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医生腐败与人性失衡

作者：苏小和

来源：腾讯大家

关于中国医生腐败现象，我们的答案变得如此清晰，中国医疗市场在制度层面存在着严重的价格失衡和交易费用失衡，而中国的医生或者护士们在个人道德秩序层面存在着严重的人性的失衡。两种失衡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社会或者市场的失衡。    

关于医生的腐败现象，我能理解连岳先生的观点（详见本账号上条发布的《连岳：医生腐败的合理性》），他说医生的红包或者医药用品采购过程中的回扣现象，都是一些无可厚非的事实。这样的陈述，在有一些经济学训练的人看来，事实上是在陈述一种市场交换层面的稀缺性，以及稀缺性秩序下的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众所周知，经济学正是一门研究稀缺性的学问，连岳的这些话，看上去有道理。

但是我却愿意坚定地说出我的观点，我不同意，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人，连岳错了。

熟悉我的人们想必知道，我是一个近乎固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从斯密伟大的分工理论，到米塞斯对人的行为的深度分析，再到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秩序，哈耶克了不起的自发秩序原则，我认为自己对自由市场的经济学思想史梳理应该是有一些谱系的，在涉及到市场交换秩序的问题上，我几乎愿意剑走偏锋地坚守自由精神，为此我不惜在价值观的层面与大多数人撕破脸皮。比如当太多的人攻击铅笔社的时候，我总是认为，在市场交换秩序的理解命题上，铅笔社向来是古典且坚定的；比如在一大堆谩骂张维迎、薛兆丰、茅于轼的言辞漩涡之中，我从来都是义无反顾地站在这些学者身边，因为他们正在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市场的自由精神。

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必须说出，太多的人们，包括连岳，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命题上或许失衡了。

让我们先把医生的腐败现象拉回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之上。

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当我们说起医生的红包，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事实上是在说出经济学最基础的价格命题。哈耶克晚年曾经陈述，他所理解的经济学，千言万语归在一起，事实上就是自由价格。我的意思是说，当医生绞尽脑汁接受甚至索要患者红包，人们就应该提出一个问题，或许是医生作为一个非常具有专业性的，同时在当下中国的市场语境里非常具有稀缺性的市场资源，其价格被一种非市场的要素扭曲了。也就是说，医生的价格，太便宜了，便宜到医生不能忍受，不得不采用红包这种腐败的方式加以弥补的程度。

而当我们说起医药用品采购中的回扣现象，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应该只盯住一种道德审判，事实上我们在思考经济学的另外一个常识性的命题，这就是交易费用。这是科斯的理论谱系，人的理性都是一种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和无处不在的小数目条件，使得每个人和每个企业都关注到交易费用本身。这就引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当医疗企业和医生、护士愿意用回扣的方式来主导自己的生产方式，一定意味着回扣的方式是在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增加交易费用。理所当然，他们肯定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市场交换的事实，如果不采用回扣的方式，其产生的交易费用一定高出很多。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意义上，我们愿意把制度命题拉进来，并认为一种不确定性的制度设计，让医院和医生的交易费用长期以来不堪重负。

我们的批评从这里提出：是不是当政府的制度设计导致市场价格的失衡，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之后，作为一种人力资源成本的医生或者护士，他们的红包腐败，或者采购回扣，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一种市场秩序的常识性的正义呢？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个需要强调的思维方式是，真正的正义，是一种确定性的价值谱系，而不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比较建构。也就是说，当政府不正义，不意味着作为个体的腐败和暴力对抗就具有正义性。事实上，站在历史流变的意义看，社会或者市场的悲剧，通常都是所有的人同时走向毁灭，而不是几个人用一种简单粗暴的反抗体制的方式，获得一种永恒的正义性。错误的政府制度设计具有强大的同构性，我们遗憾地看到，太多反抗制度的人们，在经过多年的纠缠之后，成为了制度的衍生品，甚至成为制度本身。

第二个需要陈述的常识是，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均衡的思维方式，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偏居一隅，而是一种基于终极价值的秩序建构。这是亚当斯密反复陈述的知识谱系。斯密的著述极为丰富，除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还有洋洋十六大卷的思想构建体系著作。不过，斯密似乎并不看重自己的这些文章，在去世之前，吩咐他的友人当着他自己的面，把这些浩瀚的作品一卷一卷烧掉了，以至于后人研究斯密面临很多困难，因此有斯密之谜。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斯密的这种毁灭自己文章的行为不解，为什么他只愿意留下《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的其他的思考没有价值？为什么他不持守自己的知识的丰富性，反而强调看上去比较简单的市场和道德的秩序构建？为什么在人们追捧他的《国富论》的时候他自己反而更强调自己的《道德情操论》？为什么他首先写下的著作是《道德情操论》而不是《国富论》？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着迷。除了当时当地知识分子热衷于在死前烧毁自己的手稿这个习俗之外，我的简单的推测是，或许斯密自己认为，《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已经完整表达出斯密对人类经济秩序的构建体系，这种体系已经体现出古典经济学最核心的均衡意义，而其他的表达，或许都是一些碎片式的陈述，因此没有必要留给后人。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读到了斯密最伟大的均衡思想，对财富意义的追问和对道德意义的追问，构成斯密秩序的一体两面，而无论是财富意义，还是道德意义，都指向上帝的终极秩序，因此斯密在建构市场秩序的时候必须要强调“看不见的手”，在建构道德秩序的时候必要要强调“无偏差的观察者”。前者是一种公共秩序，后者则是一种个体内心秩序，两方面同时的效用，才构成人类经济生活的秩序原则。

按照斯密的陈述，当我们审视中国语境下面医生的腐败行为，我们就能发现一个事实，我们不仅在制度的层面忽略了一双看不见的手，在个体内心的层面，我们也忘记了“无偏差的观察者”。市场经济的秩序是一种“各从其类”的秩序，每一个市场元素都在上帝的引导下自由演进，而人的道德秩序原则，必须要牢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惟有耶和华监察人心”的崇高原则。

因此，关于中国医生腐败现象，我们的答案变得如此清晰，中国医疗市场在制度层面存在着严重的价格失衡和交易费用失衡，而中国的医生或者护士们在个人道德秩序层面存在着严重的人性的失衡。两种失衡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社会或者市场的失衡。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堆积起来的种种溃败与焦虑，是由制度和个人联合起来建设起来的，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在这个糟糕的地方，每个人都有罪，连一个义人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