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失踪儿子毛毛被找到:贺子珍说出了真相……
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办公室来。一个多小时之后,朱开铨来到了邵式平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
“只有走下去,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王家珍带着这样的想法,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1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
无形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第二天一早就去朱坊。
王家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对朱盛苔夫妇说道:“大叔、大婶,你们坐下慢慢说吧。”
已经逝去20个年头的往事,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朱盛苔、黄月英的脑子里,夫妇俩怀着复杂的心情,互相加以补充,形成对往事的叙述,让王家珍听得入神起劲。
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在之后的整整19年中,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5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这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告别了朱盛苔、黄月英夫妇的王家珍,回到瑞金县城后,首先找到刘辉山县长,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那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县长听完后支持他的想法:回去向朱厅长作报告。
接到朱开铨报告的邵式平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赶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贺子珍“哼”了一声,带着气说道:“我寻思着呢,原来是这样!”
毛毛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可爱了,到1岁半的时候,已能牙牙学语了,非常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从外面回来,小家伙见了就扑进他怀里,亲热地叫个不停,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愉悦。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朱道来的“两个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充盈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窝。
找到毛泽东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在车门口拉着朱道来的手说:“孩子,到了北京后给妈妈来信,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南京妈妈”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政务院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毛泽东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嘎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南京妈妈”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在村小读二年级,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去学校上学、放学都是一块儿走,有时在路上玩。后来朱道来到叶坪读中学才相处得少些,但早晚还是相见。”
“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
在告别朱荣发以及朱盛苔的孙媳妇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身上的一些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开呢?
如果你看不清当下,就读读历史,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果你看不懂历史,请看看当下,因为历史正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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