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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禧、如懿可没说大清是怎么玩404的 | 杨殳专栏

杨殳 枪稿 2019-04-07


这是清宫戏盛行的时代,发生在清朝的古装剧远多于其他朝代,诸如《还珠格格》及《延禧攻略》《如懿传》等。


可即使数量众多,囿于国情,我们见到的“大清”不过是被滤除所有敏感词的傀儡娃娃。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看到的大清是某些人希望我们看到的当下,我们看不到的大清也是某些人不希望我们觉察的现在。



无声的合唱:大清如何删禁书稿?


文|杨殳


作者简介: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1


前天知道,上个月发的稿子(《我们都跪着,凭什么就你要站起来 | 杨殳专栏》)被删了。


对此,我内心毫无波澜。有把尺子告诉我,这是“正常”的——我心里早就对那篇讨论自我审查之害处的文章进行了一番“自我审查”。


这种事不但“正常”,而且自古有其传统,称为非遗也不为过。


既然古已有之,何必大惊小怪?


况且,总有人提醒,时代在进步。


有时你会看到这样的评论:要搁在过去,这稿怎么能发的出来?


这逻辑理据服。


2


搁在清朝,发一篇含敏感词的稿子可能得株连九族。写稿的、发稿的、读稿的、转发的,都得砍头。举报晚了,也得下死牢。


比如《鹿鼎记》里的“明史案”。


湖州富二代庄廷鑨编著明史,沿用了前朝年号,直呼清兵为“建夷”,犯了忌讳。


此事遭人举报,牵连上千人。不但书店老板和印刻工人被杀,有个告发者都因“私藏逆书久不上缴”被砍了头。


《鹿鼎记》中,烟花巷里混大的瘪三韦小宝都知道藏禁书要杀头


想起这桩文字狱案,是因为最近在读台湾学者王汎森先生的著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这本书讲了清朝是如何禁书、删书、烧书以及搞文字狱的,并分析这些政策如何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的“自我压抑”。


读罢此书,我深感庆幸——跟清朝相比,如今的delete键实在太温柔。


因此,今天要分享一下读书心得,并安利这本书。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


“明史案”后,民间默默发生了一场焚书运动,从康熙年间一直烧到乾隆时。


当时人记载:


“今年当事虑书狱滋蔓,密令体勘,而闻风心栗者,取其家有之书,稍涉疑似,无论兔园册子(浅陋通俗小说),悉举而畀之爨烬。”


从地方官到读书人和普通家庭,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得自查祖上藏书,连地摊读物都不放过。


比如,凡是“明”字开头的就得烧掉。


康熙钦点某学者撰写明史,这位先生就买了一批晚明史料,寄回老家,准备回去编书。不想“明史案”爆发,没等他到家,买的书全给家人偷偷烧了。


老百姓心理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到了乾隆年间,文字狱和禁书删书规模发展到最大。


禁什么删什么呢?取决于皇帝的大脑。


乾隆推崇皇权中心,想搞一套唯我独尊的真理,垄断文化,就从儒家传统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推崇忠孝伦理和正统典籍——


当然,要窜改掉不当之处。


凡是有碍于合法性,或质疑忠孝伦理的书稿,就得删禁。


比如,不利满族的,非议圣贤的,讨论清朝早期八卦的,都要禁。缅怀前朝和反清的更得彻底毁掉。


明代学者李贽尊崇个性,反对儒家礼教,要禁。钱谦益虽剃发归降,但搞过反清,也要禁。


甚至连地里挖出的文物,要有犯忌讳的文字,也得铲掉。


1998年TVB电视剧《乾隆大帝》,古天乐演年轻的乾隆皇帝。研究清史的人发现,即使是乾隆自己,年轻时也并不敢随意阅读前朝历史,直到中后期才开始深度关注明史


4


不过民间那么多书,如何禁得干净?


乾隆想了个法子:“寓禁于征”,以向民间征集图书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实现收缴查禁的目的。


这件事的变化极其意味深长。


起初,乾隆并未明示要禁书,而是说要“稽古右文”——充实内府藏书,考察古代文化,发展学术教育,这是“读书人本分所应为之事”。


《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纪晓岚,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


“稽古右文”怎么就变成“寓禁于征”了?靠的是暗示,问责和揣摩圣意。


下层官员的奇思妙想和乾隆的小心思一拍即合,民间采购很快发展成民间搜缴,而且边搜、边毁、边禁


征书令响应不佳,有位巡抚献计,可以“传集地保,令其逐户宣谕”,把搜缴工作“深入帝国的每一户人家”。


最底层的士绅、藏书人,搞出版的,开书店的,摆书摊的全都领了任务。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必须上交家中藏书书单,最好把邻居家也查一查。


最后,有官员发明了两大绝招:一是开列书单,以供自查;二是要求书籍刊刻要先提交审查,所谓先审后发。


皇帝的意志就像投向水中的石块,激起一圈圈波纹。每圈波纹影响所到之处,又形成新的中心,辐射出新的波纹——形成了“涟漪效应”。


“涟漪效应”是种呈几何级扩散的信息传播形式


再往后,唱戏的剧本也逃不掉。


乾隆特别“担心”演员表演“过当”,百姓会把戏里的事都当真。因此,议论清朝的每个字都得查,关于金和南宋的剧本也得查。


查的多了,唱戏的学精了,干脆只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籍消遣,亦无怨尤”——实在庆幸,乾隆不是个唯物主义者。


5


更大的效应发生在民间的“求生欲”中。


比如说,禁书目录怎么形成的?


官方真正颁布的极其有限,但书目却在流传中愈加庞大。为了避祸害,百姓会把很多毫不相干的书也自行列入。


列都列了,就肯定有问题——


甚至有些并未列入的书,刻板工人也会将自认为敏感的字眼铲掉,或加墨钉。


墨钉,又叫黑钉。古代刻本图书正文中,偶有一二字阙文,刻成四方形或长方形的黑块表示


这种对策却让乾隆更来劲了。他认为空格可以引发人危险联想——因此,“凡有留存空格书籍,随时呈缴。”


删禁什么,已经不只是皇帝的喜好,更多是民间的想象和对策。用王汎森先生的结论来讲:


“民间的想象、传言或猜测,往往是官方政策为人们所了解、发挥其影响力的方式之一。


看似是权力推行,实际上却更是自下而上的强化反馈,“禁”或“劝”的信号,形成了一套自发的传导系统,民间流传出各种版本——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被鼓励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却让政策渗透得更深远。这就是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权力的运作并非中心化的,而是散布于组织社会的各种细微关系之中,通过散点的反馈不断自我强化。


图为福柯。王汎森先生的分析方法借用了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中的权力并非中心化的,而是每个地方都有散点分布的小中心,从地方、组织到个体之间


6


通过权力毛细管,乾隆传达了自己的震慑力,在帝国的每个人心里种进了一把“求生”用的尺子。


这把尺子有多厉害?


郑板桥当县官时,整理出版诗集《板桥诗钞》,特意在刻板上写道:


“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以厉鬼以击其脑。”


这是怕有人把他生前“瞎”写的其他作品流传出去,一旦犯忌或被曲解,子孙就完了。


不但自己有“求生欲”,连后代也得照顾着。


虽然他可能从未真正见过那把“求生”尺,但却自有其理解,能揣摩出长短、宽厚,乃至其刻度计算。


反过来,“求生”尺又催生了微观权力关系。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作品中探讨了华夷问题,但在当时刊行的版本里,这些字句全都神秘消失了。


因为书商有“求生欲”,自行用“韵目代字”,把敏感内容做成了密码。


当刻印工人在老板要求下窜改文字时,微观的权力便在雇佣关系、作者和书商之间发生了。


读者主动在敏感书籍上涂抹、挖洞,家人为避祸烧掉你的书,都是同样逻辑。


7


在公开的禁止和沉默的自我压抑中,很多东西会消失。


章太炎写清代建国史时,明确指出清代“官书之谬悠”。


因为这种“谬悠”,有些清末人活到了民国才知道大清皇帝原来是满族人——这是史学家钱穆童年的亲身经历。


人的历史记忆被彻底扭曲和抹除而不自知:


“涟漪效应带来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万民退隐的心态。”


何为隐退心态?——只感知和追随被提倡的东西,并娴熟地消解掉令人不适的超纲内容。


我以前做编辑的时候,也删过别人的稿。


夜半时分,惨白空荡的办公室里,传真机兀自咔咔作响,吐出神秘指令。这种场景我至今仍能清晰回味。


因为有这种经验,我不会对按下delete键的人有任何怨恨。


无论那个瞬间是紧张、惋惜、纠结还是麻木,他们——或我们不过遵从了简单的求生法则


我会安慰自己,要怪就怪那台黑色的传真机吧。


如今,“全景监狱”式的实时监控早已超越了我和大清国印刻工人的想象。


铲子已经走在印刷之前,删除正走在阅读之前。


当你正要开口,可能就被摁住了。


说实话,我不知所措——还要写吗?


写。


干嘛不写呢?说得悲壮一点,这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


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位被惩罚的人,其受罚方式是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次到达山顶后巨石又滚回山下,如此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图为提香画的西西弗斯


8


清代文人和出版商在自我压抑中写作出版时,留下了大量的隐语和空白。这是一种“既传达又遮掩”的双重写作。


到晚清,隐语和空白被一一点明,以及过度解读,产生了“庞大的现实爆发力量”。


留下空白和404,或许有类似的力量,也是西西弗斯的意义。


若悲观地讲,我又会担心这种表达不过是种适得其反的讽刺。


比如,网上常有文章使用《1984》等反乌托邦小说的语言系统,进行批判或嘲讽。


但对一知半解者而言,这些文章仅仅是对现实的进一步肯定。读者留言会进行新一层反讽——“大兄弟在看着你呢”“开门查水表”“走好不送”“竟然没被删”。


再比如,文化产业中出现越来越多应对审查的专业人士,以深谙其中尺度和标准为技能,不但敏感度够,还知道怎么把“不行”变成“行”。


这不正是最微妙的权力毛细管作用?


对权力的批判、嘲讽和回避,恰恰成了对权力的最大肯定和宣传,擅长“求生”变成一种权力寻租式的产业,对策推动了政策。


这是一场无声的合唱——也是西西弗斯的另一重意义。


*注:本文思路受到王汎森先生《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的极大启发,特此鸣谢。再次力荐此书。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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