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 写给90岁父亲的家书

撰文｜张玉蛟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什么，但是不知从何下手。原准备2020年携全家回国，为父亲庆祝90岁寿辰。一场突如其来的COVID-19 疫情，加上父亲因2020年春节期间肺部细菌感染住院，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意识到, 自己应该写，而且应该早点写。借父亲节，我将这篇文章，献给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人。

疫情前最后一次返乡，老家的父母官听说我回来，盛情邀请大家聚一聚，相互认识一下，但被父亲婉言谢绝。

老家的墙壁上，一个简陋的镜框里，放着我和老布什总统的合影。一位访客看到照片，对父亲说，“这张合成的照片做得很好，像真的一样”。父亲一句话也没有反驳。

离家44年，父亲的形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童年时期，父亲对我是一个迷。因父亲在山区任教，偶尔才回家；但他在家一言九鼎，很容易发火，而母亲对他却总是特别温顺，让我时不时有一种不平和嫉妒感。他对我管教严格，尤其是书写中文，我一直很“怕”他。

在我12岁那年，父亲感染了肺结核病，搬回家里生活。疾病久治不愈，让父亲曾极度悲观。那年，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躲着流泪。我慢慢感觉到他的可怜，并产生了将来做个医生的愿望。

1978年，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云南省重点中学玉溪一中。我对父亲的深入了解，始于入学注册表格中的一栏“家庭政治面貌”。

我在这栏中自己填写了“教师”，被父亲严肃地“纠正”了。那天，父亲沉重地告诉我“在中学时期，我曾经加入了反动的‘三青团’。而且，由于成绩突出、为人正直热情，被同学选为队长。”这个档案，一直跟着我，直到出国。

许多年后，我慢慢知道，父亲这个“反动历史”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民权、民生。

1980年，16岁的我，以全省名列前茅的高考成绩，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医生梦。临行前的几个月，父母亲断断续续地向我“交代”了他们和家族的历史。

父亲中学毕业后，受抗战的影响，参加了滇军。1949年末，云南和平解放，滇军接受了解放军接管。因为有文化，他十几岁就在解放军部队升为事务长。返乡后成为一名教师。但因为有“历史问题”，他被分配到山区任教。

■ 父母年轻时。

而我的母亲，家里曾经有商店，有土地。但外公生性胆小，1950年把土地、商店和自家住房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那时叫“公私合营”。据母亲回忆，外公站在领奖台上，胸口戴着一朵大红花，全身却在颤抖……从此，外公外婆一大家人，靠租房过日子，直到去逝。外婆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房子……”。因母亲“政治清白”，留在县城凤山小学任教。

有趣的是，在小县城教师队伍中众多追求者中，母亲挑选了父亲。据说，当时的父亲为人热情正直、性格刚强、才华横溢，深受同学和老师们的爱戴。

因为母亲选择了一个有“问题”的年轻人，尽管她年年被同行评为“劳模”，却失去了许多晋升的机会。尽管如此，母亲无怨无悔，也从来不委曲自己的感情和自尊。

幼年时期，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淡漠的，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里。1966年，我两岁时，他成了“牛鬼蛇神”，关押在孔子庙里。母亲除了给他送饭，在孩子们面前从未讨论过他。我自己的奶奶在文革早期才60几岁就抑郁而逝。几年后，爷爷也走了。

■ 年轻时的父亲。

后来，父亲被送到老家接受“改造”，和他在一起的，都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一天，一位老爷爷在农田里给他打招呼，我问“他是谁？”。父亲第一次告诉我“他是你老老爹，你爷爷的亲弟弟”。之后我发现，这位“老老爹”每次批斗会都站在台上，戴着一顶又高又尖的帽子，上面写着“地主军阀张XX”。他低着头，弯着背，尽量不要让别人认出他。除了那次偶遇和每次的批斗大会，这位“老老爹“在我的生活中就这么又消失了。

因为父母是教师，我的童年，一直都住在学校里。在一段时间里，校园的操场上，毎周都有批斗会。民兵们拿着一把老式三八步枪，不停地把“反革命分子押上台”。而作为老师，母亲和同事们则需要反复地为批斗会书写大幅“革命”口号和标语。

而我自己，在学校的要求下，小学作文里，写得最多的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那些离去或“消失”的祖辈，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

1976年，“甜蜜的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那个“消失”的“老老爹”，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

几年不见，他变得精神焕发，走路如风。一根拐杖拄得很有风度。他虽然是个“农民”， 但当他为我写了几个字时，我的下巴掉了下来。后来，他的字体，成为了我和其他学生的模版。

那天，老老爹与我交谈了一整天。晚饭时，他对父亲说“这孩子将来会飘洋过海，有一番作为”。当时正在读小学的我，看着这位“不速之客”， 眼里充满了迷茫和怀疑。

后来，父亲终于告诉我，我的亲爷爷是云南省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回乡后创办了当地第一个私立小学。1949年后，他就退休了。而他的弟弟，当地叫“老老爹”，原来是民国时期云南滇军卢汉将军手下的一位高级军官，负责筹备滇军的军饷和武器装备。

1980年夏天，在我被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录取，准备奔赴上海求学之际，老老爹格外兴奋，给我讲述了抗战期间，他率领弟兄们，把从云南或者缅甸进口的翡翠、烟草等货物押运到上海的故事。在日占领区，通过杜月笙控制的“青帮”，秘密换成美元或者黄金，后来辗转到缅甸，为滇军换来抗日武器弹药……一个从前的“坏分子”，一转眼变成一个“抗日救亡的长官”， 我一时分不清是真还是假。

后来，我慢慢知道，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和卢汉将军领导的滇军（国军60军，后扩编为国军第一集团军）在抗战期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拿出自己最好的家底，最强壮的队伍和最精良的武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打得十分悲壮！

1949年12月，国共内战胜败大局已定。卢汉将军为保全云南人民的生命财产，接受了解放军的接管。老老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们当年诱捕国民党督军中央特派员张群、沈醉的过程。

1950年， 老老爹正好40岁。他相信宿命，因此，他谢绝了解放军让他留在军中并官升一级的待遇。从此解甲归田，以为可以安度晚年。

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夫人将他早年寄回的养家款项，在土地改革前夕，全部买成了土地……后来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

父亲的青壮年时期，正好落在那个“尴尬”的年代。对教育事业一腔热忱的父亲，有着父辈的理想和传承。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他决心一辈子教书育人，克己奉公。直到有一天，一张举报他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将他变成了“漏网的牛鬼蛇神”。

儿时的周日，我和二姐住在母亲工作的学校里。每到周末进城看望外公外婆，我们就睡在奶奶去世前居住的小房子里。那个房间很阴暗，平时没有人住，整日关着窗户，电灯也没通。我拿着手电筒，脚高一步低一步地走进那一栋楼里。那一套楼房，里外共三层，原来是一个大户人家。后来，这房子分给近十户人家。大伯从那十户人家当中的一个，为奶奶买下了一个单间。

令我奇怪的是，这个房间里藏着几套外婆家精致的家具，哪怕被虫吃也不敢搬到外婆家去用。更令人惊喜的是，我在那里找到了几本当时的禁书，繁体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些书的背景我当时一无所知，但是对于少年的我，那种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满怀希望的精神，启蒙了我克服困难、勇敢直前。

而在我们睡觉的床垫下面，我发现压着几张大字报和几篇手稿。那是父亲在1966年为自己申辩抗争写的。这么多年，一直压在奶奶黑洞洞的床垫下，从未见光。

■ 我们一家人的合影。

时间就这么流逝了。转眼间，我成为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那年寒假，武汉财经学院的系主任来上医看我。他是中国财经专业的第一个博士。他邀请我去他武汉的家过年。他告诉我，自己是父亲早年的学生，曾是一个孤儿。在文革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父亲将自己结婚时期买的床单，被面和仅有的皮鞋，送给了一无所有的学生。那是我第一次从长江坐船到武汉。

我没有听过父亲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却听到一个又一个他的学生对他的感激与尊重。在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做了三十多年中小学教师的他，终于被上级批准参加函授大学的资格考试。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录取，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圆了他的大学梦。他这个大学梦，比我还晚了几年实现。

记得我在上医读医学院回家来看家人，问母亲为什么吃饭时间到了，父亲还不回来。母亲告诉我，他在做作业。我和父亲相差不了几年大学毕业。毕业没几年，他就退休了。

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比父亲聪明，更不敢说比他勤奋。但是，我学业很幸运。上医毕业后，成为了免疫学的研究生，受教于恩师汤钊猷院士。后受美国排名第一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胸外科主任Jack Roth的邀请和资助，成为他的第一批科研fellow；之后又成为美国著名科学家洪明奇院士的博士研究生。通过了美国执业医师USMLE 考试之后，在芝加哥完成了五年的临床肿瘤学规培，返回MD Anderson ，成为胸部癌症中心的正式执业医师。在肺癌放射外科、质子治疗、免疫治疗等领域，做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和贡献。10年后，我晋升为终身教授，并荣获美国最佳医生和冠名卓越教授的称号。

与此同时，我也为中美临床医学交流，推动中国癌症临床学术进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中国各大医院的临床放射肿瘤医学界，桃李满园。不仅如此，我也救治了许多来MD Anderson 诊疗的中国癌症患者，大部分是中晚期病人。许多中国病人己经成为了我多年的好朋友。

今年春节前夕，我公开发表了一封给母亲的家信。家人在文章发表后一周才获悉文章的内容。父母一直没有对信表达意见，让我一时忐忑不安。后来，父亲对我说“为人类的进步和健康尽力，为征服癌症而奋战，我们为你自豪”，“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无论你们生活在哪里，只要顽强拼搏，自强不息，奉献社会，这就是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他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他的孙儿孙女以后也能像我一样。如今，我的大儿子己经在美国临床医学博士毕业，走上了医生的道路。

我一直在想，如果父亲生长在我这个年代，他又会怎样？在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一直是我们家的精神支柱。当母亲舍不得我远走他乡时，父亲对我说“只要对人类的进步有帮助，能走多远走多远，能飞多高飞多高”。我每年带回家的各种奖状，他看成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敬。大学期间返乡，父亲像是遇到多年的朋友，与我长谈到深夜，直到母亲说“孩子刚到家，让他休息吧”。

■ 我与父母合影。

1990年，我飞向了太平洋彼岸。离开中国32年了，在许多问题上，我和父亲所获的信息，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以及得到的结论，己经不尽完全相同了。但是，在善良、正直、进取、感恩和奉献上，父子却是始终一致。

感谢邓小平先生，圆了老老爹、父亲和我三代的梦。父亲退休前被聘请为高级教师，后又成为“解放前参加革命” 的离休老干部，诗书学会负责人。老老爹这个曾经的“地主军阈”，后来成为当地的政协委员，书法学会负责人。昆明市著名的西山的风景区里，还留下了他写的对联。

80年代后期，云南和平解放纪念日，省政府第一次将那些昔日的国军滇军将领汇集在省政协礼堂。龙云、卢汉将军分别于1962年和1974年在北京去逝。幸存下来的老人们在聚会上焦急地寻找自己当年的长官和弟兄。一位当年的团长在人群中找到曾是他老长官的老老爹，扑通一声跪下来，老泪纵横地报告：“大哥，当年兄弟我手下的所有营长、连长、排长，全部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时代发展潮流里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

故乡的抚仙湖通常都是那样的碧波荡漾，温柔可爱。

记得在我6岁的时候，母亲从学校教导主任变成了澄江县“老虎山”脚下一个村落的户主，带领七名教师，住在由牛棚改造的宿舍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怕我一个人留在牛棚不安全，我后来被送到当时父亲任教的万海小学，一个建在抚仙湖旁边的学校，插班读一年级。其实，我当时还不到上学的年龄。

由于经济困难，家庭负担重，买不起鞋子，母亲亲手为我做了一双新的布鞋。有一天，我一个人去湖边用玉米棒洗鞋，一个波浪打来，卷走了我放在旁边的另外一只新鞋子。

那是我唯一的新鞋子，是母亲用粗针，一针一线缝制成的。为了这双鞋，她的手，一次又一次被针扎出血来。丢了一只，另外一只就没有用了。

我哭着跑到学校把父亲找来。那是一个冬季，父亲脱掉衣服，纵身跳入冰冷的高原湖中。浪涛一波高过一波，父亲的头时隐时现。那一瞬间，我突然不再想要那只鞋子，我想要爸爸赶快上岸。

人们都说青春无限好。父亲的青春，既有兢兢业业，更有小心谨慎，甚至胆战心惊。父亲对我说：“50岁以后，我的生活才是人生中最风平浪静的日子。”而我对父亲的记忆，定格在他被关押在孔子庙里远远看着我的眼神，结核病复发时眼角的泪水，以及为我寻找失落的鞋时，在起伏的波浪中那个时隐时现的头。

父亲的河，岁月的河，历史的河。

就像在波浪和海涛中寻找的那一只鞋子，失去的，再也找不回来。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能看清世界的真面目，但依然爱着这个世界。

（本文作者张玉蛟为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凤凰网《肿瘤情报局》特约专家。封面图片为张玉蛟父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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