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 疫情再现，她选择重返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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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月初，远在川西高原的卓玛，心里又慌又急。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她执意留下孩子，一个人回到武汉与先生团聚。疫情前，夫妻俩动过多次念头，要搬离武汉；疫情后，这座充满悲欢离合的城市被赋予了新的定义。凤凰网在人间讲述了一个人和一座城的故事。

8月4日下午6点，飞机不断下降。低处的荒野逐渐演进为楼房、厂区与河湾。

武汉，就在脚下了。广播没有播放前方抵达城市的介绍，而是完整播报着目前全国中高风险城市的名单，武汉位列其中。

我凝神看着窗外，回头，发现前座的男孩也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到这一刻，我还不能真正确定，我是否能顺利回家？到家后又是否能自由出入小区？

一天前，远在1500公里之外。川西高原藏族聚居的一座小城内，每天拥挤着跳锅庄的人群被带着红袖章的志愿者劝离。

下午晚饭后途经此处时，我一边刷手机，一边大喊出了声——次日从省城成都飞回武汉的航班被取消了！

站在街边，全家人等候在一旁，我迅速购买了另一个航班的机票。仅仅距我们离汉15天，机票暑期价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从武汉出发到四川时票价1300元，如今已减半。

但这趟航班会同样面临被取消的命运吗？此后的半小时，我一直拨打航空公司的人工语音电话，始终在“坐席繁忙正排队”中。

这样的突发状况不是没有先兆的。当天清晨，我刚醒来，就看到了武汉楼栋管家在6点47分发出的通知：小区要被封闭了，进出均不被允许。

这一封控措施直指武汉经济开发区前一日对外公布的7例阳性案例。小区发出通知前20分钟，武汉市发出通告，将武汉经开区沌口街道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在我们小区，更具体说是在我们楼栋，有一位阳性外来务工人员的次密接。因此，需对小区全员进行核酸检测封闭排查。我顾不得身边的孩子正在熟睡，就给仍在武汉的先生打了电话，他的反应却并不意外。

5小时后，武汉宣布，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还要回去吗？”我收到了一个又一个亲友的追问。

几天前的一个上午，我带着孩子去了一家婴儿游泳馆。进店前，小城内还如平常般已鲜少有人佩戴口罩，待孩子游完泳出店，家人与街上的行人都戴上了口罩。我才知道，四川确诊病例进一步增加，已有多个城市多个区域被划为中风险地区。

尽管距离我计划的归期尚有一周，但我不禁开始担心我回武汉时，是否能成行或是否需要隔离。

很快，家乡当地疫情指挥部工作人员开始电话问询每个近日从外地前来或返回人员。我和一同回到家乡的亲人都一一接到了电话。

电话问询并没有指向任何管控措施，但仍让家里的氛围变得紧张。随着武汉也出现病例，我心中的想法越来越清晰：我要回武汉！

家人从不解变得有些恼火：为什么非要在这个节骨眼回去？几个病例出现，到底有多严重？去年都过来了，武汉还能应对不了这次的疫情？

我百口莫辩，不知该如何清楚表述这种繁复的情绪。它像一种双生体的幽灵般主宰着后疫情时代武汉人的精神底色——我们有多敏感，就有多豁达；我们有多关注自身，就有多观照他人。

我们被很多矛盾的情绪所反噬撕扯，脆弱并坚强着，彷徨并乐观着，利己并无私着。

这一年，我都排斥着使用“英雄”这个字眼，也许还有人和我一样，没有成为英雄的野心。是2020年那场大疫，让我们成为了不得已的英雄。

在疫情之前，我和先生动过许多次念头，要离开武汉。但2020之后，我们都默契地不再提及迁徙的话题。

当一座城市容纳了我们极致的欢乐、愤怒、哀伤、迷惘、悲悯、庆幸、希望，它就被赋予了新的定义：家。

现在，我要回家去了。

■ 眼下，就是武汉了。

8月4日一早，我们从故乡的小城出发，向省城前行。孩子留在故乡，我将只身回汉。

一路驾车前进，为了避免进入成都市区，我们从绕城公路直接进入了机场高速。到达成都双流机场后，不愿家人面临风险，我拒绝了他们送我进去。

机场比我们回川时安静了许多，安检排队的长度也比平日短了不少。打印登机牌、安检查验证件时，所有旅客都被要求进行手部消毒。

完成登机后，我张望了一圈，机上还有不少空座。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岁出头的孩子，孩子全程戴着挂有透明塑料面罩的帽子，不哭也不闹。去年疫情严峻时，这样的帽子几乎是幼小孩子的标配，近几个月来已鲜少见到。如今，它又出现了。

■ 飞机上乘客稀少。

抵达武汉后，我们被引导上了摆渡车，去往T2航站楼。这是武汉T3航站楼建成后，我第一次在武汉机场乘坐摆渡车，并落地T2航站楼。我立即查询未来数天乃至数月的航班，发现落地航站楼均为T3。因此我猜想，这或许是疫情之下的特殊安排。

出站路途中，整个B区空无一人。出站后，我独自行至停车场。出发前我就多次提醒先生，不要进机场，在停车场等候即可。

见到先生，我有些恍惚。不过十几天，竟然感觉许久未见。临上车时，我提出消毒后再上车。

他打开后备箱，拉出大箱子，拿出了消毒用品给我。这个箱子在车上已放置了超过16个月。

这是一个早已被身边朋友熟稔的故事——疫情来袭时，先生作为报社医疗记者，被派驻武汉肺科医院，与同在一座城市的我们分别了60余天。

这期间他的经历，我要在之后的一年，才从他与同在外采访的朋友口中的细节里慢慢拼凑充盈。从医院撤离时，他将剩下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用品都放在了这个箱子里，连同他在疫情里遭遇的困惑、委屈、悲伤与感恩。

他不愿将这些东西废弃或搁置，总怕哪一天这些珍贵的东西还用得着。于是，这个箱子一直被顽固地置于车后。

这一次临行前，堂姐曾问我，“你从来没说，那时候你们一定很难吧？”我眼泪直流，无法作答。

那时，身处生命抢夺战的白衣天使、坚持在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建设者、志愿者的艰难是可以理解的，可居家隔离的我们为什么也能深感如此接近的艰难？

不久前，我听到一位朋友用武汉方言说起他的爸爸。这个以武汉话叠词的“爸爸”，让我想起纪录片《武汉日夜》里一个医护人员带遗物给病人亲属。那个带着防毒面具式装备的男孩隔着小区大门，用颤抖的武汉话问医生，“我‘爸爸’最后有没有说什么？”

对这个片段根深蒂固的记忆，让我相信：同在武汉，他们的苦难，也成了我们的苦难。

回到家中放下行李，入夜，我和先生驱车前往江边，看看这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在这波疫情里，有着怎样的变化。

江边的人很少。但不一会儿仍能看到光膀子戴着口罩奔跑的人们。

在长江二桥之下，背着背包像是刚下班的年轻男子手握一根鱼竿，无声地甩杆，收杆，似乎没有收获也不要紧。

我们坐在不远处，看他甩杆收杆，内心无比宁静。

■ 傍晚的长江二桥桥下。

到达武汉的次日早晨，因为外卖不能上楼，我决定去地铁口的热干面店吃面。

走到了才发现，店铺已关门歇业了。于是，我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面店。那是一家小小的夫妻店。

当我掀开塑料挂帘，老板娘有些喜出望外地看着我。她一边干练地帮我下面，一边笑着说，这两天别说进店，路过的人都少得可怜。

她告诉我，地铁口的面店承受不住租金，在十余天前关门了。对于这个消息，我并不意外。这一年间，常光顾的一家川菜店关了，一间颇具人气的墨西哥餐厅也没开了，就连一家我常常路过的老牌高档酒店到如今未恢复营业，也无人问津。

上个月，我曾光顾过一家从未去过的理发店。本来与理发师并无交谈，我突然想到便问他，现在独立的美发工作室是不是都不见了？这位已在这家店工作13年的理发师，滔滔不绝向我讲起疫情后的变化。

很多独立工作室确实没有熬过寒冬，活下来的连锁理发店在解除“封城”后，曾迎来一段时间的营业额峰值，但随着很多人的钱包紧缩，报复性消费持续了数月后消失了。

就在我吃面期间，老板娘正提醒着丈夫和孩子戴好口罩，店里又钻进来了两位顾客，都要求打包带走。老板卖力地剁着肉，老板娘以响亮的声音问询着顾客的咸辣口味。

吃完面，我决定坐地铁去图书馆。地铁上如很多朋友转述的那样乘客稀少，往常能挤六人的座椅，如今只两头各坐一人，一些车厢甚至没有一人。

走进图书馆大门，我看到门前入口处与平日一样，站着一位引导读者扫码的工作人员，只是较平时，多戴了一幅护目镜。与我离开武汉前暑期的人满为患相比，图书馆现在又余裕出很多空位。那些不相识却常常看见的读者，仍坐在熟悉的位置，低头读读写写。

自从去年辞职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后，我的多数写作都在这里完成。起初，我有些担心疫情安全，去后才发现，每张桌子都安装了一分为四的隔挡，自习室里总有穿着红马甲的工作人员巡查，提示没戴口罩的读者戴上口罩。

这一次走进图书馆时，我突然意识到，即使较早前我们已重获生活的规律，但我们始终没有恢复常态。这些每日守候巡查的工作人员、这些隔板，都是非常态的。只是我们适应了这样的非常态，这些非常态里的人与物构建了我们另一种新的安全感。

午后，我离开了图书馆，准备去江汉路看看。因为一位唐姓确诊病例的流调信息，江汉路以及江汉路那家螺蛳粉被人们所关注。朋友们都说，这些天的江汉路人潮不再，空空荡荡。

到我真正踏上江汉路时发现，那里并不冷清。来来往往仍有不少行人，一双闺蜜在大树下的座椅上热烈谈天，环卫工在工作间隙倚靠墙边低语，时装店门前的店员不遗余力地拍掌吆喝。每一处人与物都在夏日的微风中，处于自洽之中。

■ 江汉路上，仍有游客。

我去了今年刚开不久的三联书店。店里除了店员，只有三个客人。一个席地而坐，边语音电话边翻看图书；一个躺平在懒人沙发里，安然入睡；唯一一个走动中的客人，抱着几本书疾步在书架间移动，似乎在寻找某本书籍。

我挑选了两个迷你版的大卫式雕像。结账时，我随口问店员，“受疫情影响了吧？”他突然提高了嗓门，“影响太大了，你看看！”

说着，他环视店内，脸上没有失落之色，却满是微笑，与清晨生意冷清的面店老板娘表情如出一辙。

遭遇疫情后，武汉人比过往任何时候都警惕不确定性，却又比任何时候都能直面不确定性，适应不确定性，战胜不确定性。 

真正回到武汉后，身处故乡时的恐慌与焦虑不见了，我试图寻觅的“变化”并不显著。这座城市在其自行的轨道上，沉默着向前。

在一个个热闹的核酸检测现场，武汉人嘴上骂骂咧咧，行动上都乖乖准时地排队、张嘴并感谢医生。在另一个更喧嚣的互联网舆论场，越来越多的人自发为辛勤工作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发声，并为确诊患者及密接者的隐私保护而鼓与呼。

在一个妈妈群里，一位总发母婴产品打折信息的妈妈说，“海王”成为热搜（武汉确诊男子的流调信息因出现了两个女孩，被一些自媒体谣传为“海王”）是对城市形象的巨大损害。

“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对这些空间场域里的人，或许并不熟悉。但一场百年之变，真正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缔结在了一起。

从江汉路归家的傍晚，小区群里发出了紧急通知：新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将在六点开始。

等候的时间里，先生突然提议，要不我们去买些奶茶，送给来检测的医护人员。

花费了约半小时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提着10杯奶茶，回到了小区。与我们想象中的检测尾声不同，现场还有很多邻居在排队等候检测。我们有些不好意思“高调”地送上前。

这时，一位检测人员离开检测座位，退到了检测点背后的空地。我们立刻上前，将奶茶都放在了医生身边的地上。那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孩，她以清脆的嗓音急促地说道，“谢谢你们，真的不用不用”。

我们放下奶茶，迅速来到了队尾，加入等候的队列。

四组医护人员同时工作，我和先生在5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检测。再走到空地处，那位小医生已经脱去防护服，满身大汗地坐在座椅上，一位同事在旁照看，说话间，给小医生提来了一杯奶茶。

看着小医生喝上了奶茶，我问先生，有没有小小的满足感？他露出喜悦的神色，嘴里却说，“一点小事，也没帮上什么忙。”

买奶茶的一路上，我都想着疫情时广受关注的咖啡店Wakanda。一个细节始终在我脑海里，那是在武汉光谷的某医院门口，医生接下送来的若干杯咖啡后，向这家小咖啡店的员工们深深鞠躬。

几个月前，我在武昌办完事后，在地图上搜到东湖边上有家Wakanda分店，便骑车前往。那是一栋可爱的小楼房，可我一层一层地寻找，都没有找到它。后来询问一家咖啡店装修的乐器店，才知道Wakanda搬到了隔壁一楼。

新店尚无招牌，是一家小小的主营外卖的店铺。店员告诉我，楼上的租金太贵，所以搬到了楼下小店，专做外卖。菜单上，因疫情而生的“武汉拿铁”依然在列，所有的咖啡不过10余元。相比其他咖啡店，真的物美价廉。然而，正是这样有故事的咖啡店仍面临着生存困局。

就在我们购买奶茶的归程中，我看见商场旁的Wakanda新店已开门营业，店面不小，装修新潮。从新闻里，我看到Wakanda在厦门开设了分店，还尝试将店铺开进家具工厂之中。困局正在向新局转变。

这家咖啡店似乎成为这个城市命运的一个小小注解——每个个体每座城市都一样，会面临曲折的命运，但只要步履不停，终究会展开新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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