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德泉教授在“瓯海杯”中国当代对联文化奖颁奖会上的获奖感言
【编者按】由中国楹联学会、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中国楹联学会对联文化研究院、温州市瓯海区文联具体承办，《对联》杂志社、《中国楹联报》、《中华楹联报》、联都网、国粹网、中国楹联论坛和《中国对联作品集》编委会参与协办的“瓯海杯”中国当代对联文化奖，近日揭晓，余德泉教授、常江教授获得中国当代对联文化奖理论奖，联都网站微信公众号特辑录余德泉教授的获奖感言、贺联以及答记者问，以飨读者。
【余德泉教授简介】余德泉，四川叙永县人，1940年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毕生从事古汉语、对联文化及书法艺术研究。系中南大学教授，中南大学楹联研究所所长，中国首位对联学研究生导师、首届“梁章钜奖”获得者，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楹联学会原副会长兼书法艺术委员会主任，湖南省楹联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诗律词律曲律和联律》《对联纵横谈》《对联格律·对联谱》《对联通》《余德泉对联文论》《简明书法教程》《章草大典》等二十余部专著。
领奖感言
余德泉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能获得中国楹联学会主持评定的这个“当代中国对联文化奖”理论奖并到温州来领奖，我感到很荣幸。谢谢推荐单位和评委们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肯定。
我对对联的研究是从1979年开始的，距今已经快四十年了。一开始我就有一个理念：我这一生要为对联学科的建立做出自己的努力和奉献。从1980年初在《长沙晚报》发表《对联的艺术》一文起，我相继发表各类对联文章140余篇，并出版了《对联纵横谈》《对联通》《对联格律 对联谱》等几本专著。最近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对联通论》不仅获得了饶宗颐、霍松林等先生和中国楹联学会的推荐，而且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列入第二届50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之一向全国推荐。此书可以看出我对对联学科的基本构架。我深知，我国对联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没有学科的支撑，就只能在民间流行，难登大雅之堂。但楹联学科的建设和确立，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我这本书就是通过30年的积累才完成的，其构架也只是筚路蓝缕，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继续完善。
记得在初中，历史老师从月亮讲到地球，讲到太阳系，讲到银河系，讲到总星系，再讲到宇宙，使我感到宇宙这么大，一个人在世间多么渺小！生物老师和物理老师又讲到即使在地球上，我们也还有数不清的事物尚在“不知道”的范围。大学期间，尊师王力先生又告诫我们，即使在某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不能有门户之见，一味是己而排他。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成绩即使很大的成绩，在整个社会和自然中，也非常有限，绝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满的理由，更不能为一点小名小利而将精力移到其他地方。因此不论是读书，还是研究，我都很努力，很尽心，深怕自己的认识有什么不妥。在近40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个人知识的局限，也常常感到研究要取得一点真正的成果要付出多大的劳动。研究越深入这种感受越深。《中华对联通论》历时五年，修改两年，八易其稿始告完成，可以说明这种艰辛。为了找到确凿的立论依据，除了不断读书和考察之外，我也把向同道学习看成对自己不足的弥补。我特别注意对不同意见的听取。因为不同意见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启发自己的思考，有时甚至可能使自己从误区中走出来。《中华对联通论》大框架出来以后，我曾打印20多本向联界一些师长和朋友征求意见。反馈的意见虽然不多，但我都认真思考，只要正确，只言片语都予以吸收。在此我想借这个平台，向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想借此机会对大家说一句：敞开胸怀，把能同自己展开学术讨论的人看成朋友。即使批评自己批评错了的人，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如果有机会相逢，也敬他们一杯酒。因为一个人的空间实在是太狭小了。
几十年来，中华大地无论楹联研究与楹联创作，都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这与中国楹联学会和地方各级学（协）会的领导和工作是分不开的。现在中国有百万楹联大军，楹联活动的开展风起云涌。但就研究与创作比较起来，研究方面相对薄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有个别年轻人比较执着，但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理论的开拓与上升需要长期的积累，理论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艰苦的反复探索的过程。我真诚希望能给有志于理论研究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多一些帮助，多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使他们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茁壮地成长起来，为楹联理论的发展不断作出贡献。
谢谢大家！
余德泉贺瓯海杯与琦君杯颁奖大会联
（2018.12）
文化灿楹联，光腾瓯海；
时贤优散语，山仰琦君。
【说明】12月22日中国“瓯海杯”对联文化奖和“琦君杯”散文奖在浙江温州举行颁奖仪式，撰此联以贺。
【注释】散语，与韵语相对，散文之别称。宋陈善《扪虱新话·辨前辈论古今人文长短》：“后山居士言：‘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巩）固短於韵语， 黄鲁直（庭坚）短於散语。’” 钱锺书《管锥编·全宋文·自注》：“记事之文应条贯终始，读而了然，无劳补苴……加註出於不得已； 元稹 记事，乃用四言韵语，作茧自缚，遂另以散语作註申意，多兹一举。”
余德泉教授是当今楹联界泰斗级的专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楹联事业，且成果斐然，为当代楹联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对联》杂志社傅海青总编的委托，对“瓯海杯”中国当代对联文化奖理论奖获得者余德泉教授作了专访，能和大师级的专家面对面交流，非常荣幸，也受益匪浅，特辑录其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潇湘妃子
中国楹联文化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答《联都》网站名誉站长潇湘妃子问
潇湘妃子问：余教授，听说1979年底你就开始研究对联了，是受哪些因素推动的呢？
余教授答：对联这个东西从小我就知道。我启蒙读书的学校是一所庙宇，里外就挂了好几副木刻的对联。金光闪闪的字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的研究确实是从1979年底开始的。触发的原因既偶然又令人难以想象。1969年9月，当时正在文革期间。我在长沙市一所中学被“隔离反省”劳动改造8个月之后，“解放”到长沙县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其时该校的大门，一边写“大海航行靠舵手”一边写“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七十年代初有一天，有两人在门边说，“这副对联内容是好，就不知道为什么一边多两个字。”我听了笑了笑想：“怎么对联跟口号都分不清楚？”就这么一个偶然的原因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中国文学史我从先秦学到当代，对联这个一千多年来使用非常广泛的文体，竟没有一章一节进行讲述。是否有人进行过研究？”我工作的学校离长沙有几十公里，要步行六七公里才能到镇上去乘汽车。带着这个疑问我利用星期天早出晚归，到长沙的图书馆和书店寻找有关对联的书籍和资料。跑了几次，发现对联尽管资料不少，却没有一本系统研究的书，于是唤起了我研究的欲望，也开始了初步的探讨。
潇湘妃子问：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建立对联这门学科的？为对联学科的建立，您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余教授答：1979年底，我搜集到了五六十副对联，并写出了一篇题为《对联的艺术》的文章。首先油印给学生学习，算是对联教育的开始。没想到此文逐渐传开，竟传到《长沙晚报》一位编辑手里。春节前夕找到我，说没见人们写过这样的文章，报社决定在报上连载。1980年初刊出后，给我很大的鼓舞。于是决定进一步作深入研究。有一天我在省图书馆翻阅尊师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又想到一个问题：诗有诗学，词有词学，没发现对联有对联学，我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对联这个学科建立起来?我知道开创工作总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有前途的，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集思广益，成功不是绝无可能。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还达不到目的，对对联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是一个收获。
我在北京大学是学语言的，自信我有作这件事的基础。此后几个月我继续跑长沙搜集对联资料。资料多了，就开始想对联这个学科大厦是由哪几根台柱子撑起来的。初步确定以后，就将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一根台柱一根台柱进行充实。1983年写成《对联纵横谈》一书，17万多字，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但因纸张被印武打小说所占，直到1985年才印出来。此书征订数为20万册，还是因为纸张缺乏，仅印了10万5千册。尽管联界评论说“（此书）是我国楹联学科的一部奠基之作”，但我深知这只是进入楹联学科领域的一个开始，要走的路还很长。后来我又相继出版了《中国长联三百三》《对联通》《古今绝妙对联汇赏》《余教授教对联》（被《对联杂志》连载）《对联格律 对联谱》等专著，这些都为去年出版的《中华对联通论》作了铺垫。《对联格律 对联谱》中阐述的马蹄韵尽管有争议，但认可的人毕竟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当初持不同意见的人，可见并未妨碍它的推广。
2000年我们在中南大学举办了“楹联文化与楹联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学科构建的思路得到大家的肯定，认识也得到提高，这对我无疑又是一个激励。又经过多方的准备，2010年冬，我想对30年来的对联研究做个总结，也对对联学科根据我的认识认真做个构建，于是开始写《中华对联通论》。当时有人劝我去北京发展，说北京平台更大，也可以多赚些钱。由于对此书的写作无法割舍，我没有去。历时五年，修改两年，八易其稿，终告完成。
潇湘妃子问：《中华对联通论》出版后，你有什么感想？
余教授答：首先，在此书写完之后尚未定稿时，我就打印了20余本请联界一些在楹联方面修养比较深的朋友征求意见，虽然得到的反馈比较少，但毕竟有一些。比如刘太品先生就给我写来几千字的文章表达他的对联史观，张绍成、王家安等人也给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对我都有启发和帮助，能采用的我都采用了。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那些曾经支持和帮助我的人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本书能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我感到很高兴。我没想到这本书还能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作为第二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0本基本图书之一向全国推荐，这说明国家对对联文化事业的发展很重视，我既感到荣幸，也很受鼓舞。今后在楹联事业上，我还会做一些事情，进一步推动楹联文化的发展。
潇湘妃子问：您觉得诗词、书法对对联的重要性在哪里？
余教授答：2010年11月，我收了8位入室弟子，称“联墨八俊”。在拜师仪式上，我向他们提出“五个一百”的要求，即五年之内，要背诵100首诗、100首词，100首曲，100副对联，100篇古文。后来招收入室弟子，我都提出这个要求。我认为必须提出这个要求。因为无论是写诗写词写对联，这都是一个基础。诗词对联包括书法写到最后都是写学养。学养不高，总体上不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就是说没有这个基础，水平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从几年的情况看，许多弟子都抽时间背诵，有些没有按时达到要求，也还在努力，至今没有放弃。那些坚持背诵的人，创作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令人欣慰。也有少数不甚理想。但不努力，水平上不去，迟早会被边缘化。这不奇怪，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也只是一小部分。至于书法，“五个一百”没有提出具体要求。但我曾多次对弟子们讲，对联写得好，诗词也写得好，总不能老让别人抄写吧！我告诉他们入门的方法，通过几年的努力，许多弟子书法都上来了。如果说背诵“五个一百”是增强基本功，书法则是帮助传播作品很好的途径和手段。作品写得好，又能很好的传播出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潇湘妃子问：您在不断招收入室弟子，与对联有什么关系吗？
余教授答：我不断招收入室弟子，不仅仅是为了推动对联，因为诗词书法绘画乃至传统工艺等都在推动的范围，但推动对联的发展肯定是一个重要内容和方向。我主要做三件事：
第一，立一根杆子，让社会上那些品行好，在这些方面有志向、有积极性、又有一定水平的“散兵游勇”有一个集合之地。
第二，搭一个平台，让集合起来的人有一个交流场所。这个平台筹备时曾叫“德泉联院”，申报名称为“德泉国学院”，省民政厅批为“德泉国学书院”。因过去书院都是搞国学的，为避免重复，商定结果就简称“德泉书院”。
第三，给一个理念，也是宗旨，就是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三年来，弟子们在平台上交流很多，气氛热烈，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也进行一些聚会，一些考察活动，在聚会考察中学习，交流，创作，亦为所在地做贡献。每次大的交流活动都出一本书，刊载考察内容与围绕考察创作的作品。作品有瑕疵的，先相帮改正，然后刊登。人数比较多时，我亦给大家讲讲课，解答疑难。弟子每年都会招收，不收学费，亦不限于长沙，目的是组建成一个较大的团队，形成一股较强的力量，有目的有计划地做一些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益的事情，特别是楹联方面的事情。欢迎有志趣者加入。
潇湘妃子问：您对联界有些什么期待呢？
余教授答：我对联界的期待，在拙著《中华对联通论》的绪论中提出了五点：
第一，加强对对联史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唐宋元三个时期的资料，亟需有人搜集整理，只有这样才能将楹联的这一段源头讲得更到位。
第二，加强对各个时期的对联文献的整理。对联文献资料明清以来逐渐丰富，但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只是初步开展。有分量的作品也只有龚联寿先生主编的《联话丛编》和我主编的《清十大名家对联集》。有些出版物可能我尚为看到。如果不进行这个工作，对对联的认识不可能进一步深入，对对联的开发推广也会受限。
第三，加强对非汉语汉字对联的发掘和培植。我国有至少十余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过对联，用自己的文字书写过对联。但是不仅搜集整理工作没有什么人做，也没有人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帮助这些地区把这方面的对联质量提高。有些民族的语言文字正在消失，这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事情。因其他民族用自己的语言创作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对联都是受汉语汉字楹联影响的结果，做这件事情对维护民族团结和中华大一统亦有好处。
第四，做好对联的外语翻译工作。这个工作不好做，但为了扩大中华楹联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必须去做。
第五，了解对联书写中出现的新形式。我注意到对联落款已经有一些变化，特别是上下联写在同一张纸上时，变化更多，有些分开写时不允许的安排都允许了。我在《中华对联通论》第十五章谈到这个问题，但限于篇幅，没有完全展开。现正在编一本书专谈这个问题，快完稿了，争取明年上半年印出来，供大家参考。
此外我还希望加大对对联理论和创作人才的培养，努力争取在更大范围内让对联教育进入中小学课堂，从小孩抓起，从年轻人抓起。同时尽量让高质量的对联进入名胜景区，提升名胜景区的文化品味。就我国的文化景区而言，许多都存在不合格的垃圾对联，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去掉。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要把不合格的对联写到景区里。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问题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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