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教书，会是一种什么体验？演讲过程中，金苏琪老师一直眼含泪水。当她帮助学生理解像“真相”和“批判性思维”这些概念时，她也叩问自己：教导这些学生去寻求真相会置他们于险境吗？
2011年，金正日在世的最后6个月期间，我在朝鲜当卧底。我在韩国出生长大，朝鲜的敌国，我居住在美国，朝鲜的另一个敌国。自从2002年，我访问朝鲜数次。我认识到，如果要写出它任何的内涵，或者想要越过政权的宣传，去深度了解这个国度，唯一的办法就是沉浸其中。于是，我充当老师和传教士的角色，生活在平壤的一个全男子大学。平壤科技大学是福音派基督徒和政权领导人联合创办的，为了教育朝鲜精英的子孙。禁止传教，因为在朝鲜这是一个死罪。学校里有270名男生，有望成为未来的领导者，统治全球最孤立，残酷的独裁国家。当我到达时，他们就是我的学生们了。
2011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因为是朝鲜原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诞辰10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场合，朝鲜政权关闭了所有的大学，并且派学生去实地宣传。朝鲜大肆赞扬的思想：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和富强的国家。我的学生是唯一幸免的人。朝鲜是古拉格(前苏联囚禁营)，却冒充一个国家。那里的一切都是赞扬伟大领袖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报道，每一首歌，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只有一个话题。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山脉上刻着他的口号，每一个市民每时每刻都戴着伟大领袖的徽章，朝鲜的日历甚至都是从金日成的诞辰算起。学校就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监狱，却冒充是一个校园。老师只能在守卫伴随的团体出游，才能离开学校。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旅行也仅限于被批准的庆祝伟大领袖的国家纪念碑。学生不允许离开校园或者与家长沟通，每天的安排都是精心计划好的，任何的空闲时间都被用来纪念他们的伟大领袖。教案都必须被朝鲜部门批准，每节课都被记录汇报，每一个房间都被窃听，每一个对话都会被人听到，每一个空间和间隙都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肖像填满，朝鲜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我们被禁止讨论外面的世界，作为研究科学和科技的学生，很多主修计算机专业，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互联网的存在，他们从未听说过马克·扎克伯格或者史蒂夫·乔布斯。脸谱网，推特——他们全然不知，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去那里寻求真相，但是你又从何开始呢?当整个国家的思想，我的学生日常面对的现实，甚至我在大学的职位全都建立在谎言上?我先和学生们做了一个游戏，我们玩“真相和谎言”。一个人志愿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另一个学生需要猜这句话是真相还是谎言。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写道：“我去年到中国去度假。”每个人都大喊：“说谎!”他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朝鲜人是从来不能离开他们的国家的，即使是在朝鲜旅游，也需要一个通行证。
我希望这个游戏能让我看出学生的真面目，因为他们经常轻易地撒谎，无论是关于他们伟大领袖的虚构的成就，还是声称他们在五年级克隆了一只兔子。真相和谎言的区别对他们来说很含糊，我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分辨出不同类型的谎言，他们撒谎去隐藏他们的统治系统。有时，他们被灌输谎言，只是重复他们听到的话，或者，有时候，他们习惯性地撒谎。但是如果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谎言，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去改变呢?接下来，我试图教他们写论文。但是，这几乎不可能。论文需要每个人构思得出自己的论点，并且运用证据写出论据去证明观点。然而，这些学生的思维从来都是被命令的，他们也一直服从。在他们的世界里，批判性思维是不允许的。我每周的作业是让他们写一封信，可以写给任何人。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提笔开始写信给妈妈，朋友，女友。尽管这都只是作业，这些信也从来不会到收件人的手中，我的学生开始慢慢地展现出他们的内心感受。他们写道他们对一切的格式化忍无可忍了，他们很担心自己的未来。在那些信中，他们很少提到他们的伟大领袖。我整天和学生们相处，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打篮球，我经常称他们“绅士”，这让他们暗笑。他们谈到女生就很害羞，我逐渐喜欢我的学生。看到他们打开心扉，哪怕就那么一点点，都十分地感人。
但是总感觉怪怪的，生活在他们世界中的几个月期间，我经常在想，知道真相会不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十分想告诉他们真相，关于他们的国家以及外面的世界。阿拉伯青年正在把他们腐败的政权翻得底朝天，凭靠着社交媒体的力量，除了朝鲜，全世界的人们都通过互联网彼此相连，终究不是全世界的人能够这样。但是对他们而言，真相是危险的，鼓励他们寻求真相就是把他们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可能会遭到迫害，他们可能会被痛苦折磨。当你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你就会擅长读出潜在的含义，在我的一个学生的信件中，他写道他懂得为什么我说他们是“绅士”，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平和地面对生活。2011年的12月份，我在朝鲜的最后一天，金正日的死讯被公布了，他们的世界破碎了。我没有正式地告别就走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知道我为他们感到伤心。在我快要离开之前，一个学生告诉我，“老师，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你和我们是不同的。我们的境遇不同，但是你和我们都一样。我们想让您知道我们一直把您看做我们的一份子。”今天，如果我能写一封信回复我的学生们，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会告诉他们：“亲爱的绅士们,我上次见到你们已经是3年前了，现在你们肯定已经过了22、23岁。在最后一堂课上，我问你们有没有任何想要的东西，你们唯一的心愿，唯一问我的一件事。在我们一起度过的几个月中，就是让我用朝鲜语跟你们对话一次。我到那里去教你们英语，你们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我懂得你们想分享我们母语的纽带，我称你们为“绅士”，但是我不知道在金正恩统治的残忍的朝鲜，性情温和是否是一件好事。我不想你们引领一场革命，让别的年轻人去做吧。世界可能会鼓励，甚至期待朝鲜的跃进。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做任何冒险的事，因为我知道在你们的世界里，总有人观察你们的一举一动，我不想去想象你们可能会有怎样的遭遇，如果我所做的事启发了你，我宁愿你们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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