓”得以成为联大校训。而这四个字，正是联大师生在昆明办学八年的写照：他们经历轰炸、贫穷、病痛，却从未间断过教学与研究。
第三集《大学之大》
战时的昆明，物资贫乏，条件艰苦，时有日军空袭，在这样的状态下，联大师生保持乐观态度，一丝不苟的学习、科研，在艰苦的环境下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的栋梁之才。
第四集《火的洗礼》
1938年的秋天，日本军队陆续占领广州和武汉。至此，中国的大片领土沦陷。在昆明的街头，不断出现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一道道火线，只是为了在中国找到一张安静的课桌。再次危机时刻，联大学子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积极参加到抗日的队伍中。
第五集《嘉荫长留》
在滇八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学术精神，对云南本地的历史、地理和人文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创办各级学校，改变着云南的教育面貌。
一共5集，每集52分钟，分别为《八音合奏》《刚毅坚卓》《大学之大》《火的洗礼》《嘉荫长留》
联大校友杨振宁、李政道在诺奖颁奖典礼，“这个学校就是起到了这么巨大的标杆作用，在血与火的岁月里，呈现了人性的光辉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南开大学直接被日军的炮火炸为废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停止办学。三所大学决定合并南迁，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简称“西南联大”。这四个字，不只是一所学校的名称，它是一个传奇，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信念。
这个纪录片拍了2年多，我们一共采访了17位在世的西南联大校友。最年轻的彭珮云女士89岁，还有一批都是98、97，还有100岁的。当讲到西南联大的时候，每一个人眼睛都在放光。
他们每个人都记得自己的学号。P、T、N分别代表了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学籍身份。他们说，西南联大那个时候要张榜的，张榜时不会写谁谁谁得了多少分，而是把学号写在上面，所以每个人都非常在意自己的学号。
采访巫宁坤先生的时候，他非常激动。本来约好早上10点钟采访的，他那天凌晨2点就起来了。他夫人告诉我们，他经常在梦里大声地说一个地名“大西门外”，“大西门外”就是西南联大校址。
采访许渊冲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大一跟谁同班吗？我跟杨振宁同班，他是我的同桌。采访杨振宁的时候，我们没有提醒，杨振宁先生自己说，我有一个同学不知道还在不在世，他叫许渊冲。我告诉杨先生，许渊冲说他一定要在100岁前把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完。杨先生就笑了，说他还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他是嫌别人翻译得不够好吗？
许渊冲的翻译成就是很高的。我们采访许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英国伦敦大学有一个教授，说我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并且现在没有第二个，能够把中文诗翻译成英文法文诗，又能够把英文法文诗翻译成中文的。他跟我们说，“我的根在西南联大，在钱钟书、在朱自清、在闻一多。”
西南联大能够出这么多杰出校友，与强大的师资分不开。看当年的老师名单，完全就是一个豪华天团，全部是让你振聋发聩的名字：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赵元任、钱穆、钱钟书、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朱光潜、费孝通、潘光旦……
闻一多的孙子和郑天挺的孙子都告诉过我一件事。他们有一次西南联大校友聚餐，是自助餐，大家自由选座位来坐。那天就特别凑巧，一问你是朱自清的孙子，一问你是张伯苓的孙子，还有一位是罗庸先生的孙子。所以他们就笑，五个孙子辈在一起。
三校校长联合主持校务，其中以最年轻的梅贻琦为主导。梅贻琦是清华大学校长，因此西南联大也更多地贯彻了清华的教育理念。其中一条是通识教育：大学一年级是不分院系的，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把自己的必修课修到一定的水平，国文、英文都是必修。
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基础的必修课，都是大师上。梅贻琦先生的理念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的老师教。”许渊冲先生回忆国文课，“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每位大师，每人授课两星期。”英文课方面，授课的老师有钱钟书、吴宓、陈福田等。卞之琳教英语文学，冯至教德语文学。还有外教，英、法、德、日的文学和语言课都有，不定期还能赶上俄文、拉丁文、希腊文、梵文课。那是当时全中国最高水平的外文教育。
经济学家陈岱孙，在哈佛拿了哲学博士，在清华已经执教25年。他在西南联大上课，时间控制之精准，全校第一。上课前一分钟站在黑板前，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正好响起。和战时的其他大学相比，西南联大最大的特色是自由。学生怎么选课，老师怎么教课，使用什么教材，用什么方式讲，都是自由的。同一门课，没有统一的教材。老师怎么讲，全凭各自的兴趣和擅长之处。比如同一门《中国通史》，吴晗主要讲制度演变，孙毓棠侧重经济，钱穆讲的是他《国史大纲》里的观点。
西南联大也非常严格。八年里面，八千多人入学，招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精英学霸，最后只有两千多人毕业。潘际銮先生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谈恋爱，我们每一天都在担心下一次考试会不会挂掉。
今天，我们眼里高山仰止的大师，在西南联大的时代，很多都是可爱的年轻人。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的儿子叫唐绍明，他回忆有一次看电影，结果是个科普电影，英文的大家听不懂，就叫“杨老大”过来翻译翻译。杨老大是谁？就是杨振宁。
法语文学泰斗吴达元的女儿吴庆宝那时候上小学，每天上学路上要经过西南联大的一片试验田。他们就趁麦子还没熟的时候，把麦穗弄下来，烤着吃，吃得一脸黑黢黢的。大人批评小孩，说不可以这样。但是孩子们顽皮，还是每次都去吃，吃完以后就在河边把嘴洗干净。许渊冲说，以后我死了，要把我的骨灰撒在阳宗海。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阳宗海游过泳，更重要的是，他在那谈过恋爱。他谈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就去阳宗海玩过。
在西南联大执教时，闻一多39岁，沈从文36岁，钱钟书28岁。华罗庚那个时候也才28岁，他从剑桥回国不久，身材很修长，戴着个眼镜，就是一张娃娃脸。他之前本来是一个普通中学的会计，因为发表了一篇论文，被清华数学系看上了，就直接弄到清华大学当助教。闻一多本身不是学中文的，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是学美术的。他是非常前卫的一个人。他在北平的家，所有的墙壁都涂成黑色。徐志摩跑到他家里去看，很惊讶：你家的墙竟然都是黑色的。他个性很奔放，高兴的时候就唱《桑塔露琪亚》，还让学生们跟着他一起唱。他上课时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烟。他在联大讲《楚辞》，是学校的一桩风景。联大的老师们，各自有各自的脾气。钱穆、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曾经是室友。钱穆分析为什么他们四个人会住在一块，觉得是因为这几个人脾气可能都有点孤僻，没有人选他们当室友，结果最后落单的四个人就住在一起。根据钱穆的回忆，有一天晚上，闻一多在看书，吴宓在备课，沈有鼎性格比较活泼，说我特想聊天，我们聊聊吧。结果吴宓很生气，斥责他说你想聊天就去别处找人聊，不想去的话就早点上床睡觉，不要在这里妨碍别人。
“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教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这两个得了诺贝尔奖的学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才31岁。为了补贴生活，他养了两只小猪。有段时间他因为摔倒去住院，就委托他的学生帮他养猪。这个学生叫黄昆，后来也是著名物理学家，得了中国最高科技进步奖。他给老师写信，说我每天赶着两只猪进它睡觉的地方，可是我就很不会。猪越养越野，最后几乎变成了野猪。猪卖掉后，养这个猪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吴大猷说我也搞不清楚。他每天上课都要带一杆秤去，讲完课以后去菜市场买菜。有一次买了两条鲫鱼，养在小盆子里，结果不幸被乌鸦叼走了一条。他就很痛心，说自己“损失过半”，因为总数只有两条。
我们拍摄走访了很多地方。采访的西南联大老校友绝大部分在北京，杨振宁、王希季、潘际銮都在北京，杨苡在南京，巫宁坤和刘缘子在美国。当年，三所学校南迁的时候，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没想到，长沙也很快要沦陷，于是进一步从长沙西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语言学家赵元任曾经给西南联大填了一首歌词，《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Googbye Shengjing XueyuanIt’s a long way to Kunming CityBut my heart’s right there
根据《西南联大校史》的记载，当年师生们分三路赶赴昆明。一批走水路，取道香港，坐船到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批坐汽车，也是从南边绕路，取道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走滇越铁路。第三批最令人印象深刻，取名“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徒步去昆明。
路程总共3500里，一共284个学生，11个老师带队，1938年2月20日出发，长途跋涉68天，4月28日抵达昆明。参加旅行团的人，有很多从来没有出过北京城、天津城。这样一次跨越三个省，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刺激和兴奋。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沿路条件相当艰苦，许多地带土匪横行，经常有杀人越货的消息。步行团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女生不能参加，男生要去也必须经过体检。我看过体检名单，有一个我认识的名字：许国璋。后来他影响了好几代人的英文学习。因为体检不合格，没能参加这个步行团。一路都有军队保护学生的安全，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还专门派人和黑道中的“湘西王”打招呼，希望土匪不要骚扰学生。
这是一次浪漫又务实的旅程，算是教育界的一次“小长征”。所有的学生不仅在筋骨上面得到了锻炼，还让他们对中国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有了特别清晰的了解，并且直接产生影响。有一个学生，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内地，在旅行团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最后就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
其实，三校在组成西南联大之前，都有各自的校训。北大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清华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是“允公允能”。西南联大成立后，面向全体师生征集校训，最后选了四个字：“刚毅坚卓”。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确实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三所学校内迁到昆明时，其实没什么家底儿。战争期间，办学经费也非常吃紧，盖一个房子都缺钱。最后只有教室的屋子用上了铁皮屋顶，学生宿舍都是茅草顶。
校长的夫人要到街上摆地摊卖糕饼，法文系教授把妻子的泳衣拿去换钱。闻一多曾经当过自己的一件皮大衣，因为家里没有饭钱了。为了赚钱补贴用度，许多师生都在外兼职兼课。中文系教授帮当地人写寿辞、墓铭，化学系教授自己做墨水、做肥皂。后来日军的空袭范围也到了昆明，梅贻琦在日记中提到几乎每天都会响起警报，时间经常是午后，有时候是早上。甚至有联大学生在空袭中牺牲。在一次空袭中，费孝通先生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震垮了，整个院子完全被毁灭。金岳霖先生70万字的手稿，因为日军的空袭而不幸丢失，他不得不重新写过。
“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容。大家熟悉日本飞机的规律以后，就变得从容。飞机一来，就去安全的地方躲着，有的背英文单词，有的复习上课的笔记。也有人干脆不跑警报，甚至警报一来就去洗澡，因为人少，热水管够。
汪曾祺先生曾经写道，一位广东同学姓郑，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边，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史学大师陈寅恪，抗战之前，他就是衣食无忧潜心地做学问。然后突然战争爆发了，父亲去世，日军包围了北平城。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要留在北平做手术的话，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挟持利用。他面临一个选择，是跟着清华一起南迁，还是留在北平。
他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决定跟着学校一起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右眼。他一路颠沛流离，邮寄的珍贵的研究资料，在路上被人掉包，开箱时变成了一箱乱石头。因为放弃治疗，他的右眼失明，左眼也接近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依然准时到校上课，从不迟到。学生每一次见到他，都是大汗淋漓地走进教室。永远用一块黑布或者黄布把这节课所需要的图书装在里面，自己提。他讲课时，由于视力实在太差了，很多次其实是面朝黑板的，而不是面朝学生，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心理学家周先庚，就直接开始研究战时心理学。他跑到部队去，跟士兵交谈，给他们做辅导。他的战时心理学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化学家曾昭伦写了大量的军事科普文章，教学生在打仗的阵地上要建厕所的话你怎么清理，怎么净化饮用水，毒气有哪些，怎么防治。抗战初期，教授物理的叶企孙先生，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大学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和无线电发报机，偷偷送往冀中的抗日部队。来到昆明之后，叶企孙积极筹划在西南联大建立与战事紧密相关的航空、无线电、金属、农业和国情普查研究所，还在昆明建了一个风洞，研发我们自己的驱逐机。
学生当中有报名考飞行员的，在美国接受训练，回来跟飞虎队一起作战。有好些学生都牺牲了，当时学生的口号是，“中国不亡，有我！”缅甸中国远征军是抗战后期的一段历史。日军进军东南亚越来越深入，缅甸也成了前线战场。国民政府组织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不少联大学生都加入了远征军的队伍。著名诗人穆旦，就是其中的典型。他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差点丧命。在侥幸逃出森林后，他去印度休养了三个月，几次都差点因为饥饿后遗症导致的过饱而死去。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学在森林里牺牲。逃生之后，他写诗沉痛悼念战友，诗风为之一变：
战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有832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联大学生的名字。冯友兰撰写碑文：“联大先后毕业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实际上整个抗战期间，牺牲的联大学生总共1100多人，为战时中国大学中最多。有一些人是在长沙临时大学牺牲的，有一些是在空军部队牺牲的，被列入空军的纪念碑，没有列入西南联合大学的纪念碑。
西南联大的旧址，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抗战胜利，三所大学回归原址，各自办学。北归的时候，西南联大把师范学院永久留在了云南，等于是对云南当地教育的哺育和回馈。抗战时期，其实不光有西南联合大学。北方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迁到了重庆，浙江大学是往内迁，换了五个地方，最后到了贵州。往内迁的很多大学其实都在坚持办学，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如果我们觉得西南联大是凭空产生了那么多大师就错了，一定是已有的基础和很多人奋斗的一个延续。
因为咱们的大学制度是完全来源于西方，中国的传统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几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非常让人惊讶的成就。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儒家思想里知识分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入到他们的血液里。另一方面，他们又去国外留学，学到了西方的先进理念。他们能够很自觉地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势融合在一起。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战争像强烈的催化剂一样，刺激每一个个体为了强国更加努力：努力做学问，努力培养人才，努力学习。一下子把极大的能量爆发出来，就像有一个原子加速的过程一样，整个民族爆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2018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1周年。最近几年，社会上对西南联大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回忆越来越多了。很多人说，看了《西南联大》以后，很后悔大学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而我对西南联大，也有着和网上很多留言同样的心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种美，是在血与火的残酷岁月中，呈现出来人性的光辉和知识分子的光辉。我想这种光辉，对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是一种力量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