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也被围攻了，喊打喊杀为哪般
作者：李弗 来源：青年呓语1 刊发经授权
家乡流行的地方戏曲是秦腔，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曲艺形式，长辈们大都喜欢听。除了粗犷到喝断西风的唱腔，最有特色的应该是脸谱了。基础的脸谱有黑白红三种颜色，分别代表刚正严肃，奸诈阴险，耿直忠心三种不同的角色特点。脸谱的不同，直接反映了整出戏对角色的道德评价和情感偏向，比如包公的黑脸表示他刚正不阿，曹操的白脸表示他奸险狡诈，关公的红脸则表示其赤胆忠心。
脸谱是底层人民对于好坏忠奸最朴素的判断和愿望，即便到我这一代，效力仍然不减。小时候看电视剧，总喜欢缠着大人问：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他是不是个奸臣呐？对于不大看得懂剧情的我来说，简单的好坏之分就足够填补我对整部剧所有的期盼，这个期盼是一个二元对立因果报应的世界：世界上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好人终会得到好报，坏人必然被好人惩戒。
这样区分的好处就是——简单。所有的起承转合、是非成败，都在好坏之间化为平淡，皆可用一句“善恶到头终有报”来概括，只要分清楚了谁好谁坏，也就知道故事的结局了。对这个结论的判断，简直像判断被开水烫了就一定会疼一样肯定，对于尚在幼年的我，实在是一种易于接受又非常实用的方法。因为掌握了这种方法，我时常显得洋洋得意。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好坏之分的二元对立，在社会上处处可见：小白兔是好的，大灰狼是坏的；劳动人民是好的，地主老财是坏的；社会主义是好的，资本主义是坏的……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简直一切都可以用好坏的标准一分为二，简单极了，也明白极了。
接受了好坏之分，就无须再对每一件事情的细节追根究底了，只需要做道德判断就可以了，而道德判断一般都是非常简单的。对于小白兔来说，大灰狼就是坏的；对于皇帝陛下来说，农民起义就是坏的；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资本主义就是坏的……且慢，如果站在对面来说，结论是不是相反了呢？
道德判断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站在对面来说，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结论是相反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早恋是不好的，但早生贵子是好的；当官的没有一个是好的，但自己当了官就是好的；资本家都是万恶的，但人人都希望做一个资本家……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全在于自己坐在哪个位置，并没有一个高于道德判断的价值标准。因此，道德判断的结果往往是没有是非曲直之辨的。
大量的新闻事件，发展到后来都成了道德场上的选择题。拿前段时间中学生坠楼的事情来说，质疑和争吵之后，只剩下了境外势力了，连同沉浸在悲痛中的死者母亲，也被大批网友谴责“是何居心”。你要是举着花敢喊个“真相”，就统统被打为“和境外势力勾结”，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势力——境内势力和境外势力——没有别的选项；再到后来，你不选也不行了：不选我们，就是他们。
最近作家莫言先生也沾上了些麻烦。有人忽然翻出了八年前他获诺奖时候的发言，发言是关于母亲的几个故事。其中有一个关于母亲拾麦穗被扇耳光的故事：
正是好坏之分的二元对立，根绝了多元化的可能性，窄化了话语的空间，久而久之，也会压缩我们立身的空间。前一段时间，连着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一部电影，一篇关于一幅漫画，不说被删，连发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前两天Q跟我说，好想听《把悲伤留给自己》，找遍了各大音乐平台都没有资源；这两天豆瓣电影也因为取消了IMDB链接，一时引起不小的震动。想来，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常发生了。
话语空间被窄化的一个趋势是，所有的话题都会跟政治扯上关系——并不是说允许讨论政治本身，而是脱离不了政治“正确”的道德评判。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那就捡着夸赞的写呗；当代的不许说，历史的选择地说，那就只能说说宫斗玄幻呗；境外媒体不可信，自媒体也不能造谣传谣，那就只有等官媒最正确的说法了呗。等就等，还不能着急，一着急就又成了境外势力了。
话语空间被窄化的标志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动机揣测、举报告密、选边站队和单一化的道德评判。这种窄化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其赖以生存的逻辑根源就是树立敌人—找出敌人—打击敌人，如此循环往复；一旦没有了敌人，舆论窄化的这套系统也就垮了。因此敌人是永远被需要的。
话语空间窄化的结果是话语空间越来越小，“道德”高墙越筑越高，敌人也越来越多，“道德纯洁”的人会越来越少。到后来，甚至连那些“根正苗红”信仰纯正的人也会被拉出来放到对面进行道德审问和批判，以确保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前段时间“最正确”的胡锡进先生就被数万名网民打成了“公知”，拉出来批判，正是这套系统的反噬效果的体现。
开放多元的社会，才能产生创造力；包容友善的环境，才会让个人产生幸福感。当你筑起高墙的时候，不是敌人被关在了外面，而是把自己关在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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