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你买了伯格曼影展的票，可你真知道他到底有多牛吗？
北京的四月，以大雪迎来伯格曼领衔的北影节，我们终于能在影院一睹真·大师的风华。
伍迪·艾伦曾说：“伯格曼的电影是任何一个电影人都想拍摄的，哪怕只能拍出其中一部。”
这位导演中的导演、欧洲电影“圣三位一体”之首，给我们留下了百年内都难以完全消化的电影遗产，他对现代电影的影响，就像是武林里的达摩祖师，后世各国的电影导演，没有一个不算他的徒子徒孙。
不过，伯格曼其人在被不断神话的同时，那个肉身的长寿老人的真面目，却愈发模糊了。
今天，我们从头细说伯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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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自杀，要么妥协
文|黄文杰
作者简介：曾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现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著有《愤世嫉俗 : 杨德昌和他的电影》、《陷落的电影江湖》，译作《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等。
英格玛·伯格曼 1918.7.14－2007.7.30
整整一百年前的7月14日，瑞典中部乌普萨拉市一个路德教牧师家庭诞生了一个新生命。
在这个充满宗教氛围的家庭里，父母冷酷严肃，孩子们则从小被灌输罪恶、忏悔、宽恕、谦恭等观念。如果不循规蹈矩，等待他们的有两种惩罚：鞭笞和关入橱柜。
孩子有时哭闹，想要拥抱和亲吻母亲，她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伍迪·艾伦说，出身于这种环境，要么成为天才，要么沦为疯子。
童年伯格曼
很多年后，那个孩子成了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他的名字叫英格玛·伯格曼。
在我看来，他既是天才，也像疯子，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世俗欲望与人性弱点的人，一个洞穿生命本质又深具自省精神的睿智而痛苦的灵魂。
童年即地狱
弗洛伊德有句名言：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伯格曼的人生和创作，完美地诠释了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
在外人眼里，伯格曼的父亲是位受人尊敬的牧师，母亲是位贤惠能干的知识女性，他们组建了一个安详平和、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一切只不过是“看上去很美”。
伯格曼在自传《魔灯》中揭开了家庭的“黑暗面”：父亲外强中干，神经质，狂躁易怒。母亲忙里忙外，焦虑不安，严重失眠。
他们在教会宣扬上帝之爱，广受欢迎，但在家里是刻薄、残酷的铁腕家长，从不肯对孩子说出“爱”字。
伯格曼的父母：艾瑞克·伯格曼和卡琳·伯格曼
更不堪的是，他们感情不和，母亲红杏出墙，父亲曾在教堂办公室和“一个美丽而肥胖的女人”偷情。母亲提出离婚，父亲以自杀威胁，他们最终选择继续忍受对方，原因据说是“为了孩子”。
家庭的冷漠和虚伪，导致伯格曼自小多愁善感，缺乏安全感，在他的世界里“爱是不存在的”，他“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感觉不出有爱”。也因为爱的匮乏，他用尽一生在电影中追寻爱。
《伯格曼论电影和生活》中，他笑得很温和
纪录片《伯格曼论电影和生活》中，年迈的伯格曼显得慈祥而温和，他坦言童年其实也有快乐、梦想和音乐，父母都是“好人”，但他还是不忘强调，“他们教养孩子的方式，实在与地狱无异，毫无疑问”。而他所有的电影都是与地狱般的童年对话，“我从没远离过我的童年”。
此言不虚。在伯格曼后来的电影，如《野草莓》《犹在镜中》《秋日奏鸣曲》《芬妮与亚历山大》中，忽视孩子的冷酷严厉的父母形象一再出现，儿时梦魇反复上演。终其一生，伯格曼都是个没有走出童年阴影的胆怯敏感的孩子。
上帝已死，或在沉默
二十岁那年与父亲拳脚相向叛出家门后，伯格曼投入了戏剧的怀抱，凭借出众的才华很快脱颖而出，获得了拍摄电影的机会。
40年代他编剧、导演了一批深受法国诗意现实主义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的影片。罗杰·伊伯特认为这些早期作品“平庸陈腐”，但实际上它们已经显露了伯格曼成熟期的诸多元素，比如代际冲突、两性关系与永恒的孤独。
《开往印度之船》中渴望逃离的爱侣
在《开往印度之船》《爱欲之港》等片中，年轻的爱侣总是迫不及待地要逃离家庭和旧有的环境，也往往能冲破种种阻扰搭上轮船或火车奔向新生，从中可见伯格曼对爱的信心甚至是批判社会的意气。这时的伯格曼恰如他自己所言，处于“对生活充满幻想”的时期。
《小丑之夜》中遭受妻离子散、情人背叛的主人公
但是好景不长，进入50年代，生命的苦难、情感的背叛旋即成了他表现的重点。
《喜悦》的剧痛，《小丑之夜》的羞辱，《不良少女莫妮卡》《恋爱课程》《夏夜的微笑》的不忠，无不标示着伯格曼的态度转向。
自此，生存是沉重痛苦的，成了伯格曼一成不变的主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要要求我讲别的东西，我做不到”。
《处女泉》的荒蛮
《第七封印》，末日般的世界瘟疫横行，死神无可逃避；《处女泉》，人类如野兽般自相残杀；《犹在镜中》，女主角精神分裂；《冬日之光》，牧师因至爱离世信仰毁灭；《沉默》，姐妹失和，横死异乡……
孤独、空虚、疾病、死亡和恐惧，始终与人物纠缠不休，而在他们备受摧残的时候，上帝从未现身施以援手。
伯格曼说过，“人在追求上帝的过程中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将遭遇死神”。既然上帝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也是个心胸狭隘的“恶劣的神”），只有死亡是明确的注定的宿命，而这个世界又如斯特林堡所说“是个粪坑”，人生焉能不苦？
拍完“沉默三部曲”，伯格曼与上帝彻底决裂，他“不再问诸如‘上帝啊，为什么？’或‘妈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他认识到：“人必须在自杀和妥协中作出选择，要么毁灭，要么接受生活。我选择接受它。”
《呼喊与细语》中身处一室却彼此隔绝的姐妹们
随后他拍出了令人惊艳的晦涩深奥的《假面》，描绘姐妹关系的《呼喊与细语》，刻画夫妻关系的《婚姻生活》，反映母女关系的《秋日奏鸣曲》。
上帝退场，人类依然麻烦不断。在这些公认的大师级作品中，亲密关系变成了疏离和隔阂，人物靠得再近也感受不到彼此的温暖，他们渴望理解与拥抱，却总是事与愿违地互相揭短、攻击、撕咬。伯格曼一再试图以爱与交流来重建信仰，却屡屡一败涂地。
老黄牛？老司机？
艺术来源于生活。伯格曼的电影，大多是他自身经验的写照。波德维尔的说法是，“他的私人世界成为公共财富”。
当人们人们惊叹于他对情感关系深刻犀利、微妙精确的解剖时，其实不难想象，现实中的伯格曼，活得一点也不比他镜头下的人物轻松。
在《伯格曼论电影》中，他自陈：“我私人的生活也备受恶魔折磨、羞辱。玩跳蚤把戏的人，往往爱让跳蚤吸他的血。”
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他惊世骇俗的婚恋史。
毕比·安德松与伯格曼
他一生结过五次婚，还先后跟他的多个御用女演员，如哈里特·安德森、毕比·安德松、丽芙·乌曼维持过为期不短的同居关系。
他在《魔灯》中提到过一个细节，第二任妻子爱伦曾怀疑他“在外头玩花样”，他则供认：“她的怀疑有时是正确的，我无路可走，拈花惹草便不可避免。”
他在自传、访谈中从不讳言自己的朝秦暮楚，对于感情的不可自控从不掩饰。
但他为此背负了沉重的罪恶感。他坦言，“背叛始终是个阴影，深深刺痛着我的心扉”，“我对婚姻的背叛，也许会遭到上帝的惩罚”。
82岁的伯格曼和老友厄兰·约瑟夫森在纪录片访谈上
八十二岁那年，他曾和老友厄兰·约瑟夫森一起接受纪录片访谈。当记者问起他的情感经历，他开玩笑地说，羡慕厄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吸引女性，而他“一直得使出吃奶的劲儿，在生活中成为爱情的老黄牛。”
但他同时也承认：“我是一个骗子，我到处留情，我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伯格曼和儿子丹尼尔一起玩耍
他一生留下了九个孩子，对于他们，他同样充满了愧疚。因为不断结婚、离婚，他不断抛弃孩子，也因为忙于工作（他是个高产的电影和戏剧导演），他几乎没有家庭生活。他记得自己作品的出品年份（这是他标记时间的方式），却不清楚孩子们在哪一年出生。
他成了和自己昔日痛恨的父亲一样的父亲，成了他电影里批判的对象。
他曾对孩子说自己不是个好爸爸，孩子回敬他：“好爸爸？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爸爸！”
“作为一个人，我感觉自己完全失败。”伯格曼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
逃往法罗岛
有些人批评伯格曼专注于内心世界的探索而不问世事。的确如此，在数十部作品中，除了《羞耻》和《蛇蛋》，他几乎不涉政治。
那是因为他曾受到政治的诱惑和欺骗。少年时他曾前往德国做交换生，“一头栽进了理想主义和英雄崇拜的浪漫漩涡”。他亲眼目睹了希特勒演讲现场的狂热，并且跟着人群“大声嘶叫”。
但是集中营让他的幻想破灭，他为自己当初没有看到政治的“黑暗面”而深感羞耻和自责。在战后一次集会上，看着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他“勾起了心中的难过和失望”，并告诫自己：“不要再碰政治了！”
对于1968年的学生风潮，他的评价是：“他们至今还不了解他们的行为对我们的文化生活破坏有多大！”
1976年，伯格曼陷入逃税风波，离开瑞典
1976年伯格曼莫名卷入逃税风波遭到审查。他既懊恼于自己不谙俗务，对金钱和数字一窍不通，又深感政府官僚的侵扰是对他的侮辱。面对不胜其扰的指控，伯格曼选择了自我放逐，先是巴黎，然后是慕尼黑。
其实他早就想逃离这个纷扰世界，而且逃到了法罗岛。
《犹在镜中》恬静的法罗岛
1960年为拍摄《犹在镜中》寻找外景，他意外发现了法罗岛。这个美丽的岛屿让他一见钟情。他直觉认定“这是我自己的家”，“我要在这里盖一幢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六年后，他梦想成真。
从此，法罗岛成了他“休憩放松”、“清洁心灵”的避难所。他实在是太爱这个地方了。
在流放巴黎期间，为了避暑他曾前往哥本哈根，途中特意租了一架小飞机飞回法罗岛，和最后一任妻子英格丽坐在台阶上看了一晚上的夜景，待到天亮又飞往哥本哈根。
伯格曼在法罗岛的故居
税务纠纷解除后，伯格曼回到法罗岛度过了他的余生。晚年的他深居简出，杜绝社交。他曾在访谈中称，他在岛上从不感到孤独，即便孤独，他也享受这种孤独。岛上的居民对他很友好，从不向外来的游客透露他的住址。
他也不介意谈及死亡，此时的他已没有了拍摄《第七封印》时的恐惧，只是希望有尊严地死去，不要成为植物人或他人的负担。
制作《色戒》时陷入人生低谷的李安，去法罗岛朝圣了偶像伯格曼之后，才重拾信心拍完电影
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孩子们每年都会在他的生日那天一起来到岛上看望他。
也许，在法罗岛上，伯格曼焦虑不安的灵魂终于得以安顿。
2007年7月30日，这个世人眼中洞彻人类心灵奥秘的大师，自己口中“无可救药的恶棍”，在法罗岛寿终正寝。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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