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知”到“公耻”
加我
1987年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中的美国文化》中提出“Public Intellectuals”----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
但如果从苏格拉底、孔子算起，人类拥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时间比这概念要早太多了。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策划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标志着公共知识分子从此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公知”这几年臭了大街了，谁都骂，比如胡总编就曾说过等自己退休了也去当个公知云云，结果被孙教授、大眼等人㨃（不能写作“怼”）了个底儿朝天：
这公知你还真当不了。因为公知除了知识，还需要人格、尊严、独立的思想等等，你有吗？
孙教授、大眼儿都是文化名人，又往往喜欢替底层人发声，很多人喜欢他们，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他们，不喜欢他们的人就说他们有美化公知的嫌疑，其实公知坏得很。
尤其是网络大V周某平，最喜欢说“食血公知”，我记得卢某文那篇“家家食有鱼、出有车”的雄文出来后，备受争议，卢某也说自己被公知围攻；还有一个更大的大V莲某岳，因为暗讽方方，也被非议，曾是十大公民记者之一的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写自己被公知骂，而网络上骂“臭公知”就更多了，微信群里谁要是被戴上一顶“公知”的帽子，那就基本上等同于被宣判为中国人民的公敌了，可以和汉奸卖国贼等同，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审判（如果网友有能力的话）。
我也曾被戴上公知的帽子，只不过跟我斗嘴的人都瞎了他们的狗眼，不知道老子曾经是多年的辩论冠军，我说不出他的屎来算他拉得干净。
被人骂公知，我都很诚恳地声明：对不起，我不配这两个字，我觉得王国维、梁启超、严复才是公知，蔡元培、梅贻琦、鲁迅才是公知，资中筠、贺卫方、张维迎才是公知……我哪里配得上“公知”这么高尚的称呼？
“公知”到底是个什么群体？又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不堪境地的？如今在国内说起公知，早已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含义，而是造谣者、汉奸卖国贼、讼棍、带路党的近义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的方舟子曾断言：“公知，已成为推动中国民主、自由、法治进程的一大障碍”。
这话说得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上某乎搜一下关于公知的评论，看了之后更是汗毛直立，我不想截图他们那些让我恐惧的言论，只展示一个我看来既温和又符合实际情况的回答。
我答应读友“淹的深”写这篇文章很久了，我自己想写就更久了，但迟迟没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想草草一就，这方面的著作我看了不少，但因为这类著作都诘屈聱牙、艰涩难懂，所以我迟迟未能动笔---我不能把自己都搞不清的东西讲给读者。
事实上，仅仅就“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我就费了很大的劲，在非常著名的学者型联邦法官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Poner）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单单就“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就从第19页一直讲到第49页，看得我头晕脑胀，我要是把他的原文搬上来，估计你们得打死我。
不废话，切入正题。
要想搞清楚什么是“公知”，我们有必要用几句话梳理一下中国两千年王朝史中知识阶层的演变和边缘化。
今天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传统的“士”，但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本质也有变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在王朝的和平稳定时期，“士”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王朝黑暗、混乱时期，“士”必须负起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任务。
所以说，维持秩序的“士”好做，批评建言的“士”，往往都是在提着自己的前程甚至脑袋在做事，毕竟皇帝都爱听好听的，李世民也不例外。
最黑暗最流氓的大明王朝，却拥有中国王朝史上最大的言官队伍，严打“士”却也重用“士”。
有一次万历帝正在欣赏歌舞，听到内城御史巡城喝道，示意歌舞暂停，众人不解，万历竟说：我畏御史。
以天子之尊，害怕一个五品御史，我认为明神宗在这件事上，体现了一个皇帝该有的素质(当然“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也是史论---（《明史·神宗本纪》)。
从“士”到知识分子的变迁，也许可以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开始算起。
此后新式学校和去日本、欧美留学成为教育的主流，于是便有了现代知识分子。
这段时期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民国时期知识精英辈出的井喷现象，但民国史不多说了，上张老照片，看看那个时期知识分子长啥模样。
其实胡、蒋二人这张照片毫无出格之处，大家都只是做了最平常的事情，倒是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屌得不得了，在蒋面前不仅高翘二郎腿，还叼着烟斗指手画脚，口若悬河，当时文官武将都在两旁肃立，无人敢坐。
虽然自从北伐之时就开始出现“党棍”，国民党在痞化的道路上狂奔，但它没有摧毁中国原有的一切民间社会组织的企图，加上知识分子拒绝“党化”，所以国民党并未能将知识分子完全逐出权力系统，加上当时的知识分子握有很大的社会话语权，在知识界几乎可以完全达成“教授治校”，所以才涌现了一批傅斯年、刘文典这样的狂人。
必须快进一下了。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王朝的“士”还是近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政治领域发挥自己批评建言的天职，关注民生事务和国家、民族利益，为公共事务发声（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也有参与，但较少）。
到了近些年网络的普及率大大提高，知识分子的群体并没有扩大多少，但“公知”这个群体却大大扩员了，也正是这批极大扩张了公知数量的人，让“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组成和公众对这个群体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为我国现阶段的“公知”下个粗略的定义：
公知可以是精英，也可以是草根，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屈从于利益集团或z.f的需要，独立思考，独立发言，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公共利益。
公知没有严格的定义和筛选标准，不是任何特定的团体和组织，任何一个在媒体上发言并有点儿知名度的人（或团体），都可以是公知。
公知以知识和思想介入公共领域，批判权力，针砭时弊，他们是官方和民间的沟通者，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语言能力将民间声音概括后传达出来，争取有效而理性的沟通，所以他们也是双方角力的缓冲区，当然也免不了会成为出气筒----民间觉得公知不为民说话，官方觉得公知言论太过分，总之公知这个角色不讨喜但绝对是一个正常、健康社会必须存在的角色，犹如一片森林里得有啄木鸟。
公知这个群体跟其他群体没什么两样：也有水平不行蒙事儿的，也有好色骗钱骗炮的，有投机装逼的，有哗众取宠的，但这群人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喜欢对社会事务发言，所以他们老是在说话，有的说得对，有的说得不对，一个群体你老是说话，就很容易引起关注，所以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过失，很容易引起公众情绪，加上话太多的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好下场，所以有的公知就走掉了，有的不再说话了，而剩下的那些水平不好的就成了“公喷”，这样一来，公知这个群体想不毁掉都难。
何况，特别在意他人私生活的国人对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人有着近乎道德完人的要求，除了观点正确，私生活也必须无可挑剔，一个人在任何领域有一点点儿瑕疵，都会导致对这个人的全盘否定。
公知在这几年的全面污名化成功地解除了知识阶层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并且顺利完成了标签化，比如我们经常在微信群可以看到有的人说：“你们公知都这德性！”“典型的公知意见！”“公知还能说出来啥好话？！”这样公式化的表达已经充分说明：只要被贴上“公知”的标签，你就是错的，甚至是可耻的。
作为公知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丧失话语权，会使得社会的常识更加缺乏，反智现象更加严重，文字流氓更加肆无忌惮地收割人们的智商税，比如对公知恨之入骨的至道学宫，就曾发布过骇人听闻的人肉汉堡等雄文，而在我批评这一反常识的言论之前，竟然几乎没人指出，原因就是大家都害怕得罪这样的头部号，所以说，反智言论之所以能血洗社会大众，和公知集体失声，不敢说话是分不开的。
那些骂公知的人们，你们别以为公知被污名化是一件好事，这个群体被你们口诛笔伐到无声无息的时候，也是你们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当一个社会连“士大夫”的容身之地都没有的时候，你觉得还会有思想吗？
中国公知的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总之我是很悲观的，因为公知污名化已经完成，想要让公众认知再走到客观看待一个群体的轨道上，基本上是没可能了，结合我上一篇文章，我想说的是：正能L有多正面化，公知就有多负面化----就像我开头写的那个“㨃”字，我确信99.999%的人都写成了“怼”，大家都不觉得这是错的，因为人人都这么写，所以当99.999%的人都认为公知是个坏东西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公知的悲哀，更是民众的耻辱，是谓：
从公知到公耻。
卖炒面的我记于202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