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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我在联合国工作的37年
抗战时期,他离开顺义老家,进入北京城。他在米庄做过伙计,在洗染坊做过技师。后来,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王继华。他们于1945年结婚,并常住在东直门里骆驼桥胡同(现在这个胡同已经没有了),后搬到东门仓一带。父母共孕育7个子女,三男四女,我排行第六。
■ 1972年,我五年级时,和同学们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我的母校是东城区胡家园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组织学生去参观天安门广场。那时,在我们小学生的心中,天安门是如此神圣和伟大,它承载着我们的理想和信念。这张合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有谁能想到其中两名稚嫩的小学生在14年之后结为夫妇呢?那就是我和温自刚,后排左五是我,左六就是温自刚。学工就更多了。我们在北京铝制品厂学习制作铝饭盒,后来又去了北京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学工长达半年。实际上我们帮不了什么大忙,只是增长了机械加工方面的知识。这期间,我们特别高兴,因为研究所给每人打了公交车月票,下班之余我们可以坐车到处逛逛。
1978年,我们高中毕业。但由于特殊年代耽误了学习,我差几分没能考上大学。
1981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抓住这个机会,边工作边学习,参加过各种补习班,终于在1983年获得高自教考试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颁发的英语学历。后来我继续在职深造攻读工商管理专业并获得研究生学位。
1986年4月20日,我和同学温自刚举办了隆重的胡同婚礼。我们在院子里支起大棚、搭上炉灶,请了亲戚家里的一名高级厨师主勺。亲朋好友和街坊四邻都来了。我爱人家在胡同口,我家在胡同中间, 我们在炮竹声中一起缓缓穿过胡同步入设在院子里的婚礼现场。那时不兴彩礼,也不兴份子钱, 只时兴送结婚礼物。我们收到的礼物有被面儿、枕套、暖壶、糖罐、脸盆等等,那热闹的场面和老街坊夹道祝贺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婚后,我继续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发计划署的主要工作是和政府合作并按参照中国的五年计划开发和执行一些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关的项目,包括科研、培训、高精尖设备和仪器进口等方面的技术援助,也包括进口办公用品和家具如办公桌椅、文件柜、灯具等。这些都是无偿援助,所有进口设备仪器及物品均享受免关税的待遇。
在我看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的工作更深远的影响不在政策层面,而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西蓝花、日本西瓜和甜瓜等就是由开发计划署引进中国的,其中西蓝花是与北京市蔬菜研究所合作,在中国育种、实验和栽培的。上世纪80年代末,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支持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与朗文集团合作编写了初中英语教材,李雷、韩梅梅是这套教材中的两个经典人物,如今成了80后的集体回忆。
1982年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整个办公室只有大概30人,他们都是中国政府指派到开发计划署的。八九十年代,办公室有很多国际雇员,他们占据大部分官员的职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人事制度的不断改善,更多的中国人具备了在国际机构任职的能力。2001年,我们的机构开始独立招聘,而我也在那时正式成为开发计划署员工。
女儿是个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好孩子。我清楚地记得,四年级时有一天她放学回家,说她被选拔进学校新建的管乐队了。我们当时怕影响她学习不想让她参加。她说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有可能会扼杀一名未来的音乐家。我们只好同意了,并为她购置了管乐器萨克斯。事实证明,女儿表现的确出色,能够吹奏著名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高考后,女儿考上首都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远赴英国攻读文化传媒硕士学位。
2012年女儿结婚,丈夫是她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是个老实、聪明、本分的帅小伙,两人一起读完大学并去英国读研。如今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里表现非常出色:女儿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负责雅思考试,女婿在一家地产公司负责地产投资。
2019年五一作于北京:垂柳摇曳白发谁/天真奶声伴爷随/孙童摇轮纸鸢飞/尽享天伦自刚醉。
2019年六一作于北戴河:北国风光多妖娆/戴引萌孙碣石礁/河水奔流渤海潮/游看海浪叠岸涛。
我们兄弟姐妹如今难得团聚在一起,也会经常感叹:我们这一辈正慢慢变老,新一辈已逐渐成为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