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是讲传统的，传统和荣誉紧密相连，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古今中外的军队都是如此。朝鲜战争中，美国有一支部队叫“骑一师”，号称常胜军，尽管骑兵这一兵种早已不存在，但该师仍然保留着早年建军时的番号，这支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常胜军却败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手里。人民解放军更是珍惜传统，每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本文单讲流淌着我西北红军血脉的一支英雄部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对于人民军队来说，这一天是个分界线，7月7日以前参军的是红军，之后算八路军，尽管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是8月25日。9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分散在陕甘宁边区各地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独立营、地方警卫部队进行统一整编，陕甘宁边区和所属各分区成立保安司令部，各县成立保安大队。关中分区保安司令是张仲良，政委习仲勋，辖第一、第二、第三保安大队，1938年5月，这三个保安大队改编为独立一营、二营、三营；一营驻防旬邑县城，二营在淳化县，三营驻守在中部、宜君一带。1941年2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属独立一、二、三营合编，成立保安第一团；赤水、淳耀保安队、陕西省工委留守处警卫第五营以及关中青年营合编，成立保安第三团。1941年8月，关中保安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合并，称为关中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文年生，政委习仲勋。原“保一团”遂改名为“关警一团”，团长刘懋功，甘肃华池人，陕甘红26军的老战士；政委杨中行，安徽人，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参谋长李启贤；政治部主任王四海，陕北人，红26军老战士；后勤处长冯茂青，陕西宜君人，1933年参加革命。这个团被刘懋功团长称为“红军的老底子”，不仅仅因为团领导班子都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而且，还有许多基层干部和战士也是老红军，比如旬邑籍的李锡贵、文志恒、蒲云章等。1943年1月，关警一团和三团合编为警一旅三团，这就是旬邑人民所称颂的“红三团”。尽管这是抗战时期，红军早已改编成八路军，但老区的人民还是习惯给自己的部队番号前面加个“红”字。同年，关中警备司令部改名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全旅6389人。与陕甘宁边区其它分区相比较，警一旅不仅所警备的防区范围广，而且因为距离国民党统治区最近，所担负的任务更为艰巨。1945年5月，驻守关中的警备一团和二团先后由文年生、陈先瑞率领，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开赴豫西抗日前线。这样，关中分区只剩下第三团和保安纵队（营级规模），同年8月，由关中分区所属各县保安部队重新组建警备第一和第二团。1945年8月11日，中央决定，将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2年10月1日成立）建制内划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陕甘宁边区部队仍采用“联防军”的番号，代政委高岗调往东北工作后，由习仲勋担任代政委，王世泰仍任代司令员。1946年4月，联防军部队缩编。教导第一旅和第二旅合编为教导旅，由原来的5个团缩编为3个团；警三旅也缩编为3个团；新四旅两个团；警一旅两个团。就是这些兵力，担负起了解放战争初期保卫延安、抗击胡宗南十多万大军进攻的艰巨任务。警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副旅长陈国栋，副政委牛书申，参谋长刘懋功，政治部主任李宗贵。其中，高锦纯、陈国栋、刘懋功都是陕甘红26军的老战士，刘志丹的老部下；李宗贵来自陕北红军；牛书申，陕西宜君人，中宜游击队的创建人。1947年9月21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月底组建完毕，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闫揆要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全纵队三个旅六个团，9645人。警三旅原来有五、七、八团；八团一直驻守在三边地区，曾被马鸿逵的部队打垮，元气大伤，重建后仍驻守三边；七团在保卫延安战斗中一直跟随彭德怀司令员，经过多次打狙击战，伤亡很大，后来，全团又感染了伤寒病，在子午岭地区休养了好几个月，直到1948年初四纵组建后才归还建制，这时，其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了。骑六师是横山起义部队改编的，说是师，实际上仅有1000人左右，名义上划归四纵，实际上因为统战工作需要，由西北局直接领导。1948年5月西府战役后，才完全归还建制，缩编成一个团，即后来的10师28团。因此，整个四纵真正能够投入战斗的只有两个半团，即警一旅的三团以及警三旅的五团，那“半”个团指的是警一旅二团，实际人数只有500多人。这时，警一旅的旅长长高锦纯，政委左爱，三团团长刘懋功升为警一旅副旅长。四纵组建不久，就参加了著名的“宜瓦战役”，这是我军在西北战场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的开始，也是警一旅第一次作为野战部队参加的大兵团作战，而且出色完成了任务。宜瓦战役采用围点打援战术，我军以一部分兵力围困宜川，主力则埋伏在宜川西南约20里的瓦子街地区，战前，警一旅作为预备队驻扎在瓦子街以北待命。战斗打响后，彭总亲自命令警一旅由预备队改为主攻部队，由北向南，先夺取枣卜条梁，然后配合友邻部队，歼灭南山以及洛川至宜川公路附近之敌。枣卜条梁是一条形似牛脊背的狭长山梁，山高坡陡，地形险恶，长着密密实实的荆棘枣刺，易守难攻。高锦纯旅长和刘懋功副旅长研究后，决定二团主攻，三团作为二梯队随时投入战斗。二团连续发起两次攻击，均未成功，第三次进攻时，全旅炮兵抵近射击，为二团打开一条血路，二团趁势全力向山上攻，三团一部分紧跟，一部分侧后迂回，经过两个小时7次反复争夺拼杀，打退敌人3次反扑，警一旅以伤亡一名团级干部、6名营级干部以及200多名连级以下指战员的代价，最终攻占了枣卜条梁，击毙敌中将师长严明，俘敌900余名。战斗结束后，彭总和野战军其他首长一致称赞警一旅“枣卜条梁打得好，勇敢顽强！”
1949年2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全军部队番号的命令，各野战军番号按顺序排列。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原一、二、三、四、六、七、八纵队按顺序改为7个军，共15.5万人。原“西野”第四纵队改称为“一野”第四军，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十师由原警一旅和原骑六师组成，辖28团（原骑六师），29团（原二团），30团（原三团），师长高锦纯，政委左爱，副师长葛海洲。第四军共1.63万人，其中十师4800人。1949年是个日新月异的年份。六月，十师师长高锦纯升任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刘懋功从十一师副师长任上升为十师师长，十师兵员从年初的4800人一下子翻了一番，增加到9978人。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将要考验这支来自黄土高原具有西北红军血脉的部队。7月初，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咸阳召开会议，确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马”指盘踞在青海和甘肃的军阀马步芳，“胡”指麇集在陕西渭河两岸的胡宗南5个军。也就是说，一野要在宝鸡以东全歼胡军主力，下达给二兵团的任务是切断胡部向西退路，兵团司令许光达命令十师担任兵团尖刀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敌后，抢占罗局镇，关上敌军西逃的“大门”。会后，刘懋功师长争分夺秒地进行部署，并带领前卫三十团、二十九团、二十八团率先出动，14小时长途奔袭150里。这是一场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的比赛，能否先敌赶到扶风县罗局镇和眉县火车站，关上胡军西逃的大门，是决定这场战役胜败的关键。在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只有后来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我38军113师以同样的速度和时间先敌5分钟赶到三所里可与之相比，所不同的是，“飞兵罗局镇”发生在酷热的夏季，有的战士因为口渴劳累倒在了征途。罗局镇北倚高原，南邻渭水，横宽1200多米，是西安到宝鸡的“咽喉”。随着“尖刀师”扼住了敌军西逃的“咽喉”，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最大的一场歼灭战——扶眉战役打响了。刘师长和左爱政委迅速部署兵力，命令三十团在李家塬至刘家塬一线抗击；二十九团沿铁路线抗击；二十八团向西警戒宝鸡、凤翔来援之敌。刘家塬正面是敌三十八军，塬下是敌六十五军，这就是说，我十师三十团一个团要抗击敌人两个军的进攻。敌军从塬上和铁路两侧发起疯狂反扑，妄图杀开一条西逃的生路。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敌三十八军和六十五军轮番冲锋，一浪接一浪凶猛扑来，我军干部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一次次把敌人击退。然而，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我三十团三营打的只剩下40多人，阵地被突破，敌军一度突击到离10师指挥所200米处。在这危急时刻，师政委左爱和三十团政委李锡贵带领指挥所干部和警卫人员冲到第一线堵击敌人，同时，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率部赶来增援，夺回被占领的阵地。坚守铁道线阻敌西逃的二十九团也打得极其艰苦，该团二营连续打退敌军9次进攻，教导员周凤翔和一营副营长程金声牺牲，二营五连打的只剩下5人，仍然坚守阵地。战斗从7月12日上午9时一直打到下午4时，铁道线两侧的敌六十五军和十八兵团部见向西突围无望，便不顾一切地向渭河滩溃逃，除少部分会游泳者外，绝大部分被我军俘虏或者淹死河中。此时，我友邻部队赶到，敌军全线动摇，我三十团、二十九团、二十八团全线出击，将残敌压向河滩、沟低，下午五六点钟，眉县附近战斗胜利结束，十师共歼敌5538人，其中俘虏3178人，自身伤亡近2000人。整个扶眉战役歼敌4.4万，是解放战争中陕西境内一次歼敌最多的一次，达到了消灭胡宗南主力的预期目标。
战后，彭德怀司令员特意看望了十师三十团，称赞打得好，打出了好作风。评功时，三十团被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授予“罗局战斗英雄团”，该团三营被授予“罗局战斗英雄营”称号和“英勇善战”锦旗；二十九团二营也被授予“罗局战斗英雄营”并获“守如泰山”锦旗一面。二十八团五连、二十九团五连、三十团的三、四、七连均被授予“英雄连”的光荣称号。在此次战役中，有两名旬邑籍营级干部牺牲，他们是三十团三营副营长王天才，二十九团二营教导员周凤翔。旬邑籍的三十团副连长丁兴发，在本连伤亡大已无战斗力的情况下，带领二十八团一个排追歼逃敌，俘虏敌军180余人，被评为战斗英雄。原一野副参谋长王政柱在《彭总在西北战场》一文中写道：“这次战役中我二兵团第四军，抢占扶风西南的罗局镇，截断敌人退路，并以英勇顽强的精神，连续打退了敌人的轮番突围反扑，为确保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受到彭总的热情赞扬。自从解放战争以来，彭总表扬一个军，这还是第一次。”
扶眉战役之后，胡宗南率领残部退守秦岭，龟缩在汉中，再也无还手之力。从全国来看，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其它战场的国民党军大多军心动摇，不是起义就是投降。然而盘踞在青海、甘肃一带的地方军阀马步芳却自不量力，决心要在兰州和人民解放军来一场决战。1937年初，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2万多将士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打通“国际交通线”，前往新疆，取得苏联的援助。不料，在河西走廊遭遇“马家军”围追堵截，“西路军”兵败祁连山，或牺牲，或被俘，只剩下400多人由李先念带到新疆。“西路军”惨败是人民军队一个伤痛，也成了青海“马家军”炫耀武力的“本钱”。1947年7月，在甘肃宁县的九岘塬，“青马”以8个团的兵力和我关中分区警一旅三团、二团、警三旅五团激战，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2000多人的“红三团”经此役只剩下500多人。1948年5月，西府战役中我西北野战军后撤，又遭遇“青马”围堵，在九岘塬一带，我后勤部队一部被敌俘虏，其中有延安时期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1949年1月，在旬邑县的张洪镇，青海的“马家军”和我关中分区地方部队21团交战，我21团遭敌重创。因此，马步芳和他的儿子马继援宣称：“我们和‘共军’作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马家军”是一支愚昧、落后、凶残的军队，提起它，西北人民切齿痛恨。时任十九兵团司令、身经百战的杨得志将军感慨地说：“这个‘马家军’，比日本人还难打！”兰州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城市，南、北高山峻岭对峙，形成天然屏障，滚滚黄河从中流过，兰州城就坐落在黄河南岸。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防御日军进攻，国民党曾派一个工兵团花了一年时间在山上构筑了永久性防御工事。“马家军”为了阻止解放军进攻，对原有工事进行改造，进一步加固，修了许多钢筋水泥碉堡，并把多处山坡挖成90度的“人造悬崖绝壁”，地堡外壕架着带刺的铁丝网，埋着地雷；主阵地有公路贯通，可以通汽车，用以运送援兵、弹药，阵地之间的火力可以支援。马步芳、马继援父子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铜墙铁壁”。在发起进攻之前，我军对兰州城防工事一无所知，这和解放战争后期全国其它城市的解放大不一样。1949年1月，天津战役发起之前，天津的城防工事图早已通过地下党送到刘亚楼的司令部，西安、郑州等城市的顺利解放都是如此，战前都有地下党送来的敌军布防以及工事、军事设施情报，唯独兰州城是个例外。因为马步芳在青海和甘肃多年实行法西斯和封建家族统治，我地下党活动非常困难，无法获取敌方军事情报。8月21日，我军向兰州外围守敌发起全线攻击。当我军炮火实施压制性射击时，敌军隐蔽在坚固的工事里不动；当我攻击部队在障碍物外受阻时，守敌猛烈开火，趁机向我侧翼冲击。其队形之密集，动作之凶猛，令我军指挥员大吃一惊。解放战争打到这个时候，碰上这样一个对手，实在不多。激战一夜，竟然没有拿下敌军一个阵地，而且我军伤亡多余敌军。彭德怀司令员下令停止进攻，要求我军用3天时间总结经验教训，克服轻敌思想，拿出当年打日本鬼子的劲头对付面前这个凶恶的敌人。第四军的任务是进攻兰州城西南方向之敌，下达给十师的任务是攻占狗娃山，十一师的任务是攻克狗娃山右侧的沈家岭。沈家岭是敌军三大主阵地之一，由于距黄河铁桥最近，又位于敌人整个防线的侧后，一旦被攻克，不仅敌整个防御体系被撕开一个口子，而且唯一的退路——黄河铁桥也将被堵死。显然，沈家岭是“马家军”整个兰州防御体系中重中之重，马步芳父子深知此中利害，除了利用沈家岭本身地形的险要以外，还构筑了层层工事、明碉暗堡、障碍；有的暗堡非常隐蔽，只有靠近它的时候，躲藏在其中的敌人才开火，三十团政委李锡贵就是在战斗快要结束时被躲在暗堡里的敌人射中的。马步芳父子还在沈家岭东西两侧的皋兰山、狗娃山布置了交叉火力网，扼守沈家岭的是其主力190师。面对这样一个地形险恶和凶恶的敌人，第四军所肩负的任务之重不言而喻。由于地形特殊，我军解放战争后期所采用的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战术在这里无法施展。十师师长刘懋功和他的战友们研究后，决定采取挖交通壕、对壕逼近敌人；交通壕是纵向接敌；对壕是横向与敌人阵地“对接”，既可以隐蔽自己，又可以逐步接近敌人。3天以后，我军的交通壕和对壕已经挖到敌阵地前沿。8月25日，总攻开始，万炮齐鸣，无数条火龙扑向敌阵。沈家岭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担任主攻的十一师三十一团和三十二团从正面和左翼发起勇猛冲击，占领前沿阵地后，迅速向纵深扩展。与此同时，十师二十八团也向狗娃山发动猛攻，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上午九点左右，十一师三十一团在团长王学礼带领下冲到敌主阵地前，三十二团同时从侧翼猛攻。敌军增调大批兵力增援，进行疯狂反扑，战斗形成胶着状态。只见野蛮的敌人光着脊梁，身上只穿着一条裤衩，挥舞着马刀，“嗷嗷”叫着向我军扑来。双方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进行白刃格斗，我军连续打退敌军11次进攻，不料，敌人越打越多，我三十一团伤亡很大，后续部队上不来，处境十分危险。战后查明，沈家岭战斗最激烈时，马继援又急调两个师驰援，由此可见，在沈家岭的敌军前后共三个师。仗打到这份上，敌我双方的指挥员心里都明白，兰州战役胜败在此一举，因为沈家岭号称兰州城的“锁钥”，拿到这把“锁钥”，等于打开了兰州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四军政委张仲良命令，把三十团全部拉出去，支援三十一团。三十团的前身是警一旅三团，指战员大多是来自革命老区旬邑、淳化、耀县以及甘肃正宁地区的子弟兵，他们有的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张仲良那时担任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他太熟悉这支部队了。扶眉战役中，三十团荣获“罗局战斗英雄团”，立了大功，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因此，兰州战役把它作为预备队，不到万不得已，不动用这支部队。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谁不心疼自己手里的王牌军？可现在“马家军”拼上了老本，要和我们决战，张仲良想起了“西路军”的失败，想起了九岘塬、西府战役、张洪镇等战场上“马家军”欠下的血债，他狠了狠心，决定王牌对王牌，命令：“三十团，全部上！”当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看到前来增援的三十团时，高兴地大喊：“英雄团来了，敌人的末日到了！” 解放军的“英雄团”和号称“常胜军”的“马家军”相逢，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沈家岭战斗究竟残酷到什么程度，请读者根据下面的数字去想象；兵员近2000人的我三十一团，打的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2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人先后投入9000余人的兵力，我军是一个师加一个团，敌我双方兵力2万多人，这就是说，沈家岭平均每平方米土地上就有10个人！这么多人集中在这么小一块狭小地段拼命厮杀，只有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战役可与之相比。战后统计，我第四军伤亡2697人，牺牲了3个团级干部，4个营级干部，整个兰州战役我军伤亡近万人！而“马家军”主力4.2 万人被歼。沈家岭这个兰州城的“锁钥”最终被我英雄的三十团“砸”开了，历时7天的兰州战役以我军的胜利、“马家军”的惨败而结束。兰州战役后的评功会上，“罗局战斗英雄团”三十团又获得“长攻善守”奖旗一面，该团三营继“罗局战斗英雄营”称号之后，又获“英勇善战”奖旗一面。这面奖旗至今悬挂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旬邑籍的三十团四连副连长丁兴发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然而，三十团政委旬邑人李锡贵没有看到这一切，他的热血洒在了沈家岭阵地上，享年32岁。1949年9月1日，《甘肃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沈家岭争夺战的报道，彭德怀司令员亲自为其拟定标题《夺取兰州锁钥 四军再立战功》。1949年10月1日，彭总路过武威，在四军军部住了一夜。他和张达志军长、高锦纯副军长谈起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时说：“四军打出了一个好作风，锻炼出一批好干部，出了几员战将。但千万不要骄傲自满，要保持和发扬西北红军的优良传统。”1955年，四军军长张达志被授予中将军衔，副军长孙超群、参谋长张文舟、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师长和政委刘懋功、左爱、郭炳坤、高维嵩、郭宝珊、李宗贵（李赤然）等，分别被授予少将军衔。1952年7月，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步兵第十师改编为炮兵第十师，原十师副师长葛海洲、副政委张午分别担任炮十师师长，政委。1952年12月4日，炮十师师直机关、直属队1001人在葛海洲师长和张午政委的率领下，开赴东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葛海洲是红四方面的老红军，是一员敢打硬仗恶仗的虎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战斗在黄土高原，担任“警三团”和后来的三十团团长，直至十师副师长。1947年4月，在收复关中分区的小园子战斗中，“警三团”团长葛海洲指挥四门迫击炮对准敌人营部直接开炮，炮弹接二连三在敌指挥官脚下爆炸，敌副营长当场被炸死，敌军血肉横飞，一下子乱了阵脚。小园子战斗全歼胡宗南军一个美械装备加强营，极大地震慑了敌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特意给“警三团”记了一大功。建国后，总参和军事科学院把小园子战斗作为典型战例编入《步兵团战例选编》。在兰州战役中，升为十师副师长的葛海洲指挥第四军全军的炮群向沈家岭第三道堑壕轰击，敌人的血肉和着泥浆飞上半空，不可一世的“马家军”被炸得鬼哭狼嚎，威猛的炮火为步兵杀开了一条血路，不到两个小时，我军拿下了兰州城的“锁钥”——沈家岭。“宜将剩余追穷寇”，敌人逃到哪里，葛海洲指挥下的炮火跟到哪里，一辆满载弹药的“马家军”汽车从黄河铁桥上由南向北开去，葛海洲的大炮象长了眼睛一样一下子将其击中，弹药车爆炸起火，黄河铁桥被堵塞，“马家军”唯一的退路被截断，不得不跳黄河逃命。张午，陕西长安人，学生出身，西安事变后不久，参加了红军，先后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春调到关中分区，任“警三团”营教导员。1943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关中分区北部的西坡店子成了敌人进攻的前沿，这里驻守着我军一个连，离团部和营部七八十里，而对面敌人占据的山河镇除原有的保安团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正规军一个团，伺机向我发起进攻。“警三团”临时派张午担任该连代理指导员。6月30日和7月5日，敌军一个团两次向我连进攻，代理指导员张午和连长呼升荣带领全连击退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张午还带领一个排从侧翼出击，救回被敌人包围的前哨班。战争年代，战场是考验人和发现人才的地方，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使年仅23岁的知识分子干部张午脱颖而出，成为“警三团”能够独当一面文武兼备的优秀指挥员。葛海洲和张午给炮十师带来了西北红军敢于向敌人亮剑的勇敢战斗作风。隶属炮十师的先后有三十二、四十五、四十六、三十一、三十三、四十三、二〇三等7个炮团。朝鲜战争期间，炮兵是我军大量杀伤敌人、摧毁敌军工事和设施的主要兵种，炮十师所属炮兵团在朝鲜战场上大显神威，立下了赫赫战功。炮三十一团在马良山反击战中，击毁敌火炮52门、坦克95辆、飞机12架，运输车辆115辆，全团荣立集体三等功，该团一连参加142次战斗，荣立集体一等功。三十二团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大光里、临津江、加山里战斗中，共歼敌3000余人，击毁敌人火炮13门、坦克12辆、汽车16辆，破坏敌人碉堡和工事52处，该团五连荣立集体二等功。炮四十三团参加了铁源狙击战、马良山、高望山、板门店等战斗，其八连荣立集体二等功，三营和一、四、六连荣立集体三等功。炮四十五团在黄草岭战斗中配合步兵120师，击毙击伤敌人200余名，俘敌30余名，该团五连四班打的只剩下两名炮手，仍然坚持射击两个小时，战后，被授予“黄草岭英雄炮”荣誉称号。董存瑞生前所在的炮二〇三团在朝鲜东山里打响了我军火箭炮兵第一炮，歼敌700人，紧接着，在九岘里一次夜间齐射，歼敌百余多。
炮十师作为沈阳军区炮兵一支劲旅，不但承担我国东北地区国防安全重任，而且作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代表多次参加国庆阅兵，还参加了1955年11月由叶剑英元帅组织的我军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1964年，炮十师第一任政委张午晋升为少将，七十年代担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当炮十师在白山黑水发扬西北红军的光荣传统谱写新篇章的时候，远在西北高原的西北红军另一支血脉也高奏着胜利的凯歌。步兵十师改编为炮兵十师后，其所属最精锐的“英雄团”三十团以及二十九团约4000人划给了步兵十一师，这就是说，在新组建的步兵十一师中有一半来自步兵十师的血统。解放以后，十一师几乎没有脱离战场，从1949年12月到1958年1月，在临夏、甘南地区参加大大小小的剿匪战斗2789余次，歼灭叛匪13920名，争取降匪269110名。剿匪结束不久，十一师健儿又奔赴西藏，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深入敌后180公里，全歼号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部队”印度第四师，打出了国威军威，毛主席赞赏道：“古今中外都怕操后路，主要是十一师两个团跑到他们屁股后面去了。”1987年12月7日，兰州军区确认十一师为“红军师”，其所属三十一团（原步兵十师三十团）、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被确认为“红军团”。
参考文献
《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4月第一版
《梦回吹角连营》刘懋功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9月第一版
《从黄土高原到白山黑水》炮兵第十师军战史编审委员会 2006年6月第一版
《红军师》步兵十一师建师六十周年画册 1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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