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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艺术中的手足印记(二):遗留世间的神圣躯体

最后的古典人 Anjana 2021-11-30

སྐུ་གཉིས་ཕྱག་རྗེས་ཞབས་རྗེས་རྣམས།
ངོ་མཚར་བྱིན་རླབས་ཆེན་མོར་འགྱུར།
 双身之掌足印
 成无上之加持
第一世红帽活佛扎巴森格
(ཞྭ་དམར་པ་གྲགས་པ་སེང་གེ་;1283-1349)

👀复习上篇——「喜马拉雅艺术中的手足印记(一):理念世界的入口


《十一面观音菩萨》,12世纪,噶当派
纽约鲁宾博物馆

局部:

观音菩萨两侧的佛陀“圣足印”(སྟོན་པའི་ཞབས་རྗེས་)


局部:松赞干布和两侧的尼汉双妃

藏地有关十一面观音的传承都可以追溯到这位君主


《八面十六臂喜金刚》

13世纪,达隆噶举,私人藏品


局部:喜金刚-足印-上师

上师为达隆堂巴扎西贝

(སྟག་ལུང་ཐང་པ་བཀྲ་ཤིས་དཔལ་;1142-1210)

作为达隆噶举的创始人

其足印被称为“堂巴足印”(ཐང་པའི་ཞབས་རྗེས་)

为噶举派“掌-足印崇拜”的核心来源之一


《伏藏主久美多吉》,17世纪,宁玛派,藏于敏珠林寺

久美多吉(གཏེར་བདག་གླིང་པ་འགྱུར་མེད་རྡོ་རྗེ་;1646-1714)

其掌印和足印的背后是敏珠林寺的传承世系

这种将教法权威和寺院权力相结合的模式

可能模仿了其挚友五世达赖喇嘛


《上师索朗孜莫》,14史记,萨迦派,私人藏品

根据传记记载

当索朗孜莫(བསོད་ནམས་རྩེ་མོ་;1142-1182)圆寂时

这位萨迦派祖师的法体消失了

只留下一双足印供后人瞻仰

这类情节常见于后弘期早期的文本中

并融合了本土神话和“圣足印”概念


《宗喀巴大师》,19世纪,格鲁派

西藏之家博物馆

该图像中存在两双掌印

上方为佛陀掌印而下方掌印属于宗喀巴

这种构图强调了宗喀巴作为“第二佛陀”的身份

在宗喀巴的传记中存在多处相关记载

拉萨三大寺皆留有不同形式的掌印和足印

寺院岩壁上的印记表明了肉身所拥有的神通


《佛陀曼荼罗》,19世纪

纽约鲁宾博物馆

此处用佛陀掌印(坛城中院)来象征佛陀法身


局部:图像背面

对应中院的位置写有顶礼佛陀的祈文



一. 被构建的痕迹


不同上一篇文章中的种种手印,掌印(ཕྱག་རྗེས་/ལག་རྗེས་)和足印(ཞབས་རྗེས་/རྐང་རྗེས་)的产生更多是为了将佛陀的生命痕迹具像化;而其中的足印是早期佛教“无偶像崇拜”的重要形式之一。我们一般将掌印和足印作为一种具有圣迹性质的宗教纪念物,即此类形式的出现拉近了信众与佛陀之间的距离(观看与膜拜圣迹背后的本体)。

为什么足印更为重要?首先,贴足膜拜是南亚最基本的信仰姿态,是用于辨别信众决心的方法。其次,足部特征(尤其是足底)在佛陀的形象塑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佛教的工巧学和度量体系中,佛陀足底有二轮各千辐,并装饰有各种吉祥宝物图符(常见有八吉祥等)。这一样式具备较高的辨识度和美学效果,是构建佛陀圣体的重要环节。最后,足印的神圣性赋予了佛陀除肉身外的另一种身体,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显现身躯(法身/色身);而这一原因也导致了亚洲地区多达几千个被封为真迹的佛陀足印(如斯里兰卡地区信仰者承认的四尊佛陀足印)。


《佛陀足印》,18世纪,五台山

纽约鲁宾博物馆

该足印为佛陀于拘尸那竭城圆寂时所留

由大唐玄奘法师刻石供奉迎请而来

下方的藏文铭文称该足印亦见证了佛陀至五台山


局部:千辐法轮


局部:吉祥双鱼图符


局部:吉祥宝瓶图符


我们现在所见的掌印和足印都存在三种类型:1.肉身痕迹,即掌印和足印由本人所留(如石像足印);2.纪念痕迹,即掌印和足印由僧众与匠人所造并传承留存,并非肉身痕迹;3.法身痕迹,即并非肉身痕迹但因加持而具有同肉身一样的殊胜效果。


《第三世达赖喇嘛》,16世纪,格鲁派

Hahn Cultural Foundation

该图中的掌印和足印是本人肉身痕迹的缩小版


局部:掌印

后期增绘了法轮


二. 痕迹背后的传承


《温热达玛森格》,19世纪,局部

纽约鲁宾博物馆


温热达玛森格(དབོན་རས་དར་མ་སེང་གེ་;1177-1237), 热隆寺(རྭ་ལུང་དགོན་པ་)的第二任主持,竹巴噶举派的高僧之一。年轻时的温热达玛森格在修行洞降伏了一些本土灵怪,事后他在巨石上留下了自己的掌印。当他把这件事告诉叔叔兼上师的藏巴甲热(གཙང་པ་རྒྱ་རས་;1161-1211)后,对方立刻要求他消除掌印。当迷惑不解的温热达玛森格询问缘由时,藏巴甲热告诉他:一个智慧的修行者要善于遮掩自己的神通,不要给众生带来困扰(神通的出现会扰乱一般修行者的心智)。


掌印和足印在藏地的流行中,大多延伸出了多种固定的寓意,在上述的典故中掌印被视为成就者持有神通的象征。在噶举派的传统中(影响到其他教派),凡夫俗子肉眼可见的掌印和足印都是修行者精心留下的教法宝藏。在藏区,掌印和足印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的具有传承意义的圣境中,如冈仁波齐山(米拉日巴在此留下了著名的“白色足印”)。


《忿怒金刚上师》,18世纪

纽约鲁宾博物馆

忿怒金刚上师为莲花生大士八种化身之一


局部:湖中的掌印

莲花生大师在四方的四个湖泊中留下了掌印

(གུ་རུའི་ཕྱག་རྗེས་བཞི་)


局部:岩壁上的足印

莲花生大士在四方的四处岩壁上留下了足印

(གུ་རུའི་ཞབས་རྗེས་བཞི་)

四掌印和四足印并不会轻易显现

其与宁玛派的伏藏传承相关


在藏区的历史传统中,除了将掌印和足印作为私密的弘法印记外,这两种身体痕迹还与教法传承(寺院传承和精神传承)和政治谱系相关联。1679年,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德央厦(བདེ་ཡངས་ཤར་)三楼的宫墙上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政府告令。为了突出告令的严肃性,其在下方附上了自己的双手掌印。该告令的内容是对桑结嘉措(སངས་རྒྱས་རྒྱ་མཚོ་;1653-1705)的委任令,其正式成为了五世达赖喇嘛的第六位政府第司(仅对五世负责)。随着桑结嘉措的上位,西藏的历史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五世达赖喇嘛的掌印


如果说五世达赖喇嘛的掌印是世俗权力的象征,那么宗萨寺的一组关于康区三位高僧(皆为文殊化身)的肖像画则将双印的功能集中呈现了出来。这三位高僧分别为宁玛派的伏藏主却久林巴(མཆོག་གྱུར་གླིང་པ་;1829-1870),噶举派的第一世蒋贡康珠仁波切洛追泰耶(འཇམ་མགོན་ཀོང་སྤྲུལ་བློ་གྲོས་མཐའ་ཡས་;1813-1899)和萨迦派的降央钦则旺布(འཇམ་དབྱངས་མཁྱེན་བརྩེའི་དབང་པོ་;1820-1892)。


这三幅作品遵循着某种相同的规则但画风各异,可能是由三位画师完成的。通过双印的褶皱和关节,以及上师的面容,基本可以判断这三幅画作的先后顺序:却久林巴—降央钦则旺布—洛追泰耶。通过自身真实的双印,来自不同教派和不同驻地(各自权威)的三人最终被圆满地归入到一个完整的地方教法谱系之中;观看掌印和足印的我们也将不再怀疑这神圣的统一性。


《伏藏主却久林巴》,19世纪,宗萨寺

局部:上师面庞


局部:掌印


《降央钦则旺布》,19世纪,宗萨寺


局部:上师面庞


局部:掌印


《第一世蒋贡康珠仁波切》

19世纪,宗萨寺


局部:上师面庞



局部:掌印

注意手部关节的变形



足印入地   掌印扣天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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