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徐洪慈,本文照片由奥永提供
编者按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句著名的台词——“有些鸟儿是注定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一个人,十四年,越狱四次,亡命三万里。当年大红大紫的大学生,备受瞩目的学生领袖,是怎么沦落为逃犯的?
1958年冬,在安徽白茅岭农场,一年前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的徐洪慈,此刻已经接受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寒夜中,想起临行时学校说过的话,他偷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被拒绝以后,徐洪慈的母亲质问对方:“我们在国民党时代,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倒退成右派?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
在同学们眼里,徐洪慈当年红得发紫,很多人都叫他“老前辈”。1957年,命运突然一个大转折。就像很多人感到突然一样,徐洪慈也觉得莫名其妙。
动员会后,徐洪慈回到宿舍,由十四个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一共五十一条意见,第二天就贴出去了。
1957年的6月6日,五十一条贴出来后,在学校内形成了一股贴大字报的热潮。6月6日,对徐洪慈来说是漫长的一天,也永远记在徐洪慈心里,五十一条变成了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
苦闷的徐洪慈只有向女友倾诉。他告诉女友,自己已经被批判了,但是,他多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
他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对苏联的态度,对苏联盲目崇拜。他说的第二句话是:“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当时的出国就相当于叛国。
他的女朋友把这两句话揭发了出来。当时右派分右倾、右、中右、极右。徐洪慈被定为极右中的极右,被开除党籍、学籍,也成为少数的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右派。
1957年的经历常常会复现在徐洪慈的头脑中。一年之后,向学校求助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徐洪慈动起了另外一个念头。他要自己回到五百公里外的家——上海。
徐洪慈觉得自己被冤,心中积郁难平。多年后,他回忆说:我就想不通,明明是他们号召我们写大字报的,还说不写是对党没感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
徐洪慈的头发又乱又长,穿的衣服又脏又破,眼神也有点异样,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带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特别引人注目。于是,他在泸水落网,关押在泸水看守所。
多次下来,他庆幸居然没人发现。粗糙却并不坚固的土墙,经不起勺子日复一日的刨挖,挖通的那一刹那到来了。
一年之中三次越狱,辗转七千公里。徐洪慈不但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一错再错”。
1959年,美丽的中缅边境小城——云南泸水,逃跑的大学生右派徐洪慈正在接受着一场审判。
云南,遥望上海三千公里,逃,使徐洪慈离家越来越远,六年刑期宣判之后,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其中有丽江大盐农场和拉马古铜矿。
在王金如手里,徐洪慈的工作环境很不错,王金如更不歧视他,他们还很谈得来。但随着王金如调走,他身处的环境开始恶化。辗转了几个地方后,他被安排到最苦的拉马古铜矿。在这里,他遇到了另外一个管教队长梁满杞。
在王金如和梁满杞的感召下,徐洪慈安心服刑。六年里,他时常想到父母、同学,还有那个揭发他的女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留场以后,徐洪慈的处境并不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他被分到了管教木世勤的手下。木世勤对他很有偏见。两人关系恶化。徐洪慈也不服软。
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被第一批列入运动对象,运动不断升级,升级,再升级。终于,他被判刑二十年。尽管徐洪慈逃跑已经按照他该受到的惩罚服过刑了,但这些经历再次被列入罪状。
徐洪慈开始绝望了。刑满释放三年零七个月后,他接到报信,形势对他非常不利,并且有生命危险。
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丽江507农机厂。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监狱长叫李光荣,他对徐洪慈三次越狱的经历了如指掌,对这样的人,他早有看法。
在李光荣眼里,徐洪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有自己的主意,动手能力很强,大家都叫他“智多星”,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他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徐洪慈知道,他和李光荣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解,他知道,凡是打暴动报告的,没有活的。在监狱中,暴动是最最犯忌的。要置你于死地很容易,就说你搞暴动。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当徐洪慈再次动起逃跑念头的时候,他想到了之前的两位管教——王金如和梁满杞,他曾对这两位管教发誓,要好好改造,再不逃跑。而此时此地,不走就将是等死。为了能活着走出监狱,徐洪慈开始了准备工作。
他对自己说:“我要证件,得保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必须要单位来说到哪里去,我因为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然后盖个公章。这东西怎么弄呢?”
一次,他终于找到了机会,趁没人看见的机会,用他那留得很长的指甲,深深地挑进去满满一指甲,然后把挖去的那一块抹平。这个印泥帮了他大忙。
下一步则是需要公章。他记得很清楚,监狱里放了几年的肥皂很干,不管什么牌子的肥皂,把头切平,很快就刻好一个图章。这个图章还用“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字样,按好以后,就把肥皂洗掉。三张介绍信成了。
徐洪慈不动声色地准备着。介绍信好了,还要攒粮票、备干粮、搭梯子。而507农机厂四面高墙,有电网,有机枪,有看守,有警犬。要逃离此处谈何容易。徐洪慈观察到一个契机:停电。他要等待一个停电的夜晚。
停电,看上去是无序的,没计划也没规律。但他发现,其实这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停电一般都是夏天用电量激增以后,问题在于,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停。于是,一进入7月,他就开始准备。他预感到8月份一定会停电。
8月7日的早上,宣布“断电”。原因是要把电拉给一个小化肥厂开工。
白天,他把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到了钳工间,从钳工间里面把可以拆卸的木梯零件,漫不经心地扔到那个早已看好的死角。出逃的时间,只可能选在两次点名之间,就是晚上9点点名逃出去,早上6点点名被发现。
点名之前,他用衣服和很多杂物卷成一个人形,放在被子里面。别人一看,以为他还睡在那里。点名以后,他顺利完成了第一步,离开了监房,躲进了花坛。
徐洪慈一夜疾行三十公里。他打算南下东进,取道四川回上海。一场野外生存考验开始了。金沙江群山中,如果没有学过定方位,很容易困死山中。
徐洪慈带着刀,他挖了一个十字槽然后点火,用热水瓶的铝盖子盛点水,放里面一烧,然后将一整把的昆虫幼虫放到里面煮,烧得它们团团转,蜷起来,沸腾,再蜷起来,凝固,熟透了。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苦。
正如徐洪慈的事先判断,监狱在第二天早上点名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507农机厂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所有人都一阵唏嘘。李光荣更是恼羞成怒,一场地毯式的搜捕从丽江拉开。
徐洪慈没有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会遇上民兵,这几个民兵当场就问他:
他就把证明拿出来,民兵一看,有点疑团,但是也找不出什么碴儿,就这样很侥幸地逃过了。如果没有那张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他就一定会被送回重刑犯监狱。
徐洪慈没有听从农民的劝告,结果,一下去,水就到了胸部。在走完三分之二的路时,他发现水更深了,越走阻力越大,马上就要没顶。这一刹那,他感觉自己“完了”。
很快,脚底触到了硬地,而且居然渐渐抬高了。他知道,快到河岸了,那个最低点过去了,他渡过了最低点,慢慢地上去了。
金沙江水没有冲走徐洪慈,李光荣的脚步也没有追上他,十四天后,徐洪慈徒步走出云南。到达四川后,他立即买了火车票,又一次回到上海。
十一年后,上海、云南两地给予徐洪慈平反通知书,而他们却找不到徐洪慈这个人。
在蒙古国的后杭盖省,男孩安吉尔和波扬特兄弟俩,有一位美丽的蒙古妈妈和一位中国爸爸,这位中国爸爸的名字叫徐洪慈。
徐洪慈后来到底逃到了哪儿?整个逃亡过程中他又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
明明亮着的探照灯,灭了。后来边防战士告诉他:“这种现象,那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啊,三年才可能碰到一次!就是因为突然断电,否则你过不了。”
事实上,当时徐洪慈根本没有考虑到雷达这个因素,他沿着岗楼的底线走过去,贴着岗楼走,那地方正是雷达的一个盲区。
生存的道路走得这样艰难。徐洪慈在心里告别了祖国,走进了另一个国度。
但这是一个能够接纳徐洪慈的国度吗?1972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初三)这个没有月光的黑夜里,徐洪慈走进了蒙古边防站。
他大着胆子推门一看,是蒙古人,这判断来于那人穿的制服。蒙古人也大吃一惊:半夜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不速之客?看样子不像蒙古人,跟他说话,语言也不通。
开始,徐洪慈担心他们会不会把自己送回中国。当时有很多人都被送回去了。
但还存在一个间谍问题,要取得对方信任,就得有凭证。对方当时是非常防范间谍这类事情的,所以首要的是排除他是间谍的可能。
“你刚才说的,你过来是没有使命的,是不是如你所说,请提供证据。”
徐洪慈的记忆力很惊人,他说:“请你翻阅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
他对批判自己的文章记忆尤其深,因为这是改变他命运的文章。法官当时就说:“如能找到报纸,我们的事情就好谈。”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初步的信任找到了基础。
“你说你能刻图章,你说你能写介绍信,你的字那么好?你给我试试看。”于是叫他当场动手刻一个。徐洪慈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下党,由于经常刻传单,所以仿宋体写得很好。他当场露一手,法官没话说了。
十 46 67056 46 31371 0 0 7048 0 0:00:09 0:00:04 0:00:05 7048一、必须把我父母的隐私告诉你吗?
徐洪慈在丽江重刑监狱期间,曾刻制笔画,组合成字,为自己准备了三张介绍信。正是这三张介绍信帮助他应付了一路的盘查。而他现场的表演更让蒙古法官大为惊叹。
这样,他反复地要求,法官巴依玛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终于发了火:“我们是个主权国家,我提醒你注意,我们蒙古不是你到苏联的一条路。”
徐洪慈被他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过头:“蒙古是我的恩人啊,如果他们简单粗暴一点的话,立刻把我遣送回去了,毕竟是非法越境啊。”
徐洪慈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也很重情义。然后就很明白地向巴依玛法官表示:“我愿意留在蒙古。”
但徐洪慈听了以后,很感慨:“尽管自己是个逃犯,尽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内外是要有别的。”
巴依玛一听,觉得很难为情。他说:“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此为止吧。”
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人人都知道一个汉人的故事——苏武牧羊。两千多年前,苏武就曾在宗哈拉不远的贝加尔湖放牧。
如今,宗哈拉又来了位中国人——徐洪慈。他要为自己的非法越境,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蒙古监狱给了徐洪慈另一种体验。他说:“中国的监狱把我驯化了,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
据徐洪慈介绍,蒙古所有被流放的人都集中在宗哈拉。宗哈拉自然条件非常严酷,那是个大森林,在冬天,天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西伯利亚大寒潮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横扫天地之间。
然而,在徐洪慈看来,在宗哈拉的大森林中,繁重的体力劳动、丧失了母语的环境尽管严酷,但那是单纯的身体的劳作和生活上的艰辛,没有像李光荣那样不停地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狱警,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快乐。
在宗哈拉,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很多犯人都是没脚趾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地人的脚趾都是喝酒喝掉的,蒙古人特别好酒,喝烈酒,很容易在暴饮以后暴醉。哪怕冬天,很多人就地倒下了,人冻不死,脚趾可付出了代价。
宗哈拉的犯人,从犯罪类别来说偷盗的多,基本没有政治犯,没有反革命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徐洪慈没有学会喝酒,却学会了打人。在那里,人和人关系很简单粗犷。一语不和,打人是常见的。
徐洪慈觉得这个地方是粗犷的,道理也很简单,人和人之间有种最单纯简单的东西。和蒙古人相处,他一直有愉快的回忆。
一年刑满后,徐洪慈已经能熟练地使用蒙古语。他不能想象,在异国他乡,一段爱情正向他走来。1974年,徐洪慈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遇见了一位叫奥永的姑娘。
奥永回忆:“我和徐洪慈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一名护士。有一天,徐洪慈来我们医院看眼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奥永总是记得徐洪慈说的话,他说:“奥永啊,我知道你是个孤儿,你不要怕我。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你跟我去后杭盖,我们在那里生活。”
徐洪慈在自己的家里心甘情愿地为妻儿们操持着整个家。然而,在他的心底,亡命天涯的悲凉是不是能填平?他真的要在异国他乡终老此生吗?
就这样,他觉得自己的回国念头只能是一个理想。想,又不敢想,就像我们想自由地跑到月球上去一样,觉得这不太可能。“我这样的人,不枪毙、不引渡我算好的了。”
1981年冬天,我收到母亲的信,她告诉我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我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
1982年春天,母亲又通知我,上海市公安局已对我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这又进了一步。但是久久期待的云南省丽江中级法院的平反书却迟迟不来。我相信这个问题阻力最大,很可能无法解决。(《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两位老领导都得到了他的来信,而且两位都有反馈。信中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属实,要查。也并不因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偏信你的一面之词。第二,查出来如实,你就平反,你就是个大学生。”
两位领导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有过指示:“这事情要办!”但是,事情依然一波三折。
李光荣曾经捏造徐洪慈组织犯人集体越狱的材料,企图置徐洪慈于死地,徐洪慈是在接到别人的报信后才决定逃亡的。因此,1972年的越狱,对徐洪慈来说可谓是一场生死逃亡。
我于是继续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丽江地委为我彻底平反。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后。如果我不越狱、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此后,为徐洪慈平反的指示,是直接从中央发指示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上而下的。这是来自中央的力量,也是来自道义的力量。
这是一种迟来的公正,虽然迟来,但还是公正的。1982年6月,徐洪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对徐洪慈来说,真正的冤狱平反了。六月飞雪,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拐点。这意味着,他可以回中国了。
这次露面的是蒙古国家安全局,大意是:“徐洪慈,我们对你不错吧。”
“很好,有你这个认可,我们继续谈下去。你在这儿十年了,你对蒙古感觉怎么样?”
“既然这样,”蒙古安全局的人说,“那么,现在你的祖国为你平反了,要你回去,你怎么看?”
徐洪慈听对方这么说,有点不大开心。他说:“我就直说了,我曾经多次流露过这个意思,你们不理我。现在我的祖国要我回去了,你又要我加入蒙古籍了,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嘛。”
那个蒙古人说了一句很妙的话:“这是常理嘛,女人的魅力就在于她没有离婚。”
这句话说得很奥妙,简直不像蒙古人说的。他接着说:“这很常见啊,你吃香了,我们就看中你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安全局的人就不和他多说了,他说:“那你就是铁了心,去意已决。你铁了心,不过你没有那么容易能拿到。”
这很有意思。他哪怕刁难你,居然会事先告诉你:我是不会让你那么容易拿到的。
二十五年,沉冤终于洗清。有多少次梦里,被李光荣追赶、折磨,又有多少次在梦里,母亲远远地招手。徐洪慈想家,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回家的脚步。
关键时候,奥永站出来了。她胸脯一拍,很有魄力地对徐洪慈说:“我去。你们大使馆门口都是我们蒙古卫兵,我是蒙古人,我看他们敢对我怎么样?”
结果,她上演了一场硬闯大使馆的戏。奥永的性格也是豪放的,她直冲大使馆,顺利地拿到了他的护照。
蒙古的高层官员设有专门接待日,为了获得回国所需的材料,徐洪慈甚至见到了蒙古的最高层——元首泽登巴尔。
1983年,蒙古方面终于同意了他:“你先试着回去一趟,我们让你回去。试着回去一趟,就是老婆、孩子都不带,一个人。”
看到自己的丈夫就这样回国了,奥永担心他一去不回,却又相信他还会回来。临别之时,她告诉好多年没见过母亲的徐洪慈:
“你去吧,去看看你母亲。这辈子也就这么一个母亲,我在家看着我们的孩子,等你回来。”
上海石库门的房子,邻里之间,鸡犬相闻。听说徐洪慈要回来,全弄堂都出来迎接他。
徐洪慈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上次逃回来的时候是1972年,再次回来是1983年,整整十一年了。”母子相拥痛哭。
母亲抱着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就像当年他逃的时候说的:“你真真是我的儿子。”
这是1983年,徐洪慈从蒙古第一次回到上海。弄堂里所有的老人都流下眼泪,这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真实的故事。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而今游子不复青春,却终于回到娘身边。
从1958年至今二十五年,我第一次在家和母亲共进晚餐,真有说不完的话。我也拿出奥永和孩子们的照片。母亲一直和我谈到深夜。(《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如果说,在徐洪慈亡命天涯的十一年中,母亲是他始终的牵挂,那曾经留下爱恨的医学院、那梦中挥之不去的云南重刑监狱,他该如何了却这些心事?
传说有很多版本,有的说他早就死在困难时期的白茅岭监狱,还有说他死在云南,死在云南的深山野林中。但没有关于他一个人逃到蒙古的传说,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医学院轰动了。
当年有过那么多美好回忆的同学又坐在了一起。说到徐洪慈,大家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安娜。
那个曾经和徐洪慈爱得轰轰烈烈,又揭批他最彻底的安娜在哪里?热心的同学要立即安排他们见面。这样一个爱恨交织的人,徐洪慈见还是不见?
事实上,徐洪慈无论是在白茅岭的监狱,还是在云南的监狱;无论是越狱的时候,还是渡过金沙江的时候;无论是差点被急流吞没,还是到蒙古的宗哈拉大森林,他永远忘不了的就是安娜。
“没有。”他说,“我也觉得奇怪,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却没有仇恨的情绪。”
但他抵挡不了一种力量,人心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最终,他就跟着姓沈的同学去了。
姓沈的同学把他安排在一个房间,让他等着。这一刻,他心潮汹涌,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门一开,安娜进来了。在场的一个是姓沈的同学,还有一个叫小熊的年轻医生。
小熊和沈医生借口走了。他们说:“这个场合我们也看不下去,我们也不合适看下去。”
徐洪慈后来回忆说,两人坐下,长久无语。然后还是他先开口说话,却是他事后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愚蠢的问话,就是:“你还好吗?”
她对沈医生说:“没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做他女儿还嫌小。”这是第一句话。这是女人的本性,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
第三句话:“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不管是他还是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的恩德。”
“我现在看来,不是安娜害人,是政治环境害人,所以这场纠结就这么结束了。”徐洪慈放下所有关于他和安娜的记忆之后,这样总结陈词。
悲喜交集、恩怨了结之后,徐洪慈立即回到蒙古。这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刚出生。
1984年,徐洪慈带着妻子奥永,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和刚满月的女儿叶塞尼亚一起回到了上海。此后,徐洪慈成了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的高级讲师,奥永还做了老本行——护士。他们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
▲1984年3月奥永的亲戚在乌兰巴托火车站为徐洪慈一家送行。
奥永说:“徐洪慈曾经跟我说过,他要回去。他说:‘我不想住在这里,这不是我的家乡。’我说:‘你要去哪里?你的家乡就在这里。’他说:‘我要走。’来上海三十几年他经常这么说。”
生活重归平静,而徐洪慈内心的不平静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记忆的阴影挥之不去,他经常半夜惊醒,突然坐起来,然后就不睡觉了,起来写东西。他仿佛在重走服刑之路,朋友在,仇人现。
云南丽江,这个美丽的地方,在徐洪慈的生命里留下了多少屈辱与梦魇。那些曾经给予他关照的管教如今在哪里?狱友们都好吗?还有那个要置自己于死地的监狱长李光荣呢?
1991年,徐洪慈再次踏上了云南这片土地。他忘不了云南,他回到云南,回到丽江。
他见到很多狱友。在狱友邓巨卿的安排下,李光荣和徐洪慈同时出现了。
从当年徐洪慈越狱,到他们重见,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李光荣究竟怎么样了呢?
徐洪慈又怎样呢?多年过去了,徐洪慈说:“一听到李光荣进来的声音,我浑身血液凝固。”这种感觉很少有人能体会。
像演戏一样,徐洪慈走出来,李光荣愣了一下,立刻把手伸出来,徐洪慈看了一眼,觉得他老了很多。
徐洪慈做了一个符合他脾气的动作:手不伸,不握手,不原谅。在一般社交场合,这样的场面是很少的。因为,这是一种很失礼的举动。中国人的习惯是给面子,再讨厌你,握握手,表面文章要做做的。
徐洪慈说:“我对他连这招也不用。我心里直接告诉我,我这一生的成就就是战胜你。就是这样,我不说话。”
邓巨卿不能让这个场面再尴尬下去,就打圆场:“老李,关于徐洪慈逃走的细节,你不一直打听吗?你不是老是问我吗?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变共谋犯了。现在当事人在,你不问啊?”
到这个时候,李光荣眼睛立刻发亮。一个久已萎靡的人,眼睛里立刻精光四射。他到底还是个警察,还是个监狱长,是很精干的一个人。他的力量立刻迸发,两眼炯炯有神,盯着徐洪慈的眼睛。
这眼神,徐洪慈非常熟悉,当年他注视任何犯人的眼睛都是这样的,职业化的眼神。徐洪慈的记忆一下都翻滚起来了,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
看着徐洪慈,李光荣开口了:“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你没有梯子,怎么上墙的?”
徐洪慈说:“这是你判断的致命处,致命点。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梯子?任何事情都可以分解的,梯子是可以分解的。”
李光荣很聪明,一听,失声大叫:“噢,原来你做了一架可以拆卸的梯子?!”
徐洪慈笑笑:“不错,梯子原本是可以拆卸的,可以用绳索和木头组合,越过高墙以后,再把梯子拆了。让你们永远不知道梯子是用什么做的。”
对于徐洪慈来说,似乎所有的恩怨都了结了,组织上也恢复了他的党籍。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从颁发日这一天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
然而,拿到这张离休证书后的第三天,徐洪慈因癌症引发的呼吸衰竭去世。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悲痛,留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跟徐洪慈在一起三十多年,他从没辜负过我,我们从没说过什么过激的话。徐洪慈为什么就这么丢下我和孩子们走了?三个孩子都大了,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有一次,胡展奋问徐洪慈:“当时那么多同学不如你,现在还都是有所作为的。但是你的大半生都是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呢?”
当这只鸟儿飞走,你会由衷庆贺他获得自由——《肖申克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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