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写人物 | 张双兵：期待胜诉

在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这个离县城40多公里的偏远山村，张双兵照例像往常一样服用着治疗肺癌的靶向药。但是这几天，他无暇顾及身体，几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等待上，等待着能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传来立案的消息。

就在4月初，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子女及其亲属集体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首次在中国起诉日本政府。

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的张双兵，是此次诉讼团的团长。

71岁的张双兵，奔波42年，只为“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讨个公道。在他那里，立案只是第一步，胜诉才是根本。只有胜诉，才能实实在在赢回公正。

18个人的团长和迟迟未来的公道

最近几天，张双兵接受了国内国外好几家媒体的采访，话题始终围绕着“讨回公道”。媒体的关注让他又多出几分希望。

4月8日至10日，中国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子女及其他亲属陆续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起诉日本政府，这是中国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群体对日申诉32年来，首次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张双兵

此次提起诉讼的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均已去世，她们分别是赵润梅、刘面换、张先兔、王改何、杨喜荷、侯巧良、万爱花、陈林桃、侯冬娥、高银娥、杨时珍、周喜香、尹玉林、南二朴、赵存妮、张改香、郭喜翠、李秀梅。

张双兵是此次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团的团长，他说：“我做这件事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为她们讨一个公道。现在这些老人都不在了，她们生前有这个愿望，我要尽我所能去帮助她们。”

首次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张双兵坦言，这么做是受到了韩国相关案件的启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2021年就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进行一审宣判，判处日本政府向原告每人赔偿1亿韩元。

张双兵说：“在韩国志愿者开始帮助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起诉前，我就和他们有过多次交流，韩国的判决结果让我有了在中国起诉日本政府的想法。”他从2023年开始前期筹备工作。

去年，张双兵找到律师贾方义，将韩国依据国内法判决日本对“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判决书发给了他，希望他能帮助中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进行诉讼，贾方义和他团队的郭乘希等维权律师研究商讨后，决定帮助和支持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依照国内法诉讼索赔，力争促成日本政府忏悔和道歉。

随后，张双兵又开始联系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后人。侯冬娥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这一次，她的孙女李双俏也选择站了出来，答应起诉。

据张双兵透露，目前案件正在等待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和他一样在等待的还有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后人。

 此前张双兵在日本参加集会

1982—2024，他和139个她

曾经，在山村小学任教的张双兵只想着怎么当好一名教师，但是1982年秋天的一场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82年，他遇见了侯冬娥。她拄着拐棍，跪在地里，艰难地一把把割着麦穗，割两下休息半晌，好像随时会倒下不起。

“那是深秋，我在隔壁高庄村小学教书，有一天下午看到一个老人跪在地里收谷子，非常可怜。”张双兵动了恻隐之心，最后默默护送侯冬娥回了家。关于老人的过往，他从村子里人的口中得知，她曾是“炮楼里的女人”。

这次相遇之后，善良的张双兵就经常去侯冬娥家，帮忙照顾她。一来二去，两人也算熟识了，但是关于那段屈辱经历的细节，侯冬娥从未开口提过。

十年后的1992年，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报道中说，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慰安妇”，都可以向日本索赔。

这次，当张双兵再次踏进侯冬娥的家门，她开口了，张双兵说：“她刚一开口就号啕大哭，哭了快一个小时，我也跟着哭。一天之后，她才真正说出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

侯冬娥年轻时被日本兵两次抓去做“慰安妇”，不仅失去生育能力，且一生悲惨无助、孤苦无依。

听完侯冬娥的诉说，张双兵想着要还老人一个“清白”，不希望老人晚年还被指指点点。这之后，他着手准备诉状，他将侯冬娥的悲惨经历整理成七八千字的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日本政府。

侯冬娥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公开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的受害女性。

可是，命运没有眷顾侯冬娥，老人在1994年去世，没能亲自去日本控诉当年日军的罪行。

在之后的日子里，张双兵一有空就踏上寻访之路。骈焕英、刘改连、郝月莲……进入张双兵视野的名字越来越多，山西的盂县、阳曲、太原、武乡、沁县，河北平山县，湖北武汉……都有他的足迹。“那时候日子苦，连电话都没有，自行车骑坏了7辆，摩托车骑坏了两辆。”那个年代，摩托车的投入耗光了张双兵的工资，他的执着也曾引来身边人的不理解。

几十年来，他走访调查了一千多位受害者，其中有139位受害者勇敢站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但大部分受害者由于种种原因不敢说出来。

 此前张双兵参与在日本法院的诉讼

在选择勇敢站出来的老人中，也有主动找到张双兵的，比如万爱花老人。

1992年张双兵给万爱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听说，你被日本侵略军强暴过，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愿意说，我就过去找你，如果你不愿意说，我这句话就当没有说过。万爱花收到了这封信之后，马上就从太原来羊泉村找张双兵。1943年，万爱花曾两次被日军掳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强奸。由于长期遭受折磨，万爱花的大腿两侧伤痕累累，胯骨、肋骨多处骨折，以致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胸腔，身高萎缩至147厘米。手臂脱臼，耳垂被扯掉，且因多番被轮奸，下身严重溃烂，终身不育。

万爱花是中国第一个公开指控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1996年、1998年，万爱花两次到东京地方法院作证，诉讼历时8年，三诉三败。

2013年，万爱花与世长辞，她的勇敢让世人了解了“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但却没有换来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

不止万爱花，1992年开始，张双兵多次带领老人们去日本打官司维权。到2007年，15年的官司，九审九判，日本政府没有对这些受害老人说一个字的道歉，没有给一分钱的安慰和补偿，让老人们很气愤，张双兵也充满愤恨。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证人越来越少，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8人。

每一位受害者的离世，对张双兵来说都是遗憾。

2020年12月29日18时，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骈焕英老人去世，享年93岁。张双兵在朋友圈悲痛写下悼文：山西籍一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对日索赔老人怀着对日本政府的满腔仇恨离开了人世……呜呼痛哉，一个又一个的人证走了，再加上日本政府的无赖，她们的索赔更加困难。

 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钱念秋摄

出书、拍电影、患癌，执着42年能圆满吗？

今年71岁的张双兵，人生已经步入晚年。如今的他已经满头银发，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他用人生最宝贵的42年去做“慰安妇”调查记录，只为替她们讨一个公道。

讨公道这条路，对张双兵来说，可谓赞誉不断，争议不断，麻烦不断。这些年他将寻访“慰安妇”的经历整理出版成书，包括《“慰安妇”调查实录》《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等。此外他还参与了电影《二十二》《大寒》的拍摄，《大寒》讲述了张双兵走访调查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心路历程。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张双兵著作

收获关注的同时，他始终觉得亏欠家人。2020年11月，张双兵确诊身患肺癌，接受治疗后，每天仍然需要服用上百元的靶向药。眼下，因为生病他无法出门，一边治疗，一边守着患精神疾病30多年的老伴一块儿生活。

“我做这件事到今天已经42年了，没有为老人争取到应有的赔偿和道歉，我不甘心，也对不起那些老人。”张双兵说。

对于这次在国内提交的诉状，张双兵满怀期待，“这是在中国，应该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来源：现代快报/现代+ 

记者：徐梦云 张然 

编辑：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