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想去红灯区时，我在想什么？| 杨殳
今天的枪手是杨殳，他已在枪稿发文与大伙儿探讨过城乡结合部古惑仔、同性恋群体以及偶像明星的“邪教粉丝”们。
这一次，他与我们聊了聊“性工作者”。
在杨殳漫长的青春期里，无数次，他下定决心要去红灯区一探究竟，但时至今日，他还是没能去成一次。
原因如下。
当我想去红灯区时，我在想什么？
文|杨殳
作者简介：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穿马甲写作为生，兴奋的时候一日千里，丧逼的时候一泻千里，最擅长的写法是离题万里，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半月前看《暴雪将至》，记住了江一燕演的燕子，全片最悲剧的角色。比起大雨暴雪的象征符号和下岗炸厂的历史景象，燕子的遭遇，是片子隐藏更深的时代侧写。
一个女人付出真爱，却成了爱人调查凶案的诱饵。这个女人是个小姐——隶属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广为人知，也最神秘的群体，集开放与堕落于一体，兼具魅惑和危险。
《暴雪将至》中的燕子。
有了这些时代赋予的定位和功能，她才做的了诱饵：这样的“不正经”女人会勾引犯罪。
燕子让我想起2006年的一个晚上，我在电脑上看了部片子，女主角也是个小姐，名字也有个燕。
片子是陈果的《榴莲飘飘》，讲一个东北姑娘阿燕在香港做妓女挣钱的事。
阿燕和她的生活，第一次补全了我对“性工作者”想象。
《榴莲飘飘》剧照，秦海璐饰演了性工作者阿燕（左）。
那天夜里，我忽然生出个念头：想去传说中的红灯区看看，那些“性工作者”到底什么样子？
像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那样，我心头涌起各种情绪：感叹，怜悯，好奇，悲壮，五味陈杂。
我甚至想，扮演一个嫖客，跟她们聊聊。爆棚的崇高感充斥了我，我被自己感动了。
两三年后，我看了邱礼涛的《性工作者十日谈》（2007）和《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2008）。
这是两部剧情片，却带给我极大的“真实感”。那个世界离我太遥远，稍微贴近的讲述，就让人觉得这是对香港红灯区的真实写照。尤其是《性工作者2》，取材自学者杨漪珊的社会学调查论文《古老生意新专业》。
《性工作者2》剧照。
之后的几年，工作原因看了大量片子，我会特别留意此类角色，并强调她们是“性工作者”，是弱势群体。
这种强调，是一种表明三观的姿态。
再后来，我看到了徐童的纪录片《麦收》和《算命》。中国内地到底层性工作者形象再次打破了我的想象。
徐童把镜头里的那群姑娘当作普通人拍摄，从红灯区拍到村里，从妈咪拍到父亲，尽量完整地呈现一个人的生活，而非紧盯着她的职业。
徐童的纪录片《麦收》剧照。
《麦收》里的女孩让我想起老家县城的一些女人。小时候，我曾多次在湖边与她们擦肩而过，浓妆艳抹，香气冲鼻，高跟鞋颠簸。
不用谁告诉我，就知道她们是“不正经女人”，这份敏感来自县城里所有正经人的眼神和闲话。
我打开搜索引擎，看亲历者记录，看暗访记者特稿，看社会学调研，渴望了解更多。
甚至，我曾经偷偷查询，国内有哪些大学有性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点，考虑转行做研究。
在和人聊起这个话题时，我努力强调，这个行业理应非罪化，世界理应是平等的，边缘群体也是人。
上个月，看了一本书，《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主编的一本集子，汇集了国内十多位红灯区田野调查学者的心得文章，其中包括开创了红灯区“社区考察”的潘绥铭先生。
看了这群实践者的心得，我突然面红耳赤，发现自己“忍不住的关怀”竟是种讽刺。
从想扮作嫖客去了解她们时，我就不知不觉就站在了某种道德的制高点，不过是想满足自己救世主一般的优越感。
盲目的冲动，不过是追逐虚荣的光环。拯救者心态，就是一种歧视。你越是强调平等，就越居高临下。
潘绥铭先生最早做调查时，明确了一个前提：要是假装嫖客，看到的就是职业表演，跟模特演员一样，“我看的到根本不是她这个人。”
言简意赅，却醍醐灌顶——你到底是真的想了解她们，还是觉得这么做很酷？
《出租车司机》中，主角Travis对雏妓的劝诫和拯救，触动不了她，甚至还比不上鸡头抱着她说的绵绵情话。但Travis自己一定觉得这样很酷，很正确。
《出租车司机》剧照，Travis一心想说服雏妓。
回到那本《我在现场》中，黄盈盈女士回忆了一个供职于”香港紫藤“（专为小姐群体服务的NGO组织）的朋友阿严。
对于培训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项目，阿严有个听起来奇怪的理论：不讲性技巧，不能让小姐们生意更好的培训，怎么会吸引人？
紫藤有些员工试图劝解小姐改行，别吸毒，阿严训导她们：人家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你去拯救，要你去告诉人家怎么活？
她对当时刚开始调研的黄盈盈说：“你要自甘堕落。”
不自甘堕落，就往往化身劝诫者，拯救者和施舍者。不自甘堕落，就会拿自己的逻辑强加于人，把自以为是当作对方的需求。
潘绥铭评价预防艾滋病的工作者，说他们“漂在水面上”，就知道使劲跟小姐说：戴套！
“我跟他们说，你们的专业知识都比我们强，就是第一缺乏生活常识，二是缺良心。你看着她们就觉得是病人。你要真的把她们当一个人，那你怎么不从来问她孩子？你知道她有三个老公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去问，根本不关心。”
艾滋病看起来遥远，不那么可怕。和所有女孩一样，她们怕的是人流——这就是常识和良心。
自以为是背后是片面独断，是种人际强权和社会强权。不自甘堕落，就没有平常心。
潘绥铭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个红灯区老板说：你是教授，总要找些事情做嘛——这老板火眼金睛。
教授和小姐，同为谋生手段，真有高下之分吗？
美国作家艾丽斯·马蒂森在讨论写作经验的书《写作课》里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很多作家爱写边缘群体，希望打破外界歧视。比如，主角是个同性恋，就让他被歧视。主角是个奴隶，就要写他分离挣脱枷锁。主角是个妓女，就要写她被鸡头欺压。
这种写作逻辑，其实落了窠臼，是高高在上的“特殊看待”。
想把边缘人物写好，必须克服保护欲并抱以平常心，从普遍人性出发——而非只想着把悲剧和那些边缘化特征联系起来。
拍电影也一样，看电影也一样。生活中看待人和事，也一样。
常有大城市生活的青年，提起留在县城的同学就摇头叹息，为“底层”惋惜。再细问对同学了解多少，便说不上来——子非“底层”，安知“底层”需求？
为什么“自甘堕落”这么难？因为太知廉耻，G点太多，一碰就敏感。
高二时，我上课偷看王小波的小说集，给英语老师抓了现形。英语老师是个已经妇女，孩子上小学了。
《东宫西宫》剧照。
根据王小波小说《东宫西宫》改编的同名电影，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男同性恋群体的故事，也是敏感话题。
她翻开书，一眼扫到李银河写的序言——《王小波笔下的性》，瞬时脸红耳赤，骂了我一句，合上书丢在桌上。
我也脸红，觉得脸面丢尽，恐怕顶上看黄书的污名——我确实是在当黄书看。
李银河那篇序言说的是，王小波写的性爱，自然干净，如同写吃饭睡觉的日常生活。
可惜我和英语老师都太“知廉耻”。我们太清楚，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低贱，什么是黑，什么是白。
在敏感的世界里，想拥有平常心，需要漫长的“脱敏”训练。
医学上，心理过敏是指由不良刺激物引起的异常反应，具有病态特性。一个社会的敏感，往往源自过于密集的禁忌。
性是巨大的禁忌，培养出了洁癖般的道德感。站在道德制高点心生怜悯，就是崇高感。
有崇高，就有卑贱，高下之分的概念就会不断深入人心。
全社会谈性色变，理所当然地回避性教育。前阵子北师大出版的儿童性教育课本《珍爱生命》，不就被家长骂作不要脸吗？
性工作者被“污名化”，连性教育也被“污名化”。耻感教育，代代传递。成人的羞耻敏感，造成儿童无知。
儿童性侵案的不幸，童年性教育缺失难辞其咎。
越是敏感，越想遮掩。越是遮掩，越显神秘。神秘多了，就是盲目和危险——所谓洪水猛兽。
让《暴雪将至》里余国伟把燕子当诱饵的，是这个连锁反应。让我把王小波当黄书看的，也是这个连锁反应。让我生出假扮嫖客这种傻×念头的，还是这个连锁反应。
洪水猛兽成天在心里闹腾，能不变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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