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武汉大学古籍所资深教授宗福邦

白首丹铅，自具光华

——记恩师宗福邦先生

    人生如朝夕，回想我初次拜见宗福邦先生的那个下午，只觉这二十六年时光，不舍昼夜，倏忽而去。我负笈珞珈之后，先是应其赐命，留校工作，随后又拜入他门下从学，侍侧日久，目睹先生渐渐老去，而犹殚精竭智，耕耘不辍；我也从未经人事的韶华学子，成了顶有二毛、沉郁忧患的中年人。

    1991年，我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前夕，考虑到与女友的恋爱关系，颇思南下报考武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相询于班主任高路明老师和我的学位论文指导教授孙钦善先生。高老师说武大有个古籍所，所长是宗福邦先生。孙先生说他可以给宗先生奉函推荐。于是，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古籍所。

    第一次见到宗先生，在一个炎热的五月天气，孙先生寄出推荐信之后，命我赴汉先行拜谒，以全恭敬。至今还记得老理学院翼楼那间简陋破落的大房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办公家具风格，没有空调，锈迹斑斑的电扇如同虚设，一排排的木质书架上堆满了手抄的卡片，还有斑驳陆离的枣色油漆桌案前后忙忙碌碌的一群衣装朴素的老师。当我说明来意，询问哪一位是宗福邦先生的时候，从书架后面侧出一张和气的脸，继而走出一位蓝色中山装的微胖中年人，手上灰尘扑扑，拿着几张卡片，团面大耳，说话极慢，一字一声腔。那时候宗先生大约五十出头，还是满头黑发。我诧异地问起，这些书架上怎么都是卡片，这十几位老师都在翻检卡片是在做什么。宗先生告诉我，他们在编一本大书，叫做《故训汇纂》，正在按计划花两年的时间，为辑录的六十万张资料卡片做校对和按字目分类的工作。当时我倒吸一口凉气，虽然在北大上学时曾参与过《全宋诗》的编写工作，已备知文献资料搜罗比列考稽翻检之苦，但是数十万张卡片手抄笔录和校核，对于当时的我，仍是无法想象的工程。那天除了我的好奇相问和先生淡淡的客套之外，说了些什么，都记不得了。来到武大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武大古籍所的文献学科与“章黄之学”的渊源，而且在宗先生的设计开辟之下，以传统语言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为特色，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直属的二十个所和中心中独树一帜。我也从此从本科时纯粹文献学的训练，转向了中国古典小学和古代音韵训诂之书的研究。研究生二年级开始，我也成为了《故训汇纂》编写团队的年轻一员，在宗先生的带领下，从成千上万的卡片着手，开始了自己的学者生涯。

    宗先生为人不事声华，诚笃简朴。我先是从他问学，继而侍其门下，又与他共事，前后近二十六年，时时能够感受到他的沈静涵潜，洁身自好，自抱胸怀，不与世俛仰。与他相处既久，觉其“温而厉，威而不猛”，由陌生敬畏，逐渐亲近，不仅耳濡目染，终致事之如父。我自己感到，他身上保有老一代学人的可贵气质，这些气质，与我们当下“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赤膊攘臂以争先的时代特征相比，显得勇于自守，不务自显。其一生学行正心诚意，爱惜羽毛，朴素徵实，不趋时阿世，务正学以闻。其实，他这个年岁的人，遭际坎坷，命途多舛，能保有这种品质的人寥寥可数。这也是我敬仰他，愿踵武其先后，追随其左右，效仿他的缘故。尝读吕思勉先生《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谓“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种利；所以简言之，还只是一个利字。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欲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心中感动不已。我从宗先生身上看到的，正是这种“严义利之辨”的品质。初与他相处，觉其迂阔，相知渐深，方知他数十年守正不移，宠辱不变之不易。

    1991年我告别燕园，负笈珞珈，师从陈世铙先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师生关系远比现在紧密，那时候电话是稀罕设施，我经常未经请问，就冒昧叩门，到二位先生简朴逼仄的家中做不速之客，闲谈和请益问学，现在想想，真是搪揬的举动。陈先生温润斯文，雅好艺文，人也好奇多思，明快敏捷，如同年长投缘的友人；宗先生则显得羞涩而威重，每次我不召而至，他都仓促更衣坐回到客厅里，如同上课，严阵以待的样子。言谈间不苟言笑，不稍懈颜色，也不附和我的戏谈谰言，有长者之风，其淡如水，而有山林之肃。但与他相处日久，慢慢感受到他内地里是羞涩和平易可亲的，同时深深感受到老一辈学人“居处恭，执事敬”的儒者之风。我个性跳脱，迅捷多言，宗先生不擅言辞，说话慢慢吞吞，行事风格也周至繁琐，这种慢条斯理的节奏“折磨”了我很久。但是有一次，我读李新魁先生《汉语音韵学》，其中关于古代汉语介音问题的分析，与我在北大时师授有所不同，难以理解李新魁先生为什么把介音与声母联系起来谈，左思右想，不得要领。遂又贸然登门请问。宗先生为我从广州人的发音音感上介音更靠近声母讲起，层层条析李新魁先生做此处理的深层理据，其申说要言不烦，极为明晰透辟，令我疑窦涣然冰释，也窥见他学问之深厚颖锐和思维明快的一面。多年后，我投入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为我开设“清代古音学”一课，上课时他腋下夹着一大卷“课件”曳曳而至，讲授的时候，一张张海报一样的大白纸挂起来，将清儒古音之说一一件系而表解之，娓娓而谈，学问之富，理解之精，剖析之深，说解之透辟，令人心生敬畏，进而敬畏学问，以学问为清高绝美之道场。我拜入他门下前后八年，期间一边参与管理和编写《古音汇纂》，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他一再告诫我，学问正途，如人之立身，要在诚谨笃实，刚忍有恒，开阖方正，务去浮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拖拖拉拉了多年，草创初成，恰当他身体最不好的时候，他抱病审阅修改，拖着疲倦的病体与我论谈竟日，毫不容情声色俱厉地在电话中大声训斥我从二手资料转引和不认真调查之处。我顺利获得学位之后，他还不忘在病中催促我修订书稿，争取早日出版，并且为促成此事劳心劳力，推荐联系。先生教示我的，远不止于授业解惑。追随他左右，我看到的，是学者的清守和自尊。我之立志作一名有操守的学者和教师，皆因敬爱他如父，愿效仿遵循他一生矻矻自守的道路。

    宗先生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品质是专注。我之所以对此首先揭出，在于在这一点上，我们师生大相径庭。我是个趣味主义者，精力投入往往视乎爱好，而且追逐趣味，不免好高骛远，贪多务得。而宗先生不仅与我相反，为了自己沉重的责任放弃了几乎所有个人爱好和趣味，而且他较之一般做事专注的人，也显得特别持久坚韧。这个品质，他常常归之于个性，自嘲说自己笨拙，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只能自始至终选择一件事情努力做好它。他大学时颇好文学，然而毕业留校后的工作安排，却使他走上了审音考古的语言研究和爬梳考辨的道路。我曾经问他，这样的转向，他是否感到痛苦。他笑着说，那个年代，哪像你们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挑挑拣拣，嫌这嫌那的。让我做什么，我就应该想着做好它，而不是想喜欢还是不喜欢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认真投入了热情和精力，自然会爱上它，甚至终身以之。他描述自己大学时代操一口广州话，普通话也不会说，毕业留校却要他教汉语，又被安排去参加音韵学讲习班，从音标和发音学起，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罪，就这样进入音韵学和古代汉语的世界，慢慢爱上了这门人视为畏途的绝学。我追问他，是否心中痛苦，他说遗憾想必是有过，但是人生遭逢时变，不断面对挑战，很多事情不是因了遗憾和痛苦就可以回避的。他跟我谈到读书人不能读书、教师不能教书的那段日子，说那才是彷徨无计，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百无一用。那时他被遣送到沙阳农场，分配他养猪，形同劳教，他觉得他从此就是做农民了此一生了。然后笑着说起一天晚上母猪要生仔了，可是就他一个人守在猪圈里，计无所出，又急又慌，最后只能祭起思想法宝，迎着困难上，折腾了一夜，居然接生了十三只小猪下来，直到天光大亮，才意识到浑身都忙得湿透了。他接着笑着说，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有成就感的日子，看着十三只小猪肉嘟嘟的，他坐在猪圈里，觉得自己这个猪倌儿，原来岂止并非无用，简直可说大有作为。他又回忆在沙阳农场的夏天傍晚，一人孤处猪圈，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穿上近膝的雨靴，浑身就留两只眼睛，坐在灯下读《广韵》。我说您不怕中暑啊？他说没办法，跟中暑相比，更怕暑夏的蚊子。我面有敬色说，读《广韵》……还是在夏天的猪圈里……这也算是闻所未闻了！他淡淡地说，没有你想得那么高尚，我当时以为我一辈子只能做农民了，读书也没用。可是我毕竟是个读书人，抑制不住想读书。我手边能找到的《红旗》杂志都被我一字一字地读完了，只剩下一本偷偷带到农场的《广韵》，而且得躲着没人的时候才能偷着读，夏天傍晚的猪圈，是个安静的好场所，有我养的一群猪陪着，而且不影响劳动，我不善玩闹，读读《广韵》，还能打发时间……他曾自评，认为自己并无过人的聪明才智，而是能够自始至终专注做事。他也曾再三告诫我，认为我旁骛太多，兴趣太广，各种爱好都不愿意放下，虽然脑子不笨，却不够像他那样专注。可见他也是把专注作为自己很重要的品质来看待的。

    宗先生学行中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奉献。他一生从事音韵学术，绍继“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也继承清儒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考据学风，敦兹实学，谢彼虚谈。他年青时代，以《关于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问题》（《中国语文》，1964）和二十年后《论入声的性质》（《音韵学研究》第一辑，1984），奠定了在汉语入声性质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地位。但按照他的说法，他一生最好的年华，十年用来当农民做猪倌了，剩下的，都奉献给了大型集体项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话题，要么不能做，要么只能让路，一放再放。1975年他从沙阳农场被抽调回校，参加编写《汉语大字典》，担任编委和武大编写组组长，随后担任古籍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委员、全国高校古委会委员，先后主编《故训汇纂》、《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古音汇纂》，一直在组织和主持集体科研团队攻关，数十年如一日，埋首书斋，旷日持久，放弃了所有个人学术交流和个人写作，慢慢地淡出了学术圈。《故训汇纂》成书1300万字，全面地辑集了先秦到清代的训诂资料，十六个人的科研团队，在他的主持下，历时十八年方始告成。《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全书近一千万字，用类书的体例，全面地辑集古代音韵学学术资料，其中不乏珍稀罕见的学术资料，源流备，类例分而学术明，也是十年方始告竣。《古音汇纂》作为已编成出版的《故训汇纂》的姊妹篇，在缺乏先例的基础之上，全面完备地汇集汉代至清代的音切资料，计划成书1300万字，从1998年项目立项上马开始，项目组已经在他的组织下协同工作了又一个十八年，该书计划2018年正式出版。这几个动辄攻关十余年的集体科研项目，都是古籍所团队艰苦卓绝协同工作的成果，其中甘苦冷煖，艰辛备至，实不足为外人道，宗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和领袖人物。我在古籍所团队中渐渐成长，目睹了宗先生萃其全力，直至心力交瘁，年华老去。我与他一起筹划和主持《古音汇纂》，当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讲师，十多年来，他一直谆谆告诫我，项目主持人必须要有奉献牺牲精神，不应该坐在那里发号施令只说不干，一定要吃苦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多。而他自己也确实在项目工作中自始至终亲力亲为。编写《故训汇纂》的时候，客观条件之艰苦是今天所难以想象，不仅要甘于清苦和寂寞，坐遥遥无期的冷板凳，而且丝毫无与于个人的名利，参与的每个人，事业发展和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是个只有牺牲和奉献、注重协作更重于注重个人的集体工作氛围。而且旷日持久，强弩之末，人心难免涣散懈怠，也不断有怨言。宗先生作为主持人，压力巨大，疲惫不堪，但他意志坚定，能善始终。《古训汇纂》终于告成出版，其令人惊叹的品质和篇幅，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盛赞，被誉为百年学术精品。可以说，没有他的奉献和坚守，没有他的凝聚力，是难以想象完成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的。随后他同时要面对《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和《古音汇纂》两个超大项目的主编工作，在项目管理和学术工作中勉力支撑，但仍坚持信念，不肯稍懈。2005年他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脊柱高位第一节处骨质畸变造成神经压迫，几近瘫痪。那时候，他病痛苦楚，心理压力特别大。我无以分忧，只能有空带着孩子去看看他，陪陪他，让喜欢孩子的他高兴一下。在他最抑郁的时候，他跟我再三说，他一向自以为乐天知命达观，而今却感到害怕，怕挺不过去，没法跟我们一起把《古音汇纂》做完。我听了心里感到沉甸甸的。《古音汇纂》可以说是他晚年最大的一件事情。我时常劝他，身体成了这个样子，我希望他长命百岁，别硬拼了。他说，他想过有质量的生活，而对于他现在这样的状况，他大脑还健全，还能读书思考，有质量的生活就意味着好好工作，他理当珍惜还能工作的日子。他还说，他希望能够把身体维持住，跟我一起把《古音汇纂》善始善终做完，他才能安心。我宽慰他说，别说得那么惨惨淡淡的，你做完了《古音汇纂》，可以捡起个人科研，写你念念不忘的专著和论文了。我还想看看你单打独斗的能耐呢。他笑笑说：是啊，我还有那么多东西等着要写呢。他最后下定决心去广州动脊椎高位手术，风险巨大，还带上一大摞《古音汇纂》的稿子，念念在兹说手术前后还可以看稿。所幸手术顺利，但是其身体控制无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活动空间大大受限。最影响他的，是手抖日益严重，写字对他成了件艰难痛苦的事情。但他在这十年与病痛相伴的日子里，一直肩负最沉重的工作压力，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家中开课教学，审阅论文，伏案审稿，无一日或歇。他身上，我看到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刚毅，也特别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位学者，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担当和“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的胸怀。他获选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的时候，忧色形于言表。我察觉到他的心情，跟他说，您做了终身教授了，是喜事，该高兴才是，别老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很诚挚地跟我说：学校选我做资深教授，是信任我，为了让我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觉得压力很大，深怕带不好团队，起不到好的效果，辜负了期待。我一直觉得他举轻若重，矻矻坚守，活得很累，但是他总说，他越来越能体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句之所蕴含，觉得作为一位学者，热爱学术不仅仅是体现在单打独干，自骋才智，体现自我上，而是应该为了学问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甚至做出牺牲。他这样的人生选择，跟现下众竞进以驰骛，唯恐不自显于人前，诗书而为稻粱谋，视学问为黄金屋和千钟粟的学界“群腕儿”们相比，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有些人视名位为一己囊中应有之物，朝夕不得，则寤寐辗转，念念在兹，恨恨不能解。这些人读书为学，学未必及人，辄视为手中本钱和名位津梁，不能慎独，亦不善守，短于奉献，斤斤于谋私。宗先生这样的学者，真如凤毛麟角。我常常当面开他的玩笑，说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笑笑说：如果时宜是指像某些人那样，家长里短过日子般地“做学问”，我还是宁可不合时宜吧！    宗先生有很强的学术精品意识。他常跟我说，他到现在越发觉得读古人书，博大精深，自己只是略窥门径，不及堂奥，读书不广，识见不够，学问有不到之处，以为深忧。并常举黄（侃）季刚先生、黄（焯）耀先先生等前辈诸老读书之勤、为学之深为喻。他对粗劣搪塞的学风极度厌恶，毫不掩饰鄙夷之色。《古音汇纂》工作十八年之间，他坚持例会制度，就项目工作的学术内容、工作问题和管理流程，召集团队成员讨论研究。有时候涉及到一些细节问题，穷研竟委，反复磋商，务求深思熟虑，稳妥有据。他近年来健康状况堪忧，手术暂时解决了高位瘫痪的隐患，但是只能蹒跚踟蹰，拄杖缓行，从此深居简出，最可怕的是，手抖得几乎无法写字。他这些年常跟我说，他现在最为写字所苦，拿着笔却控制不住手，写出来的字不堪卒读。但是他丝毫不减《古音汇纂》的编写工作量，坚持亲自审稿和定稿，经他看过的初编稿和初审稿，页面上朱墨烂然，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哆哆嗦嗦的字迹。很难想象他在日出而作夜深才歇的伏案工作中是怎样克制烦躁和恐惧，努力地把字尽可能写得工整可辨。这种责任心和认真不苟的工作态度，老而弥坚，丝毫不衰懈。

    近年我负责管理武大“弘毅学堂”国学班的教学，尝设一优异毕业生奖，奖品是一套《故训汇纂》，我出面请宗先生亲笔题字，学生视为异遇殊荣。宗先生说他手抖字丑，不堪示人，但是在我强求下，他还是说书放在我这里吧，我写好了你来拿。每次他写的都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八个字。我深感这是他一生自况。日本京都学派开山巨擘狩野直喜尝曰：“实事求是，义理明彻，不恃聪明而向壁虚造，不务易入俗耳以邀世誉。卓然自守，持风气而不为风气所动，斯之谓真读书人。”我认为这话可堪形容宗福邦先生。

2016年7月于欧游旅次

（宗福邦，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载见《我的武大老师》，张发林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作者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