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141】拈花微探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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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是一種救贖，」余光中坐在面前，清瘦如一株菩提樹：「隨着人類媒體的變革，文字的訊息也變了。最近我出席一個全球移動電話網絡會議，有人問我：不擅用通訊科技，怎樣過日子？我反問他們：你們賺了許多錢，網絡媒體也統治了全世界，統治者和消費者，快樂不快樂？科技這樣發達，卻沒有倫理來平衡。人手一機，家人都不見面、不交談，網絡本來是資訊世界的連結，卻導致倫理親情的崩解，這樣下去，你們會有大麻煩。」

我說：這是一個只有 sound-bites，沒有 quotations 的時代；只有資訊（information），缺乏知識（knowledge）的時代；只有噪音，漸漸連音樂也沒有了的時代；如果「詩」在網絡世界缺席，人類的災難必將降臨。

余光中說：「詩是精煉的。有了詩，對生活的感覺和觀點，自然較為精緻。在即食麵流行時，你要喝功夫茶；在飛機和跑車風行時，你要環寶島騎單車。這是逆迎高速科技反動。」

余光中在散文「高速的聯想」中寫過開快車，亦曾幻想「與李白同馳高速公路」。在他的朋友夏菁的另一篇散文「芝城之行」中記述，兩人在密歇根湖畔駕車騁遊，在新大陸的月夜，一人吟念與月有關的唐詩：「假如我們現已疾馳在月明千里的大陸，趕上一個自由富強的年代，那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由唐宋到民國，詩人的相惜，讀書人的善良，一度是中國文學悠悠不絕的清流所依，然而今日，山河、人心、文字，一切都已污染。

我們又提到今日華文世界語文，余光中追求語言的純淨和精練，問題是他自己樹立的典範，以驚人的才華為經，博大的文學知識為緯，方成獨一無二的「余體」，一般以筆墨謀業的人，即使實踐，也難以體現其獨有的文字魅力。

即使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余光中並無刻意擁立山頭，卻由於其錦口繡心的演說和寫作影響力，壓倒同輩的學者，開創了詩和詩文的創作風氣，有如蘇軾、黃庭堅、秦觀的相投互勵，形成所謂「余派」，而招香港本土學界與「文壇」之忌。

余光中又為戴望舒修潤詩句，指出累贅為詩的第一大敵。

機關槍和蟋蟀的對峙，今日烟消塵落，經歷了「只樟樹灘伴一山蟲吟，幾家犬吠」，而在「最後總是向崑崙的荒古／落下鴻濛一丸老太陽」之後，今日的余先生，猶鎮坐高雄，日夕對着浩藍的西子灣，一片波濤，也漸隨入定，化為一瀉空濛的月色。

「好的語文，澄析世道（to elucidate），壞的語文，妖惑人心（to confuse），」余光中說：「英國小說家奧威爾的名篇『政治和英國語文』，力陳政治八股和意識形態如何污染語文，侵蝕思想，這篇警世文，今日讀來，一點也沒有過時。」

「這篇文章是傳播學必讀的教材，」我說：「奧威爾洞悉極權的本質，他的『一九八四』如龔自珍和雪萊之預示一場大動盪的來臨，也預卜了一場文明文化的浩劫，這就是文學的功用。但是，方今世人讀大學，只認得理工和金融管理，世界像走到了盡頭。」

西子灣的下午，我卻看見台海的波濤連接墾丁和鵝鑾鼻。

余光中的文白相融，經「逍遙遊」和「敲打樂」的美國時期，靈感經冰淬炭燒焙煉，思想經遠交近攻的磨礪，擷太平洋的浪花，回歸而嫁接長江的波濤，由重慶川江一路走出來的民國才子，持筆為劍，昔日成俠；成詩證道，今日為聖。

在余先生面前，如此美頌，我一時生外，說不出口。他續道：「作家的語言，要立體而豐盛，要 resourceful，袖裡收藏的王牌，愈多愈好。文字和白話，都要精通，做到『白以為常，文以應變』。」

余光中去高雄後，多有詩評人論事，經他詩筆論定的，有李白、蘇軾、屈原、曹操；不但能為「詩判」，亦可為「詩史」。

余光中的詩，其格律期的「舟子的悲歌」始於國難，「五陵少年」的突破期，偏偏成於戒嚴，「白玉苦瓜」和「與永恆拔河」，太平洋往還香港，則盛於優裕，最後大光攏聚，王氣斂收，則又歸逸於高雄西子灣時期的雍容恬淡。凡大藝術家，由莎士比亞到畢加索，必有風貌迥異的蛻變、風格動靜的昇華。紅燭羅帳、江闊雲低，而後星鬢僧廬，余光中的詩歌王國、語文體系，如星圖森布，如銀河脈動，不錯，我深信，在一切的霧霾散落、喧噪歸寂之後，不但中國早以他的名字為榮，將來學懂中文的世界公民多了，人類的文學亦將以他的名字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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