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黑河“三孩生育试验”六年了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净增长48万；比2020年少生138万，创60年来新低。
其实早在2021年5月31日，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三孩生育政策已全面放开。黑河是中国最早实行“三孩生育”政策试点的地区之一。凤凰网《在人间》作者于2021年6月采访了当地的公务员、村干部、妇女主任、城市居民、农民、医生、学生家长等各类人群，以及研究东北人口问题的专家，全面记录了这一座边境小城“生育观”的变迁。
若不是新冠病毒，黑河到处可见俄罗斯人。黑河市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又称海兰泡）仅隔一条黑龙江。冬天结冰时，两岸的人无需五分钟，便可徒步抵达他国。正因如此，江边长年挂着“非法越境坐牢，举报偷渡有奖”的横幅。
从“十一”到“五一”，这座北方小城都通着暖气。一年之中，黑河的温差接近8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小轿车停在室外都没法点火。车主不是花钱租车库便是请修理工扛着电瓶过来。雪皑皑的世界，沉重到难以突围。黑河市孙吴县河北村妇女主任孙贵彦就特别害怕这里的冬天。
孙贵彦52岁，身材修长，穿着干练，略施粉黛。在河北村，她属于年龄最小的一批。“这个村子的特点是年轻人都走了。”比孙贵彦晚一代的人，全搬到了街上住。街，即城市；那地方不远，指15分钟车程外的县城。
村里三百零几户人家，留下的不到200人，清一色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他们年轻时是生产队的主力，“岁数大了，用不上了。”
“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在街里伺候他们的孙子。”老年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街里一般是步梯，上楼又不方便，加上孩子文化课太深，他们也辅导不了，“就在家待着，挺枯燥的”。
孙贵彦不愿在村里久留。她是县城里最早一批学习育儿知识，并考取育婴师资格证的人。去年她还在北京做了一年育儿嫂，后来因为疫情，女儿不让往远处走，才没出去。但她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她自己买了楼，平常在街里，白天帮人看孩子，早晚给女儿做饭，有事才请假回村一趟。
“在这儿没出路。”她一腔热血想做点事，回来跟书记沟通，提议办个敬老院，“咱们不是人口老龄化了吗？”可是方方面面条件都不具备，“办什么都办不起来”。
2021年5月31日，国家全面放开三孩生育，孙贵彦寻思着北京的育儿嫂要涨工资，迫切想要赶回去。女儿女婿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工资六七千块，“我在北京一个月赶上他俩了。”
女儿在哈尔滨念完大学后，觉得外面辛苦，不大想出去闯，在县医院当护士。结婚两年，如今30岁，还没要孩子，“她觉得压力挺大。”孙贵彦这一代提倡独生子女，等到开放二孩政策时，下一代也很少生，“更没胆量生三‘胎’。”
村里人越来越少，孙贵彦觉得一点生机也没有。老公在村里开了一家食杂店。“老人去我家买东西，听力、语言方面可费劲。”
地区人口流失，尤其是年轻人口流失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年轻人流失得多，一个是数量上，一个是结构上，自然会导致地方出生人口的下降。”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表示。
“人都是一茬一茬的，再过二十年，也该轮到我们。年轻人不愿意回来，那点土地不够生活。”以后村子还存不存在，孙贵彦也不知道。
2016年“全面二孩”时代来临时，黑龙江省通过了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了除少数民族和特殊家庭外，边境18县可生育三孩，其中包括黑河市北三县。
黑河市总面积为68726平方公里，下辖一区二县三市，分别为爱辉区、孙吴县、逊克县、五大连池市、嫩江市和北安市。三市为“南三县”，不属于边境地区；一区二县称“北三县”，人口少，属于边境，是全国率先开放三孩生育试点的区域。
在本地人的称谓中，黑河一般指市区，面积约11.4平方公里，用腿走一圈花不了一天。市政府、市卫健委等都集中于此，地处爱辉区临江一岸。
“我们这里一点代表性没有。”黑河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尹科长说，“放开三孩后，没起到什么作用。”生育率在下降，人口也在下降。“从2020年黑河市统计局对外公布的数据看，黑河市总人口150多万，但这次七普数据下来，我们才128万。”
宋丽敏表示：“放开三孩，但效果不明显，在预料之中。”像边境地区，自然环境不是很好，生存条件相对差，人口自然要流动，“它是往外流，或者往城镇流。人口迁移和流动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这在人口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1988年，黑河市人口达到164万人；之后，人口增长开始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反馈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黑河市总人口约为128.6万人，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黑河市总人口减少了38.7万人，下降23.15%，年平均增长率为-2.6%。
整个黑龙江省人口外流现象非常严重，黑河也一样。“东北经济状况不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尹科长说，“老百姓的观念也改变了，不像那些年非得多子多福。”
根据市卫健委统计的人口监测数据显示，黑河市2021年第一季度总出生人数为901人（本省户籍人数，下同），一孩544人，二孩321人，多孩（一般指三孩）36人。爱辉区第一季度三孩出生数1人，孙吴县第一季度三孩出生数为零。
坐尹科长对面的一位女士表示，“不管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老百姓，都不愿意生。”除非其他鼓励政策跟上，比如延长产假等。“刺激生育也该有相应的奖励，单单开放三孩，没用。”
■ 江边的雕塑，熊爸熊妈与三个小孩玩游戏
二孩三孩的奖励政策各地尚在酝酿，计生工作的方向却已转变。
2018年，国务院新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撤销了原来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的三个机构——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管理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新成立了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对应到黑河市，分管计生工作的部门便是黑河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我们的工作从原先的管理到后来的服务，主要是向老百姓宣讲一些政策，给计划生育家庭提供独生子女费，还有奖励特服人员等。”尹科长说。更官方的表达是：“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研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爱辉区卫健委赵文红表示，2018年开始试点“三孩备案登记不审批制度”，将权力下放到社区。生三孩的家庭，只要夫妻双方是边境户口，找街道填一个备案登记表，就可以给小孩上户口。
赵文红办公的大房间内，坐着10来位女士，她们及身边认识的人，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小孩，二孩的很少，三孩的没有。“一般是再婚家庭生三孩的比较多。”赵文红说，“社会经济条件摆在这儿，三个孩子怎么养？”她记得，从2018年试点以来，爱辉区出生的三孩人数也就40多个。
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周主任没听说过三孩政策，“一年出生的孩子（数量）没什么变化”，大概1000来个，“三孩也就个位数，一两例。”不过，她没有认真统计过。
■ 周末的黑河市商业步行街上，一位小孩在玩坐火车。
“三‘胎’一直没有，红旗村没有要的。”爱辉区罕达汽镇红旗村妇女主任李玉波说。48岁的她，做妇女工作四年。三孩试点政策出来时，她就知道，“但没人响应，连二‘胎’都不要。”
罕达汽镇地处爱辉区西部，附近有十三个矿场，还曾有过金矿。镇上户籍人口4000多，常住人口1万多，流动人口占多数。红旗村90多户，全是老年人。村里2021年上半年只有一个生二孩的。“年轻人不要孩子，我让他们生一个吧？不要，没用。”李玉波说。
东北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一直不高。“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之前，它在全国就处于较低水平。”宋丽敏说。
这里比较特殊。宋丽敏表示：第一，东北是多民族混居，没有太强的传统生育观念，“比如不生男孩就不让进祠堂”。第二，东北在建国初期，快速实现了城镇化，“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当时东北地区普遍的经济形势还是很不错的。”第三，东北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比较高，“工业基地派来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高校资源也比较丰富。”第四，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好。“东北地区体质内的人口比较多，加上农村地区惩罚力度大，人口控制得比较成功。”
像李玉波这个年纪的，男的一般在矿上打工，当辅助工一个月6000多块工资，井下作业每月1万多块；六十到六十五岁的人，照样在矿场干活，平均工资三四千块。女的在家打零工。“这几年还好，种参的在我们这块，打工一天130元，别的也没什么活。”李玉波说。“要说养，还是养得起，富有富养，穷有穷养。”
以前，妇女主任的工作是要人家“不抢生（领结婚证前生孩子）”、“不早生（未满法定年龄生孩子）”，现在则是鼓励多生。李玉波有一个独生子，还有一个5岁的孙子。她跟儿子说，再要一个二孩，“媳妇都不吭声。别说鼓励人家，咱自己家都不生。一个还不想要，年轻人的态度。”
罕达汽镇政府工作人员、李玉波的“上级”小武就表示，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没准结婚或生孩子还得降低我的生活质量”。三十岁的她，尚未考虑结婚，生孩子更是遥远的事。
谈到为什么要回来？小武表示，在外地念完书后，与她关系不错的几个朋友都回到了爸妈身边。她也不想离自己的父母太远，“等他们老了之后，互相有个照顾。”考上事业编后，她便回到了家乡。
罕达汽镇离市区远，大约125公里。每周一到周五，小武住单位宿舍、在食堂吃饭，周末才回市区。矿场工人报酬高，带动了周边消费。一个月3000多块的工资，按照当地的物价水平，小武自嘲说：“我自己生活都困难，还得靠爸妈养着。”与小武同龄的朋友，买车买房全靠父母资助。
“我家是女孩还好点，要是男孩，以后结婚还得准备百八十万，最起码买个楼。”聊到生孩子的事，安师傅毫不犹豫地说“从未想过要二‘胎’。”
44岁的安师傅，20岁退伍后回到黑河，种过地、卖过早点、当过搬运工……吃过不少苦头。早两年在青岛开快车，同样的工时，那边挣钱多。有时开到哪儿，他也不回家，就睡车里，睡醒了接着拉活。长年开车令他腰椎出现问题，加上疫情生意有所回落，他索性回到黑河休养，顺便重操旧业。
安师傅唯一的女儿在黑龙江大学读俄语，这个专业还是他选的，为的是将来好就业。女儿本来有机会公派到俄罗斯留学，但安师傅嫌俄罗斯太远，舍不得女儿，又担心她一去不回（嫁过去）。哈尔滨离家近，他比较放心。女儿毕业后在哪里定居，还是未知。
“国家挺扶持黑河的，但人太少，也没什么大企业。2019年变成自贸区，经济还是不行。”
黑河是资源型城市，以前矿场多，矿挖得差不多了，但胜在土地多，还可以种大豆、玉米和小麦为生。原本人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差。“孩子多了，条件受影响。”性格开朗的彭为玲说。
从1991年起，彭为玲便是孙吴县清溪村妇女主任，一直干到2008年；后来还当了七年村书记，作为先进代表上北京开过表彰会。对生孩子这件事，她认为“少生已经形成了思想意识。”
中国经历了几次生育政策的调整，直到1981年计划生育指标与领导政绩挂钩、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小孩”的观念随着严厉的政策执行而愈发地深入人心。
早在1986年，黑河便在“北三县”和“南三县”分别实施了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和1.5孩生育政策，即：小孩年满四岁，可再生一个孩子；第一胎为女孩，可再要一个。但彭为玲表示：“生一个女孩，都不要二‘胎’了。农村也不多要孩子，爷爷奶奶想开了，什么孙子孙女，都当宝。”
“十家里能有两家要二‘胎’就不错”，除非意外怀孕。在生活上，人们仿佛品到了只有一个孩子的好处。“生孩子少自由。现在孩子都是专人接送，没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生不了二‘胎’。要么辞职在家里专职伺候孩子，但没有收入，一个人养不了一家四口人。”
“当宝妈在家，和社会隔层，女人在家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孩子心目中，妈妈就是个做饭的。很矛盾，一方面想解放妇女，让她们参加工作、自主自立；一方面又要多生孩子，真没精力带。”彭为玲说。
宋丽敏发现，女性的生育意愿相对要低一些。“在不平等的社会体系下，女性在生养孩子的过程中付出更多，受职业发展影响也特别大。”针对生育女性未来的职业走向，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职业帮助、就业指导，甚至岗位安排？
在黑河边境地区人们的心中，河北、山东等地已算南方。彭为玲是山东人，但在东北长大，“以我自己为例，觉得生啥啥好。我家婆婆想再要一个孩子，她有那种渴望，我没有。南方生两个的太多了，计划生育的时候就生三个了。”她就一个儿子，一个孙女。
彭为玲有自己的生活，业余时间还推广孙吴县的大豆，日子过得紧凑，“我把一个孩子伺候完，愿意伺候孙子就伺候，不愿意我就自由了，没有后顾之忧。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有点自私，不想做那个贡献的人。”
不过，也有集全家族之力供孩子的家庭。安师傅的朋友于龙生，在黑河市最大的一家货运公司当司机。他属兔，34岁，但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刚有大姑娘时，于龙生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便有了生二孩的想法。大姑娘三岁时，夫妻俩要了二孩，也是个姑娘。“两个孩子已经够了，第三个属于意外。”二姑娘两岁时，妻子又怀上了。当时也没想着要，打算做流产。“我媳妇一去检查，说是个小子，想着儿女双全比较好，一咬牙就留下来了。”
结婚时买的房，合一平米3300元，总体下来不到41万。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按于龙生的话来说一家五口“刚刚好”。
生二姑娘时（2012年），二孩还未完全放开，于龙生不满足二孩间隔四年的要求，被罚款5000元。2014年，三儿子出生，又赶在了三孩试点政策前，被罚了6万块。“我们哪一步（政策）都没赶上。”于龙生倒不觉得冤枉，没想过找相关单位退钱，“孩子都长大了，也挺可爱的。”
公立幼儿园入学名额有限，于龙生的孩子进不去，只得花高价上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000元左右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好在孩子们都已升入小学，一个在黑河市第五小学，两个在黑河市直属小学读书。老大已上六年级。
于龙生奉行“快乐教育”，周末三个孩子在家看看书、看看电视，天气好时去公园玩玩；除非孩子自己有兴趣，一般不勉强去上课外班。有段时间，大女儿想要滑板，于龙生给她买了一个。女儿玩了不到一个月就不玩了。二女儿想学跳舞，于龙生给她报了舞蹈班，上了一年也不愿跳了。“小孩子的兴趣转移快，能花不少钱。”
“如果钱够花的话，两个人可以一个去上班，另一个专门辅导孩子。”但目前的情况是必须两个人出去挣钱才勉强够用。于龙生一个月收入6000多块，妻子在西餐厅做糕点，收入比他低。岳母远在江苏，孩子靠于龙生71岁的母亲帮忙带。
于家有五姐弟妹，于龙生是老四。三个姐姐十分孝顺，不跟弟弟分地，一年土地租金4万多块，全孝敬老人家。三个孩子的吃饭穿衣都归奶奶管。于龙生只需交些学杂费、饭费之类的。“没姐姐帮忙的话，我们两口子很费劲。”
于龙生觉得，养孩子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花钱多，而是教育跟不上。他和妻子从农村出来，两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孩子学业重，作业也多，夫妻俩辅导不了。“周末补课也许有好处，能学得多一些、快一点，但补课的费用是一方面，再一个我感觉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如果中国也像俄罗斯似的，“从小孩出生、买保险、上学到就业，都不用家长管”，于龙生觉得大家还是愿意生孩子的。
生育是一对夫妻核算成本和收益后的决策。宋丽敏指出：“目前来看，养孩子给家庭、个人带来的预期收益在不断下降，但生养孩子负担的成本又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孩子数量的增长，成本越来越高，挤占了一个家庭或夫妻个人的资源和时间，这导致人们不愿意生孩子。”
宋丽敏建议：完善生育津贴和税收制度，构造一种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支持体系。“像国外，生下来一次性补给多少奖励，以后每个月根据生养孩子的开支给一定的补贴，可以缓解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减税的力度也远远不够。目前，一个家庭只有夫妻一方享受税收减免，没体现多孩的差异。宋丽敏提议借鉴德法的模式，采取累进税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均摊到每个人身上，纳税的基点很低。”
“家庭内部调剂，我们这地方不行，姑娘出嫁照样回来种地。她要生存，也有孩子。”孙吴县腰屯村村医霍占春说。
腰屯村户籍113户，户籍人数234人，常驻的只有30多户。霍占春在村里负责健康管理，往上申报村民健康信息，将他们纳入国家健康网，免费打疫苗、给点药。“多少人口、多少儿童、多少老年，我始终管理这事儿。”霍占春说。
八几年的时候，村里每年也就二三十个二孩，现在越来越少，“2018年没有，2019年有一个，2020年没有，2021年有两个二‘胎’七月份生的。这几年就是这么蹦跶的。”
“这一茬年轻人是真想得开。”霍占春讲，村里80后还有生二孩的，90再往后，都不愿意要第二个。“过去那年代盼儿子，现在没这回事儿。”三‘胎’的，更是没有。“妇幼给我们下任务，问报表哪儿去了？她不生，我上哪儿报去？新结婚的又少。小姑娘都出去打工，外边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有的是。”
再一个，土地也是大问题。就拿腰屯村来讲，“25岁以下的一分地没有，怎么整？”霍占春忧心忡忡地反问。他家小儿子25岁左右，一家三口连地都没有。“农村逐渐出现这种情况，死人地不出，活人生了孩子不给地，让他们怎么生存？他怎么生啊？”
200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施行。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只有当集体有机动地、新开垦的地等未发包的土地时，无地农民才能分到土地。
中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期为15年（1982-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为30年（1997-2027年），并引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在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下，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又顺延了30年，到2058年。
因农村土地分配30年不变，很多在1997年后出生的年轻人面临无地可分的境遇。
“农村的孩子一进城，真负担不起。有了媳妇，有了孩子，给他地，起码解决温饱。他出去打点工、搞点副业，将来还真能生。”霍占春说。
“一个月打工3000元，咱就往多的算，两人6000块，老的给买楼，自己还房贷，供孩子读书……老的啃不动了，他还剩什么？”坐在一旁，起初不发一语的霍占春妻子说。
“他吃不饱，只能出去拼。时间长了，这屯子空了，将来东北也就完了。”霍占春很着急，“他们这一茬孩子，挺难。”
“土地有一些影响，但不大。”宋丽敏却这么认为，因为土地对人的保障功能不如过去那么强。
“多数农村人到城里来了。在迁移流动的过程中，他接受了现代城镇比较先进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少生孩子提升生活质量，个人努力减少抚养孩子的成本，使家庭跃迁到更好的社会阶层，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或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他觉得少生孩子是划算的。”宋丽敏强调，“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升上去。”
从腰屯村往东北方向驱车半小时，便是紧邻江边的东霍尔莫津村。当地村民称它叫“沿江乡东屯村”，是一个达斡尔族村。附近山上工事多，遗留着侵华日军修建的山洞、哨所等，“孙吴胜山要塞遗址”也在这里。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破坏了一些，但清理修补一下，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可惜当地旅游业并未发展起来，村民仍以种地为生。
■ 东屯村的一栋民居。
沿江地区计划生育一向不严。“第一个是啥都可以要二‘胎’。”东屯村妇女主任王春兰说。
东屯村300多户人家，留下的全是50岁以上的。“咱们村子，年轻的少、结婚的少、怀孕的也少。现在孩子没早先好养活，一个孩子都整得吱哇乱叫，还生二‘胎’？”
王春兰丈夫表示：“没有地，老的养着他，敢要孩子吗？最低保障没有，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活呢？”
“20多岁的一点地没有，30岁以后的有5亩半。”王春兰附和道。
两人的女儿九月份升大三，在黑龙江大学念书。“她在沿江乡一直上到六年级。”当时学校有百十来人，2021年中心小学总共四五个孩子，“老师比学生多”。有条件的人家，结婚时就在街里买楼安家了。“在这块上学的都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的，爹妈出去打工把孩子留给老人的。”
“有能力的不回来。”王春兰丈夫说，“生活没有保障，得靠自己。”女儿毕业后，大概率也不会返乡。
“我们黑河人不穷，靠山、地多，老百姓种地生活不错。流失的主要是年轻人，考上本科的肯定是走了，基本不回来；大专的、职校的，出去务工也不回来。除非家里有势力，可以找个稳定的工作，但也很少。”在中俄界河拍摄落日斜晖的老哈说。
老哈的儿子2020年参加高考，考上了一所位于北戴河的本科院校。据他讲，黑河市区只有一所重点高中——黑河一中；还有一所普通高中——黑河五中。“上不了重点和普高，就只能上职业高中，考大学基本无望。”
“我儿子上三年高中，花了20万，还算少的。”老哈表示，儿子在五中上了一个月后，他自己要求出去学。孩子有题没听懂，下课找老师问，连影子都见不着。“继续在那儿人就废了。他也担心学费高，我说不用考虑，只要能考上，多大代价都可以。”
聊了会儿天，老哈的妻子——穿着粉色的防晒衣，散步到了江边。她说：“我儿子上的私立学校，学费是高价。”
不管是在重点中学，还是普通中学，没有不补课的学生。“老师比生意人还生意人。如果不去补课，老师天天挑孩子的毛病，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天天管，把孩子弄得情绪不好，就厌学了。”她接着说。
课堂上，老师不好好讲；课下收钱讲。“放开十‘胎’都没用，老百姓不敢生，一个是教育成本高，一个是教育质量差，还有超前学习，不补不行。”老哈说。
待儿子毕业、在另一个地方定居后，老哈和妻子估计也会跟过去。正如他所说：“一个孩子出去，能带走两个老人。”
■ 在江边拍摄夕阳的老哈及年轻的摄影爱好者。
黑河最美的风景在江边。朝霞、落日并不是天天可见。步入漫长的冬季后，不免令人开始想念短暂的七月盛夏。太阳在早上两点升起，晚上九点落下。下午5点开始，陆续有人来到江边公园。时间越往下沉，人聚集得越多，跳广场舞的、直播唱歌的、跑步的，还有像老哈一样的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这是黑河最热闹的时候。
注：中国此前的“二孩政策”和现在的“三孩政策”，分别指生育两个子女和三个子女，而非老百姓误传的“二胎”和“三胎”政策。比如，前两胎生了三个孩子，就不能再生第三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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