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2017年六大考古新发现花落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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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6日，备受瞩目的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终于出炉。从四万多年前择洞而居的新疆通天洞古人类到四千多年前以洞为家的南山先民、从活跃的曾国到沉睡的中山国、从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到金代山祭遗存。这些考古项目为何能突出重围，经层层筛选后成为2017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考古发现的精彩何在吧!

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曙光初现，四万年前的一把火

新疆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什么样？在此择洞而居的古人类又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着？此前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直到2016-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此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才逐渐解出了这问题的答案。考古队于洞穴内、外各布一探方，分别为T1515和T0505。发掘表明，已发掘部分可划分为14个地层单位，分为4组。其中1、2A、2B均属上部文化层，前两者分别为早期铁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地层，3～5层不见文化 35 41244 35 14677 0 0 1028 0 0:00:40 0:00:14 0:00:26 1169物，6A、6B、7、8A、8B、9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化石。10层及以下为自然沉积，尚未见底。

通天洞遗址航拍影像


石制品组合

 
遗址内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出土的遗物包括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与大量动物骨骼碎片。石制品种类丰富，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各类刮削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等典型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的石制品，此外还发现了原位埋藏的3个灰堆，经碳十四测定，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的年代约为距今4.5万年。我们可以想象，在4万年前，彼时的古人类点燃的第一束火光，照亮了他们的洞穴家园。他们或许在狩猎、或许在制作工具，或许还会因为食物短缺而“敲骨吸髓”。作为新疆地区首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通天洞遗址的发现和精细的考古发掘在国内考古界引起了不小反响，它对重新认识莫斯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进一步探讨亚欧大陆东西两侧史前时期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在探讨古人类适应方式、生计行为、石料来源、古环境研究、年代学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与学术价值。

演讲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于建军

评论专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高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点评

通天洞遗址是近年来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学术发现，随着其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会更多地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高星研究员从丰富的文化遗存，清晰的年代定向、有序清楚的地层堆积、典型的莫斯特文化特征石器组合以及浮选所得炭化小麦等几个方面阐述了遗址的重要性。他认为，通天洞遗址为学术界一些热点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材料。遗址的原生地层和保存完好的洞穴沉积环境，使得用现代科技手段从洞穴遗址中提取古 DNA的重要信息具有了可能性；而遗址发现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石制品，也为解决学术界争论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遗存，以及莫斯特技术的传播路线提供了有力依据。通天洞对研究丹尼索瓦、尼安德特人的迁徙互动有意义，由此可以思考东西方的交流和人类技术发展是否同时和趋同的问题。而文化的关联和趋同性反映的是人类迁徙、技术和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互动。

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揭示5000年前黄河下游鲁北地区的文明进程

随着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的发掘和大量文物的出土，更多五千年前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古人的生活片段正逐渐呈现。2016-2017年，山东大学考古与文博学系对焦家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217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以及各时期灰坑974处。

南区陶器祭祀坑H605


 M91随葬玉器

 
本次考古工作对发掘区域内的聚落布局和聚落变迁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掘区的聚落功能表现出明显不同，经历了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已发掘的116座房址呈现出5000年前大汶口先民的“住房条件”，早于墓葬期的房址多为半地穴式，晚于墓葬期的房址多为地面式，房屋结构出现了由半地穴式到地面式的变化。此外，地面式房址还包括基槽式、柱坑套柱洞式单间和多间东西联排房屋等，由此可见先民居住房屋结构多样，功能不同，这些发现均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通过对215座墓葬的清理，取得一批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埋葬和祭祀材料。墓葬中葬具的使用率高达62.8%，墓葬等级分化明显，少量大墓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存在毁墓现象。出土随葬品丰富，包括彩绘陶器和黑陶杯等，近半数墓葬出土数量不等的玉器共计400余件，可分为玉礼器和玉装饰品两大类，代表了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用玉中心。除了上述重要发现外，考古队还在发掘区南部发现了夯土城墙迹象和墙体外侧的壕沟遗迹，从发掘的地层关系来看，一些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型墓葬直接打破城墙。因此，城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种种迹象表明，焦家遗址应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焦家遗址是深入开展鲁北地区史前聚落结构和变迁研究的理想案例，对探讨中国东部地区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长期、系统地开展焦家遗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鲁北地区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演讲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王芬

评论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点评

焦家遗址城墙和壕沟的发现对认识大汶口核心聚落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为认识龙山时代诸城林立的局面找到了本地源头。此前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墓葬居多，房址偏少，但此次焦家遗址发现的房址已经显示出成排布局的基本特征，结合淅川下王岗、邓州八里岗等遗址发现的连间房屋格局来看，焦家遗址房址的发现为大范围内讨论排房聚落布局和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和互动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得益于精细的考古工作，墓葬的棺椁制度被清晰地呈现，这丰富了对当时已经日趋完备的墓葬礼仪认识。出土玉器墓葬比例和玉器在随葬品中的占比远超此前大汶口墓地的相关数据，这一发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大汶口文化不重视玉器的看法，可能在大汶口中晚期受到与良渚文化交流的影响，玉器开始在礼仪系统中占有逐渐重要的地位。聚落功能的变化、城壕的发现、大墓毁墓现象的发生等对认识大汶口中晚期的社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此前可能认为海岱地区的发展相对平稳，但焦家遗址提供的新信息也提示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可能也发生过剧烈的社会变化。

除此之外，焦家遗址的发现还对探讨距今5000到4000年之间的时间段内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形成傅斯年先生所描述的西高地和东平原并立格局。整个西北地区因为庙底沟人群的扩散开始大范围整合东方的南部是良渚文化的兴起、北部是大汶口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向龙山时期的过渡，南北两区密切互动。随后不久便出现了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苏秉琦先生有诗曰：“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岸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他以“西高地”的视角描述了这一过程。可能受限于当时的材料，苏先生并未充分讨论东部对大变革和文明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近些年，很多学者论述都涉及到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如玉器钺刀琮等器形、镶嵌绿松石器、毁坏大墓等现象在大汶口文化中都有体现。焦家遗址大量玉器的发现也消除了对大汶口是否重视玉器、是否有能力传播玉礼制的质疑。焦家遗址的发现也强力提示着在陶寺文化形成过程中东方礼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我们应该更清醒的认识到，在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一广大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距今5000到4000年间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作用圈内部的互动才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

福建三明市明溪县南山遗址——水稻、小米和水果组成南山先民的丰富食谱

以洞为家、食物丰富、巧妙蓄水，考古队对明溪南山遗址的多次发掘，为人们掀开了南山先民的神秘面纱。据介绍，2012～2017年由社科院考古所、福建博物院、明溪县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重点对山顶、4号洞及3号洞进行发掘，取得了重大学术收获。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遗物特征，可划分为5个文化期，年代为距今5800～3500年。第一期至第三期文化仅分布于洞穴，第四期至第五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山顶发掘区。

M4头骨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居住在洞里的古人类，只会采集、狩猎或者从事初级农业生产活动，但南山遗址却颠覆了以往学术界的这一观点。在南山遗址四号洞内浮选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农作物遗存以及相关的农田杂草遗存，其中以植物种子为主，总计约5.57万粒，分别属于38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农作物数量占绝对优势，合计约5.16万粒，以水稻和粟、黍为主。另外，还发现有梅子、柿子、猕猴桃、葡萄等鲜果类。山顶发掘区的收获在于发现了近百个不同时期的柱洞和蓄水池。蓄水池底部分几级规律铺垫大小不等的河流砾石，一端有类似于水窖结构的圆形深坑，坑口砌有一圈砾石，这是福建省内迄今最早的蓄水池遗迹，这对于南山先民来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大量柱洞的发现则反映出当时在山顶生活的史前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人力改造自然、获取资源，居住区由洞穴向山顶逐渐过渡，展现出南山先民独特的山顶、洞穴相结合的空间利用特征。

M3 M4 M5

 
南山遗址年代跨度大，文化堆积保存完整、连续，文化面貌独特，填补了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与空白。植物遗存的发现为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特别是粟作农业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实物证据和新的线索。南山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对构建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为探讨福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来源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演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振宇

评论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点评

南山遗址既有洞穴又有山顶堆积，前者发现有烧火遗存和墓葬，后者有柱洞、灰坑、墓葬、蓄水池，都与居住址相关，丰富了山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的类型。第一期测年已经是崧泽或郑家坳文化的年代，二期到四期都是昙石山文化时期的，五期年代不出黄瓜山文化和黄土仑文化的范围，初步建立了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年代序列。昙石山文化时期的遗存里有比较像良渚文化、樊城堆文化的东西，但还是以当地的文化为主。水稻和粟黍两个农业系统同时出现，对研究福建沿海到台湾地区农业的扩散有重要价值。

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厉害了，曾国

位于湖北荆门市京山县的苏家垄遗址，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特别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目前已清理墓葬106座、车马坑2座，墓葬保存完好，已发现青铜礼器500余件，大多放置有序，组合关系明确。苏家垄遗址出土的1000余件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多达50余件。其中，两座大型墓出土4件“曾伯桼”壶，单壶铭文达160字，共640字，极其罕见。

M79全景


炼炉炉基

遗址内分布的铜矿炼渣遗迹达30万平方米，检测结果与初步研究表明，铜渣主要是当地铜矿的炼渣。大面积的冶炼遗存、出土铜锭与厚重的青铜器以及“曾伯桼”器群关于“金道锡行”的记载等资料，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地点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中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车的车马坑，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这里或许就是曾国的都城。

演讲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方勤
 评论专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点评

近些年关于曾国的重大考古发现颇多，如随州擂鼓墩古墓群、枣阳郭家庙墓地、随州文峰塔墓地等，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曾国较高的文化水平。张昌平表示，苏家垄遗址除了墓葬的清理发掘外，主动性的考古调查理念值得提倡，正是基于这种考古理念，才使得曾国的考古成果不断丰富，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保证。
 
苏家垄遗址大面积冶炼遗存的发现对于重新认识东周铜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推测大批的青铜器应是在苏家垄当地生产，期望能发现铸造遗址。此外，新的考古发现也提出诸如铜矿资源控制、春秋早期唯王的概念、曾国不同地理单元内社会结构、曾国和随国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惊艳的车马坑，沉睡的中山国

故郡考古虽刚刚起步，收获却已不少。目前已探明遗址中心区域面积超50万平方米。方圆两公里内调查有六处新石器时代及战国至隋唐时期的城址、墓葬。现阶段发掘面积约7000平方米，共计清理东周墓葬36座、车马坑7座、水井50眼、灰坑420个、窑2座、灶2座，出土铜、金、玉、陶、蚌、骨角器上千件（组）。初步认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期居住址。考古发掘的逐渐深入，它为人们揭开一座文化资源的宝库。

M53墓室


二号车马坑及殉兽坑

 
发掘中最值一提的便是特点鲜明的车马坑了，比如二号车马坑内1辆小车和4辆驷马车组成规模宏大的出行阵列，加之华美的车舆、贴金铜泡、皮条编串的辔头装饰、编串方式清晰可见的鞁具与挽具，无一不体现出墓主的尊贵，并为复原先秦时期车马系驾方式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除此之外，形制独特、分层埋放大量牛、羊头蹄的殉兽坑昭示着迥异中原的戎狄作风，更为研究先秦时期的丧葬祭祀用牲乃至赗赙助丧制度提供了全新资料。故郡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空白，为研究戎狄族群华夏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演讲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 张春长

评论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刘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点评

车马坑和殉兽坑的发现让人眼前一亮。呈直线的分布方式以及埋葬近百件羊头蹄的殉牲坑也是前所未见。至于车马坑与殉牲坑之间的小沟值得进一步研究。得益于北方的气候条件与考古人细致的发掘工作，车马坑得以妥善保存与完整清理，这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翔实清晰的考古资料。刘绪教授认为，特殊的葬俗显示出该遗址属于一支特殊的族系，可能与北方戎狄有关。随后他结合有关金文记载，分析了戎狄的活动范围，他认为西周甚至更早时期戎狄便活动于太行山两麓。最后他强调要加强太行山两麓同类型遗存的考古工作，并对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考古也可以很美很温柔

“考古也可以很美很温柔”这是2015年参评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而遗憾落榜的宝马城遗址汇报人在报告时让听众印象颇深的一句话。如今宝马城终于上榜六大。2014-201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共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4个年度的勘探与发掘，确认其为金王朝长白山神庙故址。

宝马城遗址2014-2017年度发掘区实测图


西北角础

 
考古人员自北向南对宝马城遗址内的三座建筑址进行揭露，三座建筑址排列严整有序，具有明显的金代高等级建筑特征，包括瓦当、滴水、鸱吻、兽头等在内的陶制建筑构件纹样精美。刻有“金”“癸丑”等字样的玉册残片，为该城性质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证。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近年来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对了解当时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研究金王朝对于东北边疆的经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演讲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 赵俊杰

评论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点评

从金代城市考古和聚落遗址考古的研究史来看，安图宝马城遗址规模不大，填补了广义上金代城市类型的空白。作为难得的金代考古材料，安图宝马城并非典型意义的城址，而是一个回字形院落遗址，院落中共有三个建筑基址，其中JZ2、JZ3号是核心建筑，2017年发掘的JZ4属于附属建筑。可以说宝马城遗址是进行精耕细作的金代城址案例之一。结合文献记载确认其为金王朝长白山神庙故址是合适的。董新林表示，安图宝马城遗址是适合于进行精耕细作的考古遗址。在城市考古、聚落考古的理念下对遗址进行发掘，制定明确的学术目标，注重多学科合作，力求使其成为金代建筑遗址考古发掘的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作会议总结

 
论坛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作会议总结。他表示，所有入选与入围的项目的重要性不分上下，都为解决各种学术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实物材料。在终评中也适当考虑到时代和地区间的平衡。对发掘的科学性、多学科合作取得的考古及研究成果、科学的方法理念、发掘精细程度等方面也有综合考量。陈星灿所长表示，正是有同行的支持，我们才能够了解众多优秀的考古发掘项目，成为学界与公众交流的媒介，今后我们将为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优秀平台而不懈努力。

(审稿：洪石   遗址图片由考古杂志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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