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还有这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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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只看好电影不定期专访知名导演、演员作者 | 苏米
“上映28天拥有1.11亿粉丝”、“Netflix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列剧”、123木头人等火热的周边——这一切已经叫人难以无视《鱿鱼游戏》在全球的成功了。
连朝鲜媒体都出动了。10月12日，《阿里郎回声》报道说，《鱿鱼游戏》揭露了“野蛮的韩国社会的悲惨现实”，可见韩国资本主义文化充斥着“腐败和没有道德的流氓”。
探析这部韩剧为啥火的文章有很多，大家乐此不疲地寻找《鱿鱼游戏》的流量密码，它如何在艺术和影视技巧的层面杂糅，如何在心理上“抓人”、刺激出观影快感。
但这些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
这部剧最引人好奇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主角身上“人性善”的立意会如此引人诟病？以及在人性、阶级之外，这部全球第一爆款的思考空间又在哪？
人性与阶级
《鱿鱼游戏》很残酷却又吸引人的地方恰在于：游戏过程中，它把那些人类本引之为美、为豪的情感、信任、道德逼到绝境，让人在它们和死亡之间做抉择，把这些美好品质踩在地上，揉烂了、撕碎了，展示人性给你看。
整个故事的展开其实还是一场基于“末日”的构想，但这个末日是群体的、局部的、看似可选择的。
末日激发了所有人的恶与欲，却让主角来突出人性良善的美，就不能不令人脚趾抓地了。
说到底没有信服力。我们大部分人的经验是，想在残酷的地狱求生游戏中胜出，要靠运气、体力、智力甚至团体，却从来不是善良。善良，显然不是一个战斗环境中的优势。于是，《鱿鱼游戏》以道德思路贯穿厮杀剧情的逻辑，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致命缺陷，也造成了失真或伪善的观感。
在游戏里，男一号之所以还那么善良，是因为他几乎从未面临生死选择，唯二的两次展露恶，一次是作弊、被大佬原谅了，一次是差点杀人却被女孩唤醒。他的善良，没有那么动人。
反倒是弹珠游戏里，两个女孩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分钟，那一点点绝望的善意，更令人动容一些。
两人不再做生死比赛，而是停下来，彼此诉说自己的人生秘密，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她们给予了《鱿鱼游戏》最慢的一集剧情，却并不违和，因为她们的人性美的展露，是服从于游戏逻辑的。
如果放弃人性善的角度，用阶级隐喻来看这部剧，似乎豁然开朗，解释力明显强了很多。
无尽债务、难以翻身的底层平民；没有安全感、随时可能坠落的中产精英；为富不仁、欲壑难填的上层权贵；对真正的大恶无力制裁的国家机器。这部剧依然是在用已经相当成熟，甚至走向刻板的韩国剧作方式，讲述底层的悲哀和残酷。
《鱿鱼游戏》的阶级隐喻可以有两层：
国内政治一层：游戏是从1988年开始的，韩国在这一年举办了奥运会，展示了自己强盛的国家新貌，但难以按捺的社会运动也显露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庞大不满，贫富分化的社会背景，也是这部剧的剧情背景。
国际政治一层：这场游戏不止韩国，在其他国家也有，隔着屏幕欣赏游戏的权贵大佬，则操着不同国家的语言。它们让人联想到国际舞台上那几个有规则设定能力和雄厚实力的大国，游戏参与者则是小国，是全球分工体系中位于下游和末端的环节，它们是规则的服从者和适应者。
怎么代入和想象游戏参与者、发明者和控制者，决定了再如何来理解《鱿鱼游戏》的阶级隐喻。
这种在游戏和现实之间的模糊对比，乍一看好像很唬人，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游戏设计上，其实有意或无意地屏蔽了、忽略了、减弱了某些现实的重要方面。
比如，剧里，精英和下层是各自板结的，中间有一个隔离层，隔开了双方，下层只是上层的棋子，却对上层一无所知，也毫无影响力。它满足了许多人对“阴谋论”“大棋局”“精英腐化”的想象。
但对照现实想想看，民粹主义在全球何其流行，且日渐壮大。西方世界所谓“白左”“圣母”被嘲讽的点之一，就是移民的大量涌入对欧美国内政治的影响，有些原住民和本土精英担心，人口越来越多的底层移民和少数族裔，将通过选举攫取政治权力。这种担心也说明在现实选举制度下，依靠人数优势，群众的集体意志还是有影响力的，这对领导人选，国家政策取舍都会发挥一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下层也不是完全被决定和支配。
当然，剧里留有目前看来唯一的自下而上流动的通道，是游戏获胜者可以成为权贵的一员，获得游戏制定者、掌控者的身份和权力，他们会继续维持和复制游戏，但这种跃升是孤立的，也看不出这些人的进入对游戏本身、对游戏掌控者都有什么其他影响。
由于这部剧的重点在底层，而非精英的身上，所以对精英的刻画是没有花费力气的，精英之间的竞争与互动也是缺失的，剧里只是一小撮有共同乐趣的大佬，喝喝酒，搞搞人体艺术，很弱智的样子。
不过，这些与其说是剧情刻画上的弱点，不妨看作在思考的层面，简化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难度。
那就是，道德主义和阶级分析的必然冲突。
鱿鱼游戏没有处理好这个冲突，反而把道德主义的介入，变成了一个可笑、幼稚的事：谁信呢？这是很多从现实主义路径分析入手，对道德主义不屑一顾的原因所在。
善良不一定有用，但善良真的不重要吗？
极端分配模型
在剧里，男主获胜，关键的转折，是他的童心唤起了大佬久违的快乐，让大佬愿意装傻网开一面。
真的拯救他的，与其说是坚定的善良，不如说是罕见的童真，抑或是某种降临的恩恕。但童真也是人性，也有道德内涵。
女孩放弃比赛、黑老大使阴招、团队怎么组合，策略怎么选，都是人性的变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性和道德虽然不是批判性地介入游戏，但它也是游戏要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要素（警察的哥哥、戴面具的队长的桌子上放着拉康的《欲望理论》），而且会影响游戏的进程和走向。
在我看来，《鱿鱼游戏》其实是借游戏这个外壳，模拟一种秩序模型，这个模型做不到等同于现实的复杂程度，而是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给定游戏的条件和规则，看看所有所有身在其中的人，会如何行为反应。
而这部剧引起全球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背景不同的人广泛共鸣之处，正是人们基于自己的国家特点、社会背景、生活经验，对秩序展开想象。
有的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下，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区别，有的人可能看到了等级明确、不容僭越的权力政治，有的人或许看到了无人格的官僚系统。
至于《鱿鱼游戏》里的秩序构建，有更纯粹的分配性质：模型里，没有财富的增值，一群人的收益等于另一群人的完全损失，而且只有一个人胜出（这一点并不会对参赛者明示）。
这个模型，是不是很符合那些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当然的人对现实的想象？
规则没有绝对的公正，存在超越这个秩序、在它之上的力量，游戏参与者无法左右，也不去在乎了；却有相对的公正，不许作弊，并且有维持规则的人，他们的面目都一样，只有等级之分。
所有参赛者初始条件是：后天的积累并不重要，竞争主要是依靠运气和体力、反应力、智力等先天禀赋。
如果来对比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界，能从罗尔斯提出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正义分配原则的设想里，看出《鱿鱼游戏》里一些有趣的东西。
罗尔斯对正义的分配制度的设想，无知之幕和差异原则的设计，意图一在降低分配的随机性，二是降低分配的禀赋差异和人性因素，三是照顾弱势。基于这种平等的道德地位，来提出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和物质条件，从而要求社会制度要提供这些条件。
罗尔斯的这种分配模型，有着强烈的道德主义的色彩，这一点正是保守主义所批判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布鲁姆就批评罗尔斯这种左翼自由主义不过是“以人造的灵魂取代自然的灵魂”。许多对进步主义的攻击也在于此。
鱿鱼游戏的模型恰恰相反，其一，它提高分配的随机性；其二，由于输了游戏要死，并且死的人要转化为其他人的收益，所以大大提高了人性在分配中的重要性。它不寄希望于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善，而是在既定条件下，人和人之间优胜劣汰、你死我活的竞争，会演化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如此极端现实主义的分配模型里，身体条件占优的人，会寻求先发制人，黑老大趁半夜主动挑起残杀，但这种策略不可重复博弈，只是一次性的，马上所有人都会进入紧张的防守状态，并寻求反制，先发制人的一方也会疲于应付，削弱自己；弱势或某方面有优势的会寻求结盟（女士出让身体、阿里交付信任），但是都没有保障，并且自己的算盘可能会被随机性击溃。
这个模型推演下去，结果是除一人外，全输，而且竞争的过程，会毁掉人最可贵的品质和情感，会破坏以信任为基础的协作能力。最残酷的就是弹珠游戏，夫妻、密友、刚刚形成信任的伙伴之间只有一个能生还，还能保持体面的方式，就是主动放弃自己了。
在一个合作、分工、信任愈发重要的未来面前，你可以想象，这种分配秩序，摧毁的是整个现代体系的基础，是未来人类基于合作的生存能力。
鱿鱼游戏的闪光点或许就在于，它给人以一种反其道而行的启发，展示了一种应该没有多少人愿意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如果说，没有现实感的道德主义距离现实太远，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那么，没有道德主义介入的完全的现实主义，则会让人筋疲力尽、丧失希望。就像那个主动求死的小女孩，她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又像主角李政宰，最后虽然胜出了，也再没有花钱的理由，当他回到家，妻子女儿走了，妈妈也去世了。
鱿鱼游戏的本质是一场赌，只是赌局难有赢家。有人提到了里面的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因为他们在第一关123木头人的枪口下逃生后，心有余悸，一半的人都要求不再继续游戏，大佬是最后那关键的一票，他当然希望游戏继续下去，但是他却投了不再继续，给大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结果，回去的人里，大部分还是回来继续游戏，这一次，就是死心塌地了，他们还是自由地选择了一个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威胁生命的一条路。
这是生活真正残酷的地方，处处都是两难。
作者 | 苏米
编辑 | 徐观
排版 | 菲菲
不值得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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