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丨乡村防疫观察：没有什么比串门更诡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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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说缺志愿者。我犹豫了会儿，决定去。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进行村里的拦堵工作的。这天正月十六，天气晴朗，钟南山口中的第二个14天隔离期刚刚开始，乡里开始实行新的防控措施。

早上雾很大。我很久没看见这么大的雾了。出发前我戴了两层一次性医用口罩，太阳帽和近视眼镜。妈妈给我找了一副薄手套，我也戴上了。

口罩是我在年前买的。1月22日，我感到疫情严重，跑了几家药店，买到五个医用白色棉布口罩，五块钱一只。但都说没用。23日晚上又去药房，药房说口罩卖完了，隔壁超市有，我又去超市，买了30个。24日，新闻中感染者数字攀升，早上离开安庆市区前，我跑到超市，店里只剩下13包。我心想，给别人也留一点，就买了10包，共100只，100块钱。

这么多口罩四、五个人用。不出门还好，老出门，就不够用了。我带妈妈去医院那天一下子就用了两三包，现在只剩下四包。

回过头来说这天。我爬上江堤，江堤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小汽车和三轮车经过，车上的人也戴着口罩。雾很大。可见距离不过5米。

村部在我的小学对面。小学现在变成了一家生态环境相关的公司。里面建筑和布局没啥变化，但是招牌变了。

村子位于三市交界处，沿江而建。距离市区开车1个小时左右。江堤是通向市区的主要道路。现在，村部卡点是村里唯一的出口。其它从村民家通向江堤的路都被封死，封路的方法同很多乡村一样简单粗暴，挖掘机挖土堵住了路口。

村里目前的防控工作主要是在不同位置设卡，安排人每天守着卡点，登记出入人员，劝返来村或出村人员，给进村人员测量体温，在村里宣传防疫信息。

村里的卡点设在小学对面的小卖部里。小卖部和学校的墙之间用一条红色的布拉起，算是临时的屏障。这屏障若是人想要冲过去，也很简单。但在这里，屏障本身的功能不大，重要的是它起到的心理震慑作用。

村部在小卖部的门口摆了一条长桌。长桌上放着出入登记簿和一些通行证、文件等，一瓶免洗消毒洗手液，两包纸巾。小卖部里的货柜都被挪到最里面靠墙，透明玻璃柜下面有圆规、作业本、卷笔刀、橡皮等，但都粘着灰，那灰粘了很多年没人打扫，看着有点油腻的样子。玻璃柜上放着一台身体检测仪，连着一只测量体温的“枪”，旁边是一只红色喇叭。身体检测仪除了测体温，还能测血压、血氧等简单身体指标。

口罩是村里唯一的防护设备。一个戴口罩的女生坐在那儿，她是村妇联主任。我们是小学校友，她比我小一岁。她让我坐下来，跟我说怎么登记，要做什么。大致就是，遇到有人想进来，不放进来，除非有通行证；遇到想出去的人，问他们为什么出去，尽量劝返。总之，就是严进严出。

乡里给村里发了上班通行证和临时出入证。上班通行证有效期是9天，需要当事人所在的公司开具一份工作证明，盖好章，再交给村委，村委填好相应信息再发上班通行证，有了上班通行证，就可以在9天内往返村里，但如果超过9天又要重新办理。临时出入证，有效期3天，3天内只能往返一次，用于非上班者临时出村。

我的任务是在卡点登记出入人员，以及测体温。村部要求我们详细记录出入村的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为什么出去或者进来，从哪里到哪里，具体到家庭住址。

在此之前，村里实施的是另一套管理方法。他们给村民发出入证，有了出入证就能自由进出。不过现在出入证无效了。尽管依然有人拿着出入证过来，或者询问能不能办出入证。规定每天变，谁也不知道现在的通行证又能持续到哪天。

除了我和那个女生，又来了四五个男人，两个是乡里派来的工作人员，大约是来监督的。还有三个，分别是书记和两个副书记。大家都戴着口罩。

路刚封的时候，村民们极其不满。看到挖掘机正在挖土堵住村里唯一的出口，人们都聚集观看，有些人走上去争论，但无效。书记站在江堤上俯瞰挖掘机和人们。他看到我在拍摄，说拍了不要上传到网上。

前几天，一个小伙子，开车想要去市区取东西。书记拦住他，说出去找死啊。下午，书记开车经过小伙子家门口时，小伙子开出卡车挡住书记的路，书记把警察喊来了。一大群人围观。小伙子气愤不已，书记也气愤。最后警察把人群劝走。

那天警察和书记走后，村民们很愤怒，聚在一起回忆起了旧事。他们说，有次村干部为了收田，如何把刚刚成熟的玉米毁掉。一个阿姨很激愤，她不断说着自己如何被人强迫架走。

书记还说，你们以为这里安全，这里很不安全。直至2月25日，我们市确诊83例，55例治愈，0死亡。暂无增量。目前我所知道的，村里是零感染。

这几年，村里的小学关闭，因为没有学生，学生都去市区读书了。年轻人都在外地或者市区打工，平时不在家，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

疫情发生时，人们同往常一样回来过年，以为四五天后就该去上班了。但没想到，一直滞留家中。村里人互相都认识，谁也不觉得病毒会到这个地方。村里的老人和中年人都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这种时候没有什么比农村回乡邻居间的串门更诡异的了。你还不能说別串门了。别人来了不能不接待，要请人家吃饭，喝茶，人家有可能会拒绝，说站会儿就走，这拒绝里分不清是恐惧还是客气，这邀请里也分不清是客套多一点还是热情多一点。反正在疫情里，他们总还要把那点人与人之间的规矩贯彻到底。

我爸爸此前一直不戴口罩，总爱出门。我每天跟他争吵。他是慢慢感知到疫情的严重性的。

正月初二那天，我妈妈本想去上班，我劝了一整天，无效。那天晚上，她收到老板通知，餐厅暂停营业。

当晚，我妈妈发烧39.2度。但是爸妈瞒着我和弟弟。直到第二天傍晚，我让村医给她量体温，39.9度，才知道她已经高烧。马上决定带她去医院检测。当时村里已经开始要求村医每天上午在村卫生所上班，排查发热病人，遇到发热病人一律要求去发热门诊。村医不敢治疗她，哪怕降温措施也不能采取。再到后来，卫生所被关闭，村医也需要在卡口值班。

我带妈妈去了市里排第二的医院的发热门诊。考虑到市里唯一的一家定点医院人会很多，而且那时我们市也有不少从武汉回来的人，已有感染案例，他们被集中在定点医院治疗，易发生交叉感染。

晚上医院没有什么人。刚进门就看到门诊挂号处放着牌子，写着发热门诊。我们循着箭头找到发热门诊处。那里有个护士坐在一张临时设的桌子前接待病人，大厅的角落里有个医院工作人员坐着在挂水。护士只简单戴着一只一次性口罩，我还看到一个没有戴口罩的医护人员走过去。

先量体温，我妈体温39.4度。护士让我带她上二楼发热门诊找医生。诊室在二楼一角，楼梯在外，只有一位中年男医生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这是我在这家医院看到的唯一一套防护服，但医生穿的很不舒服，没人时他会拿下护目镜。

有几个病人戴着口罩围在医生身边，大家互相看看，眼神凝重，都不说话，有人似乎在和医生争论什么。医生的样子很慌乱，有种一个人被派来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但又必须得做的无奈。有个女人戴着口罩，让我妈妈坐得离医生远一点。

血检，拍CT。我本以为可以直接检测核酸，但是去了才知道，根本无法确诊。只能等待。CT显示我妈妈肺部有感染，发热门诊的医生说是普通肺炎，直接给我们开住院单，让她在呼吸科住院。但是去了后，呼吸科医生拒收，认为不能排除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生说如果是以往，就是普通肺炎，但是现在，没有人敢担起责任，只是建议我妈妈住到感染科。那时，医院的医生大都被调到定点医院，或是支援武汉，只有一两个年轻医生在。

突发的疫情让一切都变得魔幻。每个人都变成这场人祸中的承受者和受害者。一开始武汉疫情没有太多人知晓，但被曝光后，各地管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任何发热者都是疑似，以致连正常的医疗都被打乱。人们每日生活在恐慌中。我所在的城市还不缺床位，但在武汉，没有床位的求助声不绝于耳。

考虑了两个小时，我决定让医生开药，带我妈回乡下自行隔离。三天后，我妈体温如果降下来，稳定，就可以继续居家隔离。如果不能，就要送到感染科隔离。

那三天，我很紧张，晚上无法入睡。一回家，我让我爸单独睡到别的房间，给我妈准备单独碗筷。我们尽量不进入她的房间，进去必须戴口罩。我也让她随时戴口罩，即使睡觉都戴上。一开始，她吃不下饭，想呕吐。我担心她没有抵抗力，让她喝维C泡腾片。我们每隔两个小时就给她测一次体温。第三天，她的体温开始降到38度以下。第四天又降到37度以下。之后保持稳定。这才逐渐转好。

我们听说，有从武汉开车回来的人，被带走隔离。我舅妈的妈妈因为感冒发烧直接被送到感染病房隔离。1月31日，村里开始封路设卡，人们进出都被严密把控。

联系我的说，现在基本没什么人进出。因此我预想这会是很闲的一天。其实不然。

晌午，雾气渐渐散去，太阳出来了。不一会儿，出村的人陆陆续续来了。后来人越来越多。村民们直接往小屋里涌。多到有时小屋子里站满了人，有的人戴着口罩，有的人没戴口罩。

遇到不戴口罩的人，书记就无奈大喊：爹爹哎（奶奶哎），你出来把口罩戴着啊！要是遇到实在没口罩也不知道自己戴口罩的老人家，他们就拿给他一只一次性口罩使用。

进入第二个14天隔离期，开始面临着食物不够的问题。米快没了，菜也吃完了。由于我们平时不住在村里，田地早已被征收或荒芜，我家就全靠村里亲邻送菜吃。

这天想要出卡口的就有很多想出村买菜的村民。村里说，如果村民想要出村买菜和食品，可以登记村民想买的必需物品，再统一购买。比如有个男生要买鸡爪、辣椒，被村里人指出这不是必需品，比如我想买红糖、方便面，也不是必需品。鱼和肉可以算必需品。因为村里没有肉铺。村里有小卖部，小卖部如果可以买到，就不算必需品。

有个村民驮着液化气罐想出村灌气，不能走。他们让他把液化气灌留下，统一灌好，他再来取。还有个女人带着女儿想要回城取尿不湿，取完之后再回村。也不行。凡是除上班之外的，要出村，且还要回来的，都不放行。女人家里有很多尿不湿，如果临时去买新的，不是同一个牌子的，女儿又不能习惯。她不知道怎么办。后来离开了。

还有一种人不用办通行证。去外地上班不回来的，或者去市区居住不回来的。村部的人也要统计，并让他们签字表明自己在疫情期间不会回村。我舅舅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市区，因为他的孩子需要在网上上课。

不仅出去麻烦，回到村里也不容易。有个男人前几天偷偷从村里跑出去了，现在他想回村，被卡在乡里的卡口，而通往市区的卡口也不让他通过，他被卡在中间，退不能，进也不能。他老婆来到村里求情，请书记开通行证，书记很生气，说他什么时候偷偷跑出去的？他老婆求了半天，话都是从书记的角度说，讲到他们的工作多么不容易，都是为了村民好，回来要让老公跟书记道歉，诸如此类，书记听了很受用。虽然板着脸，但是最后还是开了通行证给她，他老公才得以回来。

但也有年轻小伙子不认同封路，下车就跟书记吵，国家规定了不能封路，你们凭什么封。书记说，我们有上面的政策。小伙子愤然，引来很多人围观，小伙子站在拉起的红绳子一边，书记和副书记们站在红绳的另一边，双方都没有跨过或者钻过红绳。村民们或远或近观看。书记坚持不放行，小伙子坚持不走。双方僵持不下。很久之后，小伙子上车走了。

村部一整天人都很多。村民们很多人不识字，尤其是老人，也不熟悉怎么操作微信或者手机，办理通行证的过程曲折复杂。人们都在跟自己的公司打电话，让开工作证明。

书记看到工作证明，就很开心地开具通行证。书记说，只要单位给他们开证明就行，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而是单位负责了。在我这，我就得负责。

一天里，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会轮流来把关。上午乡里的书记先来，乡里的书记穿得更体面，斯斯文文。坐在小卖部里头，也不怎么说话。村里的书记坐在桌前亲自在给村民开通行证，有时村民问问题，就转头跟乡里的书记汇报一下。乡里的书记满意了，后来就走了。下午五点左右，乡长又来了。跟乡长一起来的还有个年轻女人，对着登记簿一通指责。书记只能连连说是。

最初村里还有人打麻将，后来也不怎么被允许。前几天，我弟弟去河边钓鱼。看到两个人在江边钓鱼，一辆警车过来，没收了他们的鱼竿，人也被警车带走了。我弟弟问为什么不能钓鱼，警察没有告诉他。

天气好的时候，人们出来晒太阳，但都不会走远。天气不好的时候，都各自窝在家里不出门。好在农村地方大，倦了还能在院子里走一走。我爸爸每天坐在院子里，借着邻居的Wi-Fi，刷抖音和新闻，一边感叹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村民聊天的话题已经被疫情占领，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彻底被疫情打乱了，他们不能出去打工，就不能挣钱，作为普通百姓，很是焦虑。

天气越来越好，很快距离新年已经一个月了。院子里都是阳光，衣服一层层少了。第二个14天隔离期也已经结束。

2月24日，住在市区的邻居终于回村，说市区的路障都清除了。邻居是爸爸的从小到大的朋友，过去一个月，他们每天在微信上交流疫情，见面了，便很开心地都聚到家里吃饭，除了他们，还有其他两个邻居也来了，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异常温暖的天气加上突然到来的客人，让人感到春天已经来到，病毒似乎正在离去。但我知道，阳光并不能遮住病毒的本质。那些仍在继续的，需要被记住的，并不会因为阳光出来就消失了。

疫情并未结束，仍有很多武汉人、湖北人及其他地方的病人还在煎熬。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尽快迎来鸟语花香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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