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中国人，我病得不轻 | 杨殳专栏
这一周，国人又一次发扬了我们光荣的集体主义传统：
集体焦虑了。
还记得鲁迅先生在整整一百年前写下的那句话吗？
“救救孩子……”
我是个中国人，我病得不轻
文|杨殳
作者简介：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前天晚上，枪稿主编徐老师紧张地检查自家孩子的疫苗接种本。
过去几天，无数父亲做了同样的事，只想弄清楚孩子打过问题疫苗后，接下来该做什么？想用进口疫苗，却发现进口的被认定为“假”。
震惊、恐慌、愤怒、侥幸、不安、焦虑、茫然、绝望……我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成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公众遭受伤害后，变得更加警觉，或过度警觉，陷入一种持续的焦虑。
我们不再相信了。
1
基于自我经验对世界做出合理解释。这是人基本的心理机制。对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专业领域，人就需要寻求可靠且专业的信息。
就好比相信地球不会突然爆炸，相信太阳照常升起。也好比相信公交司机，相信高铁动车，或相信随便哪一部电梯的质量。
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生死托付给陌生人，这是一个个体、一个组织、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信念。
十年前，毒奶粉事件爆发，“婴儿肾藏半瓶结石”的惊人事实挑动了中国父母的神经。
十年过去，海淘奶粉热潮依然持续。让孩子远离国货，已成为中产阶级的“常识”。
相比奶粉，这几次的疫苗问题是一次“质”的升级。
试想——奶粉是喝的，通过口腔进入消化系统，吸收、排泄。疫苗却是一管针剂，装着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也已经无法完全信任的液体，直接刺入肌肤，流进血液。
仅仅是这种想象升级，就足以引发巨大恐慌，乃至切肤的痛感。
过去十年，中国人已经从肉体到灵魂习得对食品安全和空气安全的麻木，日复一日靠黑色幽默缓解焦虑。
当问题从消化道、呼吸道升级到血液，这套心理防御机制被彻底击垮——中国人这回真的生病了。
一场从各个层面击垮社会信念的大病。
公众、官方、商人、专家、媒体——我不信你的承诺，你怀疑我别有用心。没有真相，有也不够真，真了也不信。
这场社会信任危机必定会留下难以痊愈的后遗症，人人胸怀一颗焦灼之心，不知道该信谁。
不知道该信谁，则更容易盲从轻信，所谓病急乱投医。
焦灼之心，乃易燃品。
《走向共和》剧照
疫苗背后不仅仅是无良奸商，更是“公共卫生”，和“官方”、“制度”等词血肉相连。
疫苗危机会引发“疫苗无用”、“病毒变异”等论调死灰复燃。同时也让背后的产业黑幕、权力垄断、监管腐败等问题也一次次浮出水面。
但连续失信的伤害已令民众失去耐心和判断力，理性分析、情绪发泄和阴谋论混合发酵。谣言可以屏蔽，文章可以删除，网站可以掉线，但人民总会宁可信其有。
性命攸关啊。
社交媒体当然会爆炸——它可能是善意的揭示，也可能是恶意的揣测，甚至不过是某种缓解焦虑的发泄——哪怕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传言，也可能烧出火来。
导火索，从来不是理性的。
2
历史上很多“毁灭性”的群体事件，都是在严重社会信任危机下发生的。
1870年，法国人在天津一座教堂内设育婴堂，打算收养孤儿。因中国人很少主动送孤儿去，修女便为入堂儿童提供酬金。此举催生一些人贩子绑架儿童。
继而催生出一段绘声绘色的传言——
“在深宅大院内，洋人对小孩施以魔法，伤害他们的身体，挖取他们的心脏和眼睛来制药。”（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朝廷介入调查，并未发现传言指控的实锤，但民众情绪已被点燃。当法国人也来调查时，冲突爆发。法国领事及助手、十名修女、两名教士、两名法国官员丧命、三个俄国人遭误杀，英法美教堂都被烧掉。
群情激奋，教堂被毁
这就是引发之后一些列排外冲突和屈辱条约的天津教案。
对洋人的积怨和恐惧投射在一条荒谬的传言中，直到三十年后庚子拳乱，此类传言也没消失，且愈演愈烈，连属羊的都被视为大凶之人。
当人们无法理解也不相信时，就可能去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传言，以符合自己对某些事件的解释。
如果我再也无法相信疫苗是安全的，那不如尝试相信打疫苗本身就是无用的，不打也没事。
简单、片面、未经证实的传言会渐渐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事实”。
这种“事实”的力量有多大？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提出了一个公式：
“传言的影响力 = 重要性 × 模糊性”
依次推论，疫苗问题带来的信任危机能有多大？专业性和产业不透明——这是无限大的模糊性。
重要性还用说吗？那是孩子的命。
3
言已至此，就再举一例。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离奇传言如水漫河堤，无孔不入。
清廷自庚子拳乱后，搞宪政学习西方管理方法，但当时民众已全然不信。
新政一出，传言也流出，说太后搞新政不是为自强，是彻底从了洋人了，中国要变“羊”。新学堂就是洋教堂，电线是给洋人铺设的，税收是替洋人敛财。
新学堂开讲外语课
朝廷想学洋人调查户口，江西人说这是要抽丁当兵，江苏则传出妖术的说法，为啥收集生辰八字？那是要将咱们的魂魄卖给洋人。
太后太委屈——可那有何用？信任透支到最后就活该委屈。
谁叫人民有苦难言，人民最后定会叫他也有苦难言。
1912年9月底，革命党行动泄密，名单被官府搜获。官府严令搜捕，各处革命党信息隔绝，计划落空。
“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党人”的传言在武昌新军中流传来，真假难辨，但人人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很快，传言演化成了“清政府正在捉拿没辫子的革命党人”。恐慌进一步蔓延。
下一个版本很快出现，变得更加简洁含糊，但有力：“捕杀剪辫者。”
有人认为这是革命党的攻心计，以刺激新军哗变。但到底传言如何诞生如何演变，真相已无可追究——也再无必要追究，因为枪很快响了。
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中说：
半真半假的事实能使得民众度过当局神秘遮掩的一些关键时刻，“对于岌岌可危的现实来说，它们是令人心安的隐喻。”
半真半假的事实反倒让人“踏实”
传播恐怖的消息，往往就是对自我焦虑的一种认定。
武昌枪声之后，革命党尝到了心理战的甜头，贿赂当时著名报纸《循环日报》通讯员，给香港报馆爆料：京陷帝崩。
消息传到广州，“讵沪电谣传京陷帝崩四字，港澳各报相率登载，全城人士欢声雷动。”（冯自由《革命逸史》）
信任危机，始于凛冬，终于烈火。
清末一名官员曾在日记中写道：民心喜乱，大非吉兆。
这是因为民心已空虚，无所依托。革命党的攻心战术才可趁虚而入。将大清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不是枪炮，是失信于民。
这并非一次历史偶然——往前再推一百年，法国大革命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十八世纪后期的巴黎公众，已不再信任警察和国王。他们相信警察抓小孩给国王治病的传言，并在街头议论，国王已死。
政府一边批判这种冲动和无知，一边监控舆论，凡是瞎说瞎写的，抓起来投入巴士底狱。
结果众所周知，巴士底狱很快就被攻破。
4
我生性怕乱，更不想被谁煽动蛊惑。今晚写下这番骇人的联想，把我自己都吓到了。
因为我这个中国人，确实病得不轻。
我感觉自己遭到了曾经信任、很想信任、必须信任、不信任也无能为力的有权者的强奸。
警察却说，这事儿算了吧。
我怎么能忍住不发一场癔症——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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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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