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黑格尔神话及其方法

THE HEGEL MYTH AND ITS METHOD

Walter Kaufmann

From ：Hegel: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 Alasdair Maclntyr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London 1976,page 21-60;

From：Shakespeare to Existentialism: Studies in Poetry,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by Walter Kaufmann, Beacon Press, Boston 1959, page 88-119, Chapter 7: The Hegel Myth and Its Method;

1.黑格尔的重要性

黑格尔不是像莎士比亚和歌德那样的异教徒（pagan），而是一位将自身视为基督徒的哲学家，他试图从新教（Protestant）的角度去做阿奎那（Aquinas）在六百年前就已经尝试过的事情：他试图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创建一种希腊哲学和基督宗教的综合。他不仅将从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伟大哲学家们列入其中，而且还将如保罗和发动法国大革命的诸公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个人也列入其中。在他看来，哲学不是站在宗教和诗歌之间，而是高于两者。对他来说，哲学是被领会在思想中的他的时代，而且——夸张一点说——哲学家的任务就是领会宗教人士和诗人的感受。

一旦我们反思黑格尔的历史角色，他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就会一目了然。首先，他的直接影响不仅体现在上世纪之交英美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念论中——布拉德雷（Bradley）、鲍桑葵（Bosanquet）、麦克塔加特（McTaggart）、格林（T.H.Green）和罗伊斯（Royce），仅举五个例子——而且还体现在几乎所有后来的哲学史料中，从爱尔特曼（Erdmann）、策勒（Zeller）和库诺·费希尔（Kuno Fischer）划时代的著作开始。正是黑格尔将哲学史确立为一门中心学科，并将其作为所有哲学教育的核心部分。也正是黑格尔创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在历史上发现的不同哲学体系应该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而且它们通常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都缘起于对过去事物的某种反应。

其次，自黑格尔去世以来，大多数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对黑格尔自己的观念论的各种反应，并且如若没有对他的哲学或多或少加以领会，前者们就完全无法被理解。前两大造反者是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马克思(Marx)，他们轻易地囫囵吞咽了他的哲学，也同样轻易地拒斥了他的哲学：尤其是他的辩证法。今天，马克思的辩证法支配着全球人口的大部，而克尔凯郭尔的辩证法则被自由世界最杰出的某些思想家所采纳，尤其是海德格尔（Heidegger）和田立克（Tillich），巴特（Barth）和尼布尔（Niebuhr）。

后来对黑格尔主义两种反抗在二十世纪主宰了英美哲学，即：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虽然偶尔也会攻击黑格尔本人，但他在某种程度上以他的哈佛同事罗伊斯的愿景重构了黑格尔，罗伊斯是当时杰出的美国观念论者；而剑桥的摩尔（Moore），则在罗素（Russell）的帮助下，领导了对抗布拉德雷和麦克塔格特影响的斗争。

分析学家、实用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与辩证法神学家达成一致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就是黑格尔应当被否定：他们对康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其他伟大哲学家的态度，甚至在其各自的运动中也不尽一致；但反对黑格尔却是全部四种人的纲领之一，就连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奇怪的是，所有这些运动都认为其至关重要的那个人，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却对他知之甚少；很少有人真的读过黑格尔所出版的四部书中的某两部。

人们对黑格尔的了解主要通过二手文献和某些有罪推定的标语和梗概。然而，由此而来的神话却缺乏一个全面的、记入档案的证词，直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他广受讨论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为其找到了一席之地。在英国印了三次后，初版付梓五年之后的1950年，一卷本的修订版也在美国出版了。

2.对批评家的批判

要推翻流行的黑格尔神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详细处理一下波普尔书中的黑格尔章。这涉及到暂时脱离宗教和诗歌，但是，如果没有对黑格尔的某种领会和对被广泛接受的黑格尔形象的某些讨论，“从莎士比亚到存在主义”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此外，黑格尔在当代的讨论中被频繁提及，因此证明许多关于他的广为流传的假设是多么的错误，这在本质上就是有价值的。第三，我们的研究应该包括对方法问题的明晰思考，特别是关于常见的陷阱。最后，当我们阐释黑格尔的实际观点时，我们将有理由提请大家注意他的某些最典型的观念的宗教根源。

然而，那些宁愿跳过这一章，而接上下一章的思路的读者至少应该注意到：作者的这一意识，即严重篡改历史并非是米尼弗·契维（Miniver Cheevy）的专利。高瞻远瞩的自由主义者，甚至像波普尔那样相信“零星社会工程”的人，也经常歪曲历史。呜呼，黑格尔竟亦如此。

对波普尔关于黑格尔的这六十九页的详尽批判，可以用尼采《瞧，这个人》(Ecce Homo)中的一句格言开场：“我只是把个人用作一个有力的放大镜，用它来弄清楚某个一般的，但潜滋暗长的，难以把握的危急状态。”[《瞧、这个人》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 第24页]

我们所面临的灾难是双重的。首先，波普尔的论述包含着比其他任何单篇文章都更多的关于黑格尔的误解。其次，如果某人同意波普尔所说的“理智的诚实对我们所热爱的一切的都是基本的”(p.253 第108页)[译注：p.代表原文作者所参考的英文本页码，第xxx页除个别地方标明第一卷外，皆表示中文译本第二卷页码，中文译文采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郑一明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那么他就应该与其方法抗争；因为尽管他对极权主义的仇恨是他的书的灵感和中心主题，但不幸的是，他的方法却类似于极权主义“学者”们的方法——而且它们也在自由世界中蔓延。

3.学术

尽管仅仅19页的笔记也能表明他对黑格尔的攻击是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但波普尔忽略了涉及他的主题的最重要的著作。因他有意对他所要攻击的人加以心理分析，这也是加倍严重的问题，即：他不仅要处理他们的论点，而且——即便不是全部的话——也要处理所谓的他们的动机。这种做法既时髦又危险，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没有完全相反的证据：这样人们只能说，波普尔认为，除了马克思之外，他所批评的所有人都带着最坏的意图。（他把最好的意图归给马克思。）

在黑格尔的例子中，有汗牛充栋的证据被波普尔忽略了：从1906年狄尔泰（Dilthey）的开创性研究开始，以及随后黑格尔早期著作的出版，关于黑格尔观念的发展已经被提供了充裕的材料。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朋友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甚至写了一部两卷本的研究，专门论述了波普尔最关心的那些观念的发展，即：《黑格尔与国家》(Hegel und der Staat)。

此外，波普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斯克里布纳（Scribner）的《黑格尔选集》（Scribner’s Hegel Selections），这是一本为学生准备的，甚至没有收纳任何一部完整作品的简选集。就像吉尔森（Gilson）在《哲学经验的统一》（The Unity of Philosophical Experience）（第246页）中所说的那样，波普尔采用了“国家是上帝在尘世的旅程（the State is the march of God through the world）”这样一个严重的误译，尽管原文只是说，应该有国家这是上帝关于世界的旨意，甚至这句话在黑格尔所出版的文本中也并不存在，它来自于编辑对《法哲学原理》的遗著版[作者生前友人所出版全集版]的某个补充，并且编辑在他的前言中承认，虽然这些补充都根据于课堂笔记，但有时“遣词”是他自己酌定的，而非黑格尔自己的。

波普尔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关键段落，就算不是整个作品的话，也没有涵盖在这本选集中；例如，黑格尔第一本书中关于战争的段落，这表明了他后来要温和得多的战争概念，并没有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被用来迎合普鲁士国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中关于战争的段落，在“伦理世界”一节中，写于1807年，即普鲁士在耶拿惨败一年后，当时黑格尔作为一个斯瓦本人（Swabian），而非普鲁士人，钦佩着拿破仑。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观点将很快将被讨论(在第二节)；但是方法问题急需我们首先注意。

4.缝合征引

其他作家也使用过这种方法，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从不同的语境中被挑选出来的多个语句，有时甚至是从不同的书中挑选出来的，被一组引号括起来，只用三个点隔开，这通常被用来意指只不过略过了某几个单词。显然，这种手段可以用来把作者从未持有的观点强加给他。

例如，这里有一段关于战争和纵火的引文:“你们不要想，我是来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译注：太：11:34、 路12:49、 路12:51、 路22:36。和合本《耶经》]这绝不是确立耶稣对战争和纵火的看法的最好方式。在一些哲学家的作品中，尤其是在尼采的书中，只有联系上下文语境才能表明一个词是否意味着其字面意思。

黑格尔和柏拉图的著作中充斥着固然是片面的陈述，这些陈述显然是为了阐述某些观点，这些观点随后就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并被另外的观点所反驳。因此，某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引文可以被拼凑起来，并劝服容易上当受骗的读者相信，黑格尔——根据“学者”的计划——要么着重地支持，要么彻底地反对，比如说“平等”。但如果引用黑格尔在行文中关于平等的一段话，我们对黑格尔的理解将会深入得多，这段话说明了这是旨在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平等的论证中的一个步骤，而非旨在挑逗他的情感以支持或反对平等。

即使那些不愿将所有哲学都归结为这样的分析的人，也无疑应该承认例如平等和自由、善和上帝等语词的模糊性——而且，哲学家可以通过区分类似术语的某些不同的含义来做出贡献，而非通过向我们保证他们衷心地支持这四者来效颦政治家们。波普尔就像是某个地方的检察官那样来写作，他想要说服他的听众，黑格尔反对上帝、自由和平等——并且是用缝合的引文来说服我们。

这些的第一部分(p.227 第67页注释)由八个片段组成，其中的每一个片段都归功于黑格尔的某个学生，而非被他自己所发表的。尽管波普尔一丝不苟地用“L”标记了甘斯（Gans）对《法哲学原理》的补充，并总是给出所有他引用的缝合引文的参考出处——例如，“关于本节中的八段引文，参阅《黑格尔选集》……”——当他们翻到书末的注释时，很少有读者会记得“八段引语”是他们将缝合的引文当成了一段话。并且波普尔建议他的读者“首先不间断地阅读章节的正文，然后再翻到注释上。”

缝合征引引人联想到与合成照片的对比。在美国参议院席位的竞选活动中，若有人使用了一张这样的照片，显示一名候选人与共产党领导人握手。是否用小字被标注上“合成照片”是无关紧要。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拼凑在一起的引文和照片也可能非常不公正；在极少数情况下，复合的材料可能并非不公正的。但是一个有自尊的候选人不会使用他对手的拼凑照片；一个学者不应该用缝合引文来指责他所批评的人。

5.“影响”

在思想史上，没有哪个概念比“影响力”更肆无忌惮地被散布了。波普尔的这一概念是如此十足的不科学，以至于人们永远不应该以为他在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充其量，也只可归结为某种后此谬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因此，他谈到了“黑格尔派的柏格森（Bergson）”(p.256 第66页)，并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假设柏格森、史末资(Smuts)、亚历山大(Alexander)和怀特海(Whitehead)都对黑格尔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进化论者”(p.225 第65页)。

波普尔以及其他许多批评德国思想家的人特别关心的是被告对纳粹的“影响”。他在关于黑格尔的章节中密布着许多来自近代德国作家的引文，这些话几乎都摘自科尔勒（Kolnai）的《对西方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West）。在这本值得注意的书中，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哈佛大学的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和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都被刻画成“纳粹主义的代表，或者至少是其总体趋势和氛围的代表”。科尔勒还依稀认为，“对作为一种信条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的兴起”贡献最大的人是尼采（Nietzwhe）和“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他不那么伟大，但也许是因为他的同性恋，却在创建第三帝国方面更直接地发挥了作用”(第14页);尼采是“半极点”(第453页)；而伟大的种族主义者张伯伦(H.S. Chamberlain)则“是一个受到德国有害影响腐坏的成熟英国人”(第455页)；雅斯贝尔斯（Jaspers）是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追随者”(第207页)。在引用科尔勒书中的任何文字之前，检查一下引文的上下文语境似乎才是适当的，但科尔勒通常没有给出任何参考文献。波普尔写道:（第116页注释）

我非常感谢科尔勒的书，它使我能够在该章的剩余部分援引相当多的作者，否则我很难接触这一些人。(然而，我并不总是遵循科尔勒翻译的译文。)

显然，他没有检查原文，甚至没有检查上下文，就变动了措辞。波普尔引用科尔勒的一段又一段的话来指出那些预设的与黑格尔的相似之处，但却从未停下来问他所引用的这些人是否读过黑格尔，他们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他们实际上究竟是从哪里获得这些观点的。因此我们被告知“名声观念被黑格尔复活了”的想法(p.266 第125页)，黑格尔说名声作为那些其行为被记录在我们的历史书中的人的“奖赏”——这种似乎足够老套的想法,也可以归给诸多真诚的民主党人——但波普尔接着写道:“某位新进异教化的基督教的宣传家斯塔佩尔（Stapel），立刻[本文作者注：例如，一百年后]重复[本文作者注：原文如此]:‘所有伟大的行动都是为了名声或荣耀而去做的’”。（p.266 第125页）这肯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并且也不仅仅是老套的陈词滥调，而是错误的。波普尔自己也承认，斯塔佩尔“甚至比黑格尔还要激进”(p.266 第125页)。毋庸置疑，我们必须质疑整个关于斯塔佩尔和其他近代作家的章节的相关意义；这不是思想史，而是试图在相同的页面上通过联想来定罪——似乎是怀有这样的希望：总会有抹不净的地方（semper aliquid haeret）。

这也是天真（naïveté）的极点。如果随便翻翻一本好的引文词典，就会展现出波普尔与斯塔佩尔之间的相似之处要比他在黑格尔身上所发现的与后者的相似之处多得多。也许最极端的，也是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些其影响难以被衡量的诗人谚语。莎士比亚写道:

让众人所追求的名誉

永远纪录在我们的墓碑

(Let fame, that all hunt after in their lives,

Live register'd upon our brazen tombs.)

虽然这些台词出现在他的喜剧《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中，但他当然并不轻视名声。本·琼森（Ben Jonson）甚至在《塞雅努斯》（Sejanus）（I，ii）中更进一步：“对名声的蔑视将导致对美德的蔑视。”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表达了某种更为激进的观点，他在一首许多德国学童所熟记，谈及希腊人庆祝对特洛伊的胜利情景的诗《凯旋之歌》(Das Siegesfest)中说到:

人所珍视的诸货财

无一种比名声更高

当躯壳已久久消亡

残存的是伟大声名

(Of the goods that man has cherished

Not one is as high as fame;

When the body has long perished

What survives is the great name)

相对于每一个知道黑格尔关于名声的言论的纳粹分子来说，一定有几十个人知道这些话。这能证明席勒是个坏人吗？还是说，这表明他对纳粹主义负有责任？

此外，波普尔常常不知道谁影响了谁。因此，他谈到海德格尔和“他的老师黑格尔”(p.270第130页)，并错误地断言雅斯贝尔斯从一开始就是“本质主义哲学家胡塞尔和舍勒”(p.270 第129页)的追随者。更重要的是，他将邪恶的黑格尔与“如叔本华或J. F.弗里斯”(p.223 第62页)等“君子”进行了对比，他经常与叔本华提出相同的理由来反对所谓的原始法西斯主义的黑格尔，他甚至因纳粹的种族主义而控诉他——但却显然不知道弗里斯和叔本华，不像成熟的黑格尔，才是反犹主义者。

黑格尔最早的他自己也没有发表的论文表明，他一开始是对犹太人抱有强烈的偏见。这些文章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讨论；但在这在斯克里布纳的《黑格尔选集》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波普尔也没有加以利用。它们也没有发挥任何可见的影响。当黑格尔后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时，他坚持认为犹太人应该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因为公民权利属于某人，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而非因为他的种族出身或宗教信仰。

弗里斯是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的前辈，他经常被认为是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黑格尔也经常因为强烈反对他而受到谴责；弗里斯在1816年夏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呼吁“灭绝”犹太人，在这种背景下却很少被提及，如果真的曾被提到过的话。它以评论文章的形式发表在《海德堡文学报》（Heidelbergische Jahrbücher der Litteratur ）上，同时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其标题是“犹太人如何危害德国人的兴旺和品格”。 根据弗里斯的说法，犹太人“过去和现在都是人民的吸血鬼”(第243页)，“根本不按照摩西（Mosaic）教义生活和教导，而是根据塔木德（Talmud）”(第251页)，弗里斯描绘了一幅可怕的画面。“因此，犹太种姓……应该完完全全[mit Stumpf und Stiel ausgerottet]被灭绝，因为它显然是国家中的所有秘密的和政治的社团和状况中最危险的”(第256页)。“任何犹太人的入境移民都应该被禁止，而他们的出境移民则应该得到促进。他们结婚的自由应该……受限制……应该禁止任何基督徒被犹太人雇佣”(第260页)。我们应该再次强迫他们“在他们的衣服上做一个特别的记号”(第261页)。在中间，弗里斯声明道:“我们不是对犹太族（jews），我们的兄弟，而是对犹太徒(jewry)[der Judenschaft]宣战”(第248页)。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嘲笑弗里斯用“‘爱心、友谊和热情’的法则”来代替道德法则。犹太人依赖弗里斯兄弟般的热情当然是不明智的。

黑格尔通常晦涩难懂的文风可能为后来的蒙昧主义铺平了道路，但弗里斯和叔本华的浮夸的非理性主义在文体上却也更接近大多数的纳粹宣教作品。这并不意味着弗里斯影响了纳粹。他很快就被遗忘了，直到20世纪，犹太哲学家伦纳德·纳尔逊(Leonard Nelson)创立了一个与弗里斯的种族偏见毫无关系的新弗里斯学派。纳尔逊成功地将其指引回到弗里斯那里的那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正是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他因《神圣的理念》(The Idea of The Holy)一书而闻名。这本书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对“神秘”经历的细致描述；但是关于“神圣作为先验范畴”的混乱讨论和关于“占卜”的浪漫主义观念都要归功于弗里斯。

波普尔，虽然写了一本论《研究的逻辑》(Die Logik der Forschung）的重要作品，但当他关注他的“黑格尔”那一章中的影响时，他却没有发现有必要用研究来检验他的直觉。他只是昭告到，黑格尔“代表了柏拉图与现代极权主义形式之间‘缺环’。大多数现代极权主义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然而，许多人都知道自己受惠于黑格尔”(p.226 第66页)。鉴于上下文都指向纳粹主义，并且本章中举出的所有极权主义者都是法西斯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波普尔就只是显示了他对这种极权主义的无知。

纳粹宣教品很少引用黑格尔，即使提到他，也通常是表示反对。纳粹的官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在他的畅销书《二十世纪的神话》(Der Mythus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中两次提到并谴责黑格尔。这本书最初出版于1930年，到1940年已发行了87.8万册。在同一本书中，整整一章都是关于波普尔心爱的叔本华的，罗森堡非常崇拜他。罗森堡还称赞柏拉图是“一个想要通过一部在每处细节上都是专断独裁的强制性的宪法最终在种族基础上拯救他的人民(Volk)的人。”罗森堡还强调并痛斥了柏拉图身上的“苏格拉底”元素。

与黑格尔不同的是，柏拉图在德国的学校里被广泛阅读，并且为高级中学（Gymnasium）的希腊语课准备了特别的版本，汇编了据称是法西斯主义的诸段落。在为《理想国》(由托依布纳(Teubner)出版的《希腊拉丁牧歌集》（Eclogae Graecolatinae）丛书)中的一篇这样的选段作介绍时， 霍尔托夫(Holtorf）博士很有帮助地列出了他关于柏拉图的一些相关文章，包括《人民观察者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上的一篇文章，而那是希特勒自己的报纸。与其将许多对柏拉图文献的类似贡献罗列出来，还不如提一下汉斯·F·K·巩特尔博士(Hans F. K. Günther)——纳粹公认地从他那里获得了他们的种族理论——早在1928年就专门写了一整本书来研究柏拉图——而非黑格尔。在1935年，该书的第二版也出版了。

黑格尔是否影响了纳粹，可能与波普尔书中的中心论点并不特别相关——但他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此无关。他常常令人振奋的思想与大量完全不可靠的思想史混杂在一起；黑格尔那一章(18页)的第五节就是后者的代表。它也是许多作家类似尝试的代表，这些作家的贡献不如卡尔•波普尔。

6.对其动机的辱骂和指控

尽管波普尔在他的引言中谈到了“将科学的批判和理性方法应用于开放社会的问题”(第3页)，但他以检察官向陪审团讲话的腔调来描述黑格尔。他在谈到费希特和黑格尔时说，“这帮小丑竟然还被认真对待”（p.249 102页)；他要求，“我要问，他的这种对一切体面事物所作的卑鄙的歪曲，还有谁能胜过吗”(p.244 第94页)；他告发“黑格尔歇斯底里的历史主义”(p.253 第108页；参见p.269页)。

黑格尔当然有某些严重的错误。其中之一是他晦涩的风格，但它是极端的枯燥和冷漠无情的。他的一个学生霍索（H. G. Hotho）详细描述了他作为一名演讲者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风格，在赫尔曼·格洛克纳（Hermann Glockner）的《黑格尔》（Hegel）(第一册，第440页及以后各页)一书中，并也在库诺·菲舍尔（Kuno Fischer）的《黑格尔》（Hegel）一书中都引用了他的话。如果按照韦伯斯特（Webster）的说法，“歇斯底里”意味着“疯狂的情绪化”，那么波普尔比黑格尔更配得上这个尊号。对于黑格尔的所有缺点，说“他的超凡出众，只是在于缺乏创造性”，甚至没有“才干”(p.227 第67页)，确实显得过于情绪化。而“科学的批判和理性方法”也很难证实波普尔关于雅斯贝尔斯哲学是“匪徒”哲学的论点(p.272 第132页)。这一卷后面关于“匪徒哲学”的注释也不能证明这一点，它为我们提供了恩斯特·冯·所罗门(Ernst von Salomon)的书《亡命徒》(The Outlaws)中的一段引文(见上文)，这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没有明显的关系，更不用说黑格尔了。

波普尔对动机的断言几乎无异于谩骂。黑格尔被指责为“歪曲了对上帝的真诚信仰”(p.244 第94页)，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指控。“黑格尔的激进集体主义……依赖于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他的“唯一目标”是“为他的雇主，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服务”(p.227 第68页)；书中还暗示，黑格尔把哲学滥用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p.241 第90页)；但波普尔忽略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本外，还包括诺克斯（T. M. Knox）在1940年1月的《哲学》（Philosophy）杂志上关于“黑格尔和普鲁士主义”（Hegel and Prussianism）的文章，以及他在4月刊和7月刊上与卡里特（Carritt）的讨论。

我们被告知，黑格尔“想终止合理的论证，并从而终止科学和理智的进步”(p.235 第80页)，他的辩证法“主要是被设计来歪曲1789年的观念的”(p.237 第83页)。当黑格尔明确地站出来支持他所反对的事物时，这被称为“口头服务”。（n.11and 43 第68页注释和第89页注释)。因此，波普尔声称——就像鲍姆勒（Bäumler）在他的纳粹版尼采中一样——他自称要解释的那个人并不等同于其清楚地说了的什么。缝合引用被用来构建某人的观点，而他的明确陈述却在不方便的时候被打了折扣。

以“科学的批判和理性方法”的名义，人们也必须反对这种情绪化的人身攻击论争，如海德格尔的哲学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他后来成为了纳粹分子(p.271 第131页)，或者“海克尔（Haeckel）几乎很难被当作一位哲学家或科学家。他把自己称作自由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并能充分防止他在1914年要求‘下列胜利果实……’”(n.65 第111页 注释)。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可能会试图通过指出波普尔对黑格尔的处理来搞臭他的科学哲学，或者通过提醒人们注意牛顿对魔法的关注来搞臭他的物理学，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在他的《传记随笔集》（Essays and Sketches in Biography）中描述了这件事。

波普尔偶尔提到他将其与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选民的教义”，这通过充沛感情显示出他对先知知之甚少，他对基督教的提及也是基于情感而不非研究的逻辑。他“支持”基督教，但借此他的意思却与保罗（Paul）、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路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的明确教导完全不符。

黑格尔对良心作为道德问题之适当指南的拒斥，被波普尔在括号中加以反驳道，“这就是说，比如那些谈及《新约》的道德主义者”（第262页）——这就好像没有罪行是以《新约》的名义被犯下的那样。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在他暴戾地反犹报纸《冲锋报》（Der Stürmer）中连篇累赘地引用约翰福音。

对波普尔的方法，以及类似于他对黑格尔的攻击的大量文献的最重要的批评之一，可以用马里顿（Maritain）在《经院主义与政治》（Scholasticism and Politics）(第147页)中的警句来概括:“如果可以根据人们对书籍的不良用途来评判它们，那么还有什么书比耶经（Bible）更被滥用呢？”

7.黑格尔的形而上学

两个简单的观点就可以说明波普尔对黑格尔思想的整个框架有多么彻底的误解。首先，他声称黑格尔教导“自明与真理是同一种东西”(p.237 第82页)，尽管黑格尔的第一本书正是从对这一观点的否定开端的，而且黑格尔也从未改变过这一观点。

第二点更为重要，因为黑格尔经常以这种方式被误解。“黑格尔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理念或本质处于不断变化的事物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我们能够准确解释黑格尔而言)，黑格尔认为，它们与变动中的事物是同一的：‘每种现实的东西都是一种理念’，他说。”(p.231第74页)然而，只要看看罗伊斯在《鲍德温哲学与心理学词典》（Baldwin’s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中关于黑格尔术语的有益文章，就会发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现实”是一个专业术语(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一样)，而且他非常明显地没有断言理念——另一个专业术语——“与变动中的事物是同一的”。

在黑格尔还活着的时候，这些误解就极其顽固地纠缠着这句格言，它出现在他的《法哲学序言》中，即：“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理性的。”

这句格言与莱布尼茨（Leibniz）的观点非常相似，即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即使我们对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丝毫的同情，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两种观点都植根于宗教。在他的《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第三版(1830年;第6节)黑格尔自己这样评价他的隽语:

这两句简单的话，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差异与反对。甚至有些认为没有哲学，特别是没有宗教的修养为耻辱的人，也对此说持异议... 但是当我提到“现实”时，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我用这个名词的意义，因为我曾经在一部系统的《逻辑学》里，详细讨论过现实的性质，我不仅把现实与偶然的事物加以区别，而且进而对于“现实”与“定在”，“实存”以及其他范畴都加以准确的区别。[译注：《小逻辑》贺麟 译文]

唉，这段话没有被收录在斯克里布纳的选集里；因此，波普尔忽略了这些区别，他重申了一个流行的神话，即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一切现存的东西是真实的或现实的……既是合理的又是善好的。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尤其好的就是实际地存在的普鲁士国家。”

如果黑格尔的术语wirklich被翻译成现实的（actual），那就可以防止一些混淆，因为他反对它的是其潜在性，而非其不真实的或是不存在的。一个橡子，虽然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肯定足够真实，但并不像黑格尔使用的那样，是wirklich。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完全实现了自身本质的东西才是现实的，或者，正如黑格尔所说，是大多数现存的事物所不具备的“理念”。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普鲁士国家虽然比一个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国家更合理，但在某些方面，正如他的《法哲学原理》所阐明的那样，达不到国家的“理念”。

8.国家

当黑格尔谈到“国家”时，他并不是指在经验中遇到的每一个国家。在他第一次提出关于理性和现实的警句之后，他自己接着说:

所以最紧要的是，在有时间性的瞬即消逝的假象中，去认识内在的实体和现在的事物中永恒的东西。其实，由于理性的东西（与理念同义）在它的现实中同时达到外部实存，所以它显现出无限丰富的形式、现象和形态。它把它的核心用各色包皮裹起来，开始时意识在包皮里安家。而概念则首先贯穿这层包皮以便发见内部脉搏，同时感受到在各种外部形态中脉搏仍在跳动。但是通过本质在外界中的映现所形成的无限繁复的情况，即这些材料及其调整，并不是哲学的对象。

因此，黑格尔将区分国家的理念，即他所说的“国家”（the State），和环绕在我们周围的列国。但他声称，理念并不存在于柏拉图式的天国中，而是或多或少被扭曲存在于这些国家之中。哲学家既不应该将自身沉溺于对各式各样迥异的编年史中诸国的描述与详尽分析中，也不应该背弃历史去察识某种内在的景象，他应当从历史的罗网中解纷出理性的核心。

黑格尔并没有像波普尔假设的那样(p.252第107页)被驱使到“法律的实证主义”和对他所面对的任一国家的认同上：他可以做出判断。黑格尔在这种哲学判断和反映个人癖好和偏见的任性批评之间做出了鲜明的区分。如果他愿意把自己限制在内在批判，指出大多数政治家的言论、大多数政党的政纲和大多数人的基本信念中存在着如此惊人的各种五花八门的明显的矛盾之处，这将不会招致任何疑难。然而，黑格尔走得更远。

他相信理性的世界秩序，并且相信自己理解它的能力。对他来说，生活不是“一个白痴传的八卦”；而历史，不仅是，尽管也是，一连串的悲剧。存在着一个终极的目的，即——自由——而这就提供了一个判断的标准。

来自《法哲学原理》的几句引语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某种法的规定从各种情况和现行法律制度看来虽然完全显得有根有据而且彼此符合，但仍然可能是绝对不合法和不合理的。”(第3节)。[译注：中文译文采用商务出版社版译文]黑格尔也谈到了“不能让与的”权利，并且毫无保留地谴责：

奴隶制、农奴制、无取得财产的能力、没有行使所有权的自由等。割让理智的合理性、道德、伦理、宗教则表现在迷信方面，他如把权威和全权授予他人，使他规定和命令我所应做的事......或者我所应履行的良心上义务，应服膺的宗教真理等等均属之。

根据编辑甘斯（Gans）的补充，黑格尔在关于这方面的演讲中说:“奴隶有绝对的解放自己的权利”(又参看第77节)。

黑格尔说：“国家不能承认作为主观认识而具有它独特形式的良心，这跟在科学中一样，主观意见、专擅独断以及向主观意见乞灵都是没有价值的。”(第137节)。良心是易错的；而且，虽然没有任何政府或教会有权对我们的良心发号施令，但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经得起将良心承认为一种法律标准。正如他的几位诠解者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在撰写《法哲学原理》时，对最近诗人科策布(Kotzebue)被一名学生暗杀一事感到担忧，那名学生认为这位诗人是俄罗斯间谍，活该被杀死。

当我们把黑格尔关于良心的评论应用到纳粹国家的体制中时，我们一定会误解黑格尔。如果我们想想1933年以前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希特勒的良心，就会更有切中要害。因为黑格尔所说的“国家”是指这样一种国家，在这种国家中自由得以实现，“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他是人的缘故，而并不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而这是“无限重要性”(第209节，参阅第270节)。黑格尔将会认为希特勒的反对者的良心是理性的，因为他承认自己有绝对的权利使自己获得自由，并实现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但不认为一个狂热分子的良心是理性的，因为他受到个人动机的驱使，或者可能受到同样令人反感的意识形态的驱使。

难怪纳粹分子在这本基于以下信念的书中找到了些许安慰：“对法律和依法律程序制定的法的仇恨是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显露出疯狂，低能和善良意愿的伪善，并使人们丝毫不爽地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本来面貌，不论它们披上市民外衣。”(第258节 注释)。在《序言》中，黑格尔也称法律为“区分所谓人民的假兄弟和假朋友的最佳暗号”。人们可能会同意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中所说的话：“没有什么概念比把国家建立在一种普遍而合理的法律上更不符合法西斯意识形态了，这种法律保障了每个人的利益，而不管他的自然和社会地位有多偶然”(第180页)。

总而言之:波普尔和其他许多批评家一样，认为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判断国家的唯一可能标准是其行动在世界历史上的成就”(第260页)，这是错误的。成就并不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到的“坏国家”时运用的标准。“国家（The State）”并不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事物”，而是指一种理念和一种判断标准，指的是如果国家完全实现了自己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国家将会是的那种样子。这个理由部分地可以在“更高的领域”(第270节)中找到，黑格尔自己在这个领域中向读者介绍他在《百科全书》中所概述的体系。在国家中达到顶峰的客观精神和人类制度的整个领域，不过是由艺术、宗教和哲学组成的绝对精神的更高领域的地基。

《法哲学原理》中关于“国家”的讨论以“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性”的声明开始。如果他是柏拉图主义者，他会说这就是正义；但是黑格尔所指的却是自由，并不是指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在无政府混沌状态、放纵和兽欲行动中达致高潮的那种不受一切限制的自由，而是指人发展他的人性和培养艺术、宗教和哲学的自由。他认为国家在人类体系中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他认为所有这些机构都要服从于最高的精神追求，因为他相信这些只有在“国家”中才有可能。他自己说：“尽管一切伟大人物都是在孤独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这只是在他们为自己吸收了国家已经创造出来的成果的时候。”[原文注释1：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ed. Lasson, p.92; Reason in History, Transl. Hartman,p.51. 中译文采用自，《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立群等 译，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 第75页]然而，人们可能会坚持认为，应该阻止循规蹈矩超过必要的最低限度，就像黑格尔没有坚持的那样，并且人们也可能会像半个世纪后的尼采那样，凝思国家的危险。

把黑格尔说成一个激进的个人主义者是荒谬的；但是，这同样是荒谬，像波普尔所做的那样(p.258 第114页)，声称黑格尔的国家是“极权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权力必须渗透和控制人们的整个生活：‘因此，国家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是一切具体要素的基础和核心：艺术、法律、道德、宗教和科学的要素。’”波普尔的主张完全忽略了黑格尔对“主观自由”领域的着重强调，他自己认为这是对柏拉图的决定性进步。当然，引用黑格尔的话并不能证明前面的论点：这意味着，只有国家才能使艺术、法律、道德、宗教和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一点在《历史哲学》系列讲座(前言)中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黑格尔此处的构想显示出柏拉图的影响比波普尔所钦佩的伯里克利（Pericles）的影响更小，而柏拉图被波普尔描述为可怕的极权主义者。波普尔引用的这句话几乎就是源自修昔底德（Thucydides）版本的伯里克利最著名的演讲。

黑格尔的哲学有很多反对意见，但把它与极权主义混为一谈意味着对它的误解。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国家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State）(1946)一书中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这本书与波普尔的书处理的材料大致相同，但是以一种更学术的方式进行的。他的黑格尔章节的结尾是：“黑格尔可以赞颂和美化国家，他甚至可以将其神化。然而，在他对国家权力的理想化和我们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的特征的那种偶像崇拜之间，存在着明显而不容置疑的区别。”

9.历史

黑格尔和他之前的奥古斯丁（Augustine）、莱辛（Lessing）、康德（Kant），以及他之后的孔德（Comte,）、马克思（Marx）、斯宾格勒（Spengler）、汤因比（Toynbee）一样，都相信历史是有规律模式的，并大胆地将其揭示出来。所有这些尝试在细节上都存在争议，在原则上也存在问题；但是，对黑格尔的合理批判也应该考虑到他非凡的克制：他没有试图扮演先知的角色，而是满足于理解过去。

波普尔说，他自己的书可以“被说成是一部有关某种历史主义哲学发展的旁注合辑”(p.4 第一卷 第16页)；我们已经看到，他指责黑格尔是“歇斯底里的历史决定论”。但根据波普尔的定义，黑格尔根本不是历史主义者：他不是那种“相信它们已经发现了使他们能够预言历史事件进程的种种历史法则”的人。这种对预言的毒瘾才是波普尔所说的历史决定论(p.5第一卷 第18页)。

我们被告知，黑格尔犯下了这样的罪过：

历史和进化的相对主义的形式出现——以一种危险的理论形式出现，即认为今天所相信的，实际上是今天才是真的；同样危险的推论是，昨天是真的（注意：是真的，而不仅仅是“信以为真”），明天可能是假的。这种理论肯定不会鼓励赞赏传统的意义。（p.254第110页）。

当然，黑格尔在他对传统的重要性的领会方面表现得出色;在他的书和演讲中，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本质的合理性，他谴责任何对过去或现在的批评都是任性的，如果没有伴随着对传统重要性的领会的话。

他并不认为“今天所相信的，实际上是今天才是真的”，但他坚持认为，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街上的人”，都持有许多错误的信念。“昨天是真的……明天可能是假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司空见惯的陈词滥调，就像我们一边说“天在下雨”，一边说“美国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自由权，蓄奴权”，或者“另一场可能会很好地传播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而不会危及文明的未来的战争。”同样的思考也适用于许多对某个国家和某场战争的概括。

黑格尔不相信“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命题在某一时刻是正确的，而在另一时刻则不是正确的；他认为真理是逐渐地被揭露出来的，并试图在他关于哲学史的开创性讲座中展露这一点。他强调的不是他的前任们错得多么彻底，而是他们看到了多少真理；然而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真理并不非“全部的真理”，而是需要进一步的限定和修正。

黑格尔的方法并非是非道德的。虽然他在历史的“结果”（p.260第118页）中找到了历史的目的，并认为世界史是世界的正义法庭(p.233第77页和 n.11第68页注释)，但他并不崇拜成功。他的态度源于他的宗教信仰，即从长远来看，在某个地方，自由将以某种方式取得胜利：这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我们这些缺乏他的信心的人仍然应该注意到，他并不相信事情因为成功而是善好，而是相信事情因为善好而成功。他在历史中找到了上帝的启示。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258节)中对冯·哈勒（Von Haller）的论辩，最能说明这一点。自始至终，他一直试图避免他将其与弗里斯和瓦特堡节[译注：Wartburg festival 1817年德意志大学生协会为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莱比锡民族大会战四周年召开的政治性集会]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性的无法无天的斯库拉女妖（Scylla），以及他在冯·哈勒的《国家学的复兴》（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中发现的守旧性的无法无天的卡律布迪斯女妖（Charybdis）。他引用冯·哈勒的话(第一卷，第 342 页及以后各页)：“就跟在无生命世界中大欺小、强凌弱等等一样，在动物世界、然后也在人类中重新出现着同一规律，不过采取了较高尚的形态。”黑格尔插入道：“的确往往也采取不高尚的形态？”然后他又引用了冯·哈勒的话：“这就是上帝永恒不变的定则：有更大权力的人进行统治，必须统治，而且将永远统治。”黑格尔评论道：“从这一点并从下述中就可以看出，这里所称权力究竟具有怎样的涵义了。它不是指正义的和伦理性的东西的权力，而是指偶然的自然暴力。”[《法哲学原理》第258节 注释]

波普尔引用黑格尔的话：“当一个人在本质上已经趋于自然死亡时，他只能亡于暴殄”(p.263第121页);黑格尔继续说，“例如德意志帝国的各城邦，德意志帝国的宪制”(n.77 第121页注释)。把黑格尔的这句话应用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上，是有道理的，但他大胆的概括却招致了批评。但我们应该考虑到，黑格尔与从以赛亚到汤因比的宗教传统是一致的。

为了将黑格尔从这种宗教传统中分离开来，并将他与纳粹联系在一起，波普尔紧紧抓住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民族的概念。他引用黑格尔的《百科全书》(第550节)的话说(p.258第115页)：“时代精神赋予其意志”在“某个特殊民族（Nation）的自我意识”中“该民族支配世界”。这似乎是波普尔在没有检查原文的情况下改进翻译的另一个例子(参见上文第5节)。《百科全书》中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某一特殊民族的自我意识是普遍精神在其定在中这一次的发展阶段的肩负者和普遍精神将其意志摆在那里面的客观现实性。”在斯克里布纳的《黑格尔选集》中，这变成了“……这种精神将其意志暂时投入其中。”最后，在波普尔的作品中，我们突然遇到了“时代精神”。他在引用黑格尔时大量地将名词大写显然是为了让黑格尔看起来很蠢。

黑格尔继续说，尽管波普尔没有引用这句话，精神“跨越”，“把它交付给它的命运和法庭”。他的立场取决于他的假设，即最终的现实是精神的，精神在历史中逐渐显露出来。这个启示的各个阶段由不同的民族代表，但在任何一个时候只有一个民族代表。

这个奇怪的观点被斯戴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采纳，用单个先知代替了整个民族，成为他的循环信条的一部分:

In jeder ewe

Ist nur eim gott und einer nur sein künder

“在每一个时代，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上帝的先知”这种观点比黑格尔的观点更明显地是错误的；而具有成倍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相对较小的德国诗歌领域，乔治也不是孤独的巨人，而是被同时代的里尔克遮掩而黯然失色。

黑格尔的观点肯定是通过罗马人继承希腊人的方式而获的，也许还有来自希腊人对波斯人；还有波斯人对巴比伦人。

这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就是统治的民族；它在世界历史中创立了新纪元，但只能是一次的（第346节）。它具有绝对权利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对它的这种权利来说，其他各民族的精神都是无权的，这些民族连同过了它们的时代的那些民族，在世界历史中都已不再算数了。[原文注释2 法哲学原理 第347节]

最重要的是，黑格尔可能也受到了基督教关于基督教与犹太和希腊关系的观念的影响。

黑格尔的观念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对于许多文明的历史，我们比他知道得更多。我们不能再把世界历史简化为一条从希腊人经罗马人到我们自己的直线；我们也不能把古代亚洲当作“东方王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希腊人的背景。我们也意识到，“人民”（Volk）或“民族”（nation）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不应该把这样的术语适用于希腊或罗马文明的载体。我们把中世纪哲学的繁荣理解为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希腊背景下的相互作用，而不应该关心在那个时代谁代表了世界精神。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世界精神的信仰。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黑格尔的观点是邪恶的，或者他的基本错误是由于他所谓的民族主义或部落主义。汤因比关于不同文明的观点也遭到了几乎同样的反对。(见下文第19章第5节)

除了完全孤立的共同体外，没有任何单位可以在不参照其他单位的情况下完全地被理解。但任何单位，无论是西方文明、法国、雅典还是伯灵顿铁路（Burlington Railroad），都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会尽可能少地介绍其他单位，并且只是为了阐明所研究的单位的历史。

黑格尔的整个“世界历史”概念都是任性的，相当于研究自己的文明之发展的尝试。但在这一点上，他与几乎所有受《耶经》影响的同时代人和先辈都是一致的。因为正是从《耶经》中，关于历史只有一个单一开端、沿着一条轨道走向一个单一目标的西方理念得到了动力与行宪。今天，我们更倾向于对起初持不可知论的态度；我们必须废黜单轨；但是，我们可以再一次从另一种意义上思考世界历史的统一性——由迄今为止独立的川流目前地汇聚所构建的统一性。

黑格尔并没有因为认识到他自己文明的某些祖先同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受到阻碍。荷马可能是最早的先知的同时代人；泰勒斯（Thales）和耶利米（Jeremiah）同时写作；当基督教源出犹太教发展而来时，斯多葛主义也蓬勃兴发。在其他地方，孔子和佛陀是同时代的。多元化的观点是必要的，对个别单元的尊重也是必要的。没有哪种单一的计划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材料，黑格尔当然有点像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译注：铁床匪，好虐杀人，长于铁床者锯使之齐，短于铁床者拽使之齐，引申为削足适履，强求一律]

然而，任何企图将黑格尔的“世界统治”概念曲解为唯独的政治甚至军事意义，以便将他与希特勒联系起来，都是非常不合法的。如果一个人不强调黑格尔不是在对未来做出预测或提供建议，而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限制在理解过去的尝试中，这将是双重误导。在教学上，单轨概念具有简洁的优点；在黑格尔的主要研究领域，即哲学史中，它仍然被普遍地采用。

10.伟人与平等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民族观与其世界历史人物观密切相关。这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道理的。有些民族对他们以外的任何人几乎没有影响，而希腊人和犹太人，例如，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与他们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同样，苏格拉底和凯撒也可以被称为世界历史人物。

这是波普尔写作时最严重的情感主义：（p.266f 第125页）

然而，荣耀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荣耀的宗教寓示着反平等主义——它寓示着一种“伟人[译注：原文为Great Men 中文译文为：伟大，不确]”的宗教。因此，现代种族主义“不知道灵魂之间的平等，也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卢森堡语)。这样，从不断反叛自由的武库中，或者从黑格尔所称作的世界历史人物[译注：原文为World Historical Personality 中文译文为：世界历史人格，不确。]的观念中，采纳领袖原则（Leader Principles）就不存在阻碍了。

波普尔暗示我们应该“支持”平等主义；但是，如果它暗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任何人都无法做到其他人也无法做到的事情，那就简直太愚蠢了。平等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值得的，它与对伟人的信仰是完全相容的。

根据波普尔：

黑格尔将平等歪曲为不平等：黑格尔承认“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这句话“包含有一个伟大的真理。但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只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它只是一般的陈述一种合法身份存在和依法统治。但是更具体一点说，公民......要在法律面前平等，关键在于他们只能是在法律之外也是平等的。只在他们在财产、年龄等方面拥有平等，才能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的对待......法律本身是以不平等的条件为前提的......应该说，制造出个人在实际上具有极大的、具体的不平等，正是现代国家的形式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成熟。（原注：参阅《黑格尔选集》第248页（即1970年版《哲学全书》第437-438页，着重号是我加的。）[p.239 第86页]。

黑格尔引文中的遗漏是波普尔做出的，他在紧接着的下一句话中解释道：（p.239第86页）

在这个黑格尔把平等主义的“伟大真理”歪曲成这样的对立面的概述中，我已经把他的论点作了彻底的省略；我必须告诫读者，整个这一章我将不得不全都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一种可读的方式描述其思想的噜苏和飘忽不定(我不怀疑这是一种病态)。

瞥一眼《百科全书》(第539节)就能知道，黑格尔不是“赞成”或“反对”平等，而是试图确定平等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体现在现代国家中。

随着国家就出现了不平等，出现了有关统治的权力和被统治者的区别，出现了当权者、官方、官厅领导机构等等。一贯到底的平等原则否定一切的区别和不容许任何种类的国家状态存在。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发现这句话被波普尔用斜体字[译注：斜体字改为加粗，加着重号]标注了，我们最好不加删节地引用这句话，用黑格尔的斜体字，而不是波普尔的斜体字:

只有通常不管以何种方式偶然存在的财富、年龄、体力、才能、技巧等等或者还有犯罪等等的平等，才可能而且应当使他们能够——在关于纳税、服兵役、允准担任公职等等方面——在法律面前具体地得到某种平等的待遇。

黑格尔的这句话，虽然算不上优雅，但却是精心构造的，并展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对应。只有那些拥有同等财富的人才应该平等地被征税；征兵委员会应考虑年龄和体力；才能和资质是担任公职的相关资格；等等。或者，我们应该对所有人给予平等的惩罚，而不管他们是否犯下了同等的罪行？我们是否应该让儿童入伍，并向穷人和富人征收同等的税收？是黑格尔犯了“歪曲”的罪吗？

回到“伟人”:根据甘斯对第318节的补充，黑格尔说:“公众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波普尔对这一段的“翻译”[p.267第125页 ]使它显得无稽：“在舆论中，一切都有真有假。”)在波普尔的翻译中，黑格尔的这段话的结尾是：“一个人如果不是懂得如何蔑视舆论的人，就像没有主心骨一样，永远不会实现任何伟大的事业。”波普尔的斜体字和他的评论呼吁读者支持舆论至上的偏见，尽管他之前呼吁支持良心至上的偏见。然而，这两个标准是非常不同的；黑格尔也承认两者都是不可靠而易错的，因为他不相信波普尔所说的“自明与真理是同一种东西”(p.237第82页)。黑格尔认为，在第318节的主体部分，“脱离公共舆论而独立乃是取得某种伟大的和合乎理性的成就（不论在现实生活中或科学方面）的第一个形式上的条件”；他相信公众舆论将会“嘉纳和承认(这种成就），而变成公共舆论本身的一种成见。”

在上面引用的甘斯的补充中，波普尔发现了“把领袖刻画为宣传家的精彩描述”；既然他在介绍这个概念时提到了“领袖原则”，人们就会想到元首（Führer），并将黑格尔视为是一个原始纳粹分子。然而，这句话并不与对民主的真诚信仰相悖，不仅完美地契合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干涉主义”，也契合了林肯（Lincoln）的伟大演讲；例如，“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译注：家庭纠纷 1858年演讲】或“对任何人都不怀着恶意，对待所有人都饱含善意”【译注：第二次就职演说 1865年】对于林肯也是如此，当黑格尔谈到世界历史人物时，他说，“他们是务实的政治家。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思想家，他们对时代的需求有深刻的见解，对发展时机的成熟有深刻的认识。”

黑格尔发现，世界历史人物总是被某种激情所驱动(“世界上没有是什么伟大的事情是不需要情感而能实现的”（p.268第126页）)，他们的动机很少是完全无私的。后一点他用“理性的狡计”一语来表达。个人被激励的动机可能不仅是深刻的见解，也可能是“私人利益”，甚至是“追逐私利的筹划”。亚历山大野心勃勃；但从长远来看，他的个人利益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同样的思考也适用于恺撒（Caesar）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美国政治传统》（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一书中，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展示了林肯如何也是被政治野心所激发，直到他当选总统。

波普尔将黑格尔与“法西斯主义对‘人的本性’就是诉诸我们的激情[译者注：原文为：The fascist appeal to ‘human nature’ is to our passions, to our collectivist mystical needs, to ‘man the unknown’.中文译文恰好漏译了此处引用的‘is to our passions’]”联系起来，并建议我们称这种呼吁为“反叛理性的狡黠”(p.268第127页)[译注：原文为：Adopting Hegel’s words just quoted, this appeal may be called the cunning of 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中文译文又恰好漏译了：“this appeal may be called the cunning of 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然而，他自己显然相信，拿破仑——他的动机几乎不是完全无私的，他的方法也几乎不可能被一名“开放社会”的信徒所认可——正在把西方文明推进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德国人反对他的起义必须被贴上“这是对跨民族的帝国之扩张的一种典型的部落式的对抗”的标签(p.250第103页)。

11.战争

在不接受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观点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将其与法西斯主义者的观点清晰地区分开来。这里有以下三点就足够了。

首先，黑格尔回顾过去，而不是向前看。他对“文明的发展”(p.268第127页)的兴趣并不亚于波普尔，但他发现我们的文明在过去的许多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战争，亚历山大的征服战争，罗马人的一些战争，以及查理曼（Charlemagne）对撒克逊人（Saxons）的征服。黑格尔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在于理解领会“其所是”——引自《法哲学原理》的序言——而非构建乌托邦，他表明战争事实上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因素之一。

其次，我们不应该把黑格尔对他那个时代发生的对战争的看法，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或想象未来的对战争的赞颂混淆起来。

第三，黑格尔的态度如果被视为脱离其宗教根源，就不是完全地可理解的。他认为所有有限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根据甘斯对第324节的补充，他说：“（传道者）在说教坛上讲世俗事物是不安全的、虚空的和变幻无常的，可是不论我们如何受到感触，每个人都有这样想：‘我至少会保持着自己的东西’”传道人没能讲通的，“（以）手持晃耀利刃的骠骑（那种形式出现）”确实让我们深刻认清了。(波普尔写道:“闪光军刀”[p.269 第128页];这种变化虽然很小，但却影响了整篇文章的语气。)

这三点足以说明波普尔是如何歪曲黑格尔的观点的。“黑格尔的理论，”我们被告知，“寓示着战争本质上就是善。”“我们读到：‘战争中有一种伦理的因素’”(p.262第120页)。这是一个奇怪的含义概念：从黑格尔的论点，“战争的伦理性环节，战争不应看成一种绝对罪恶”(第324节)，波普尔推断，黑格尔认为战争“本质上就是善”。黑格尔试图通过证明邪恶也有积极的作用来解决邪恶的问题。他接受了歌德的观点，即“那种永远作恶却又创造善的力量”(见上文第5章第5节)。黑格尔辩证方法的精髓在于超越战争是善或恶的论断，而具体说明战争在哪些方面是善，在哪些方面是恶。今天，邪恶远远超过了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好处，以至于我们容易对任何提及任何好处的人失去耐心；但在具体的困境中，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善胜过恶，即使这一点是通过对“小恶”的谈论所构成的。

黑格尔考虑未来战争问题的一段话并不为人所知，但值得引用。他在柏林关于美学的演讲中写道:

过去时代的史诗[译注：本文作者插入：“《伊利亚特》、《熙德之歌》（Cid）、塔梭（Tasso）、阿里奥森陀（Ariosto）、卡曼西（Camoëns）诸人的诗”]都描绘出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也就是欧洲人的权衡力和受理性节制的个性美对亚洲的......耀眼浮华的胜利，如果我们......设想欧洲未来可能出现的史诗，那就很可能是描述未来美洲人的生动活泼的理性对禁锢在无休止的衡量计算和向特殊分配之中的那种精神的胜利。因为在今天的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被其他民族所限制住，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和另一个欧洲民族进行战争，如果人们想跳出欧洲这个框框，那就只有面向美洲。[原文注释3： Werke, ed. Glockner, XIV,354f .《美学》第三卷 下册 朱光潜 译 商务印书馆1981版第129-130页]

在他的历史哲学讲座中，黑格尔也称赞美国是“未来的土地”。[原文注释4：Ibid XI 128f]显然，他不相信世界历史会在普鲁士达到顶峰。他的历史讲座并没有导致预言，而是宣布:“至此，意志已经具备。”

这也可能是《法哲学序言》结尾那句著名的“听天由命”的线索——乍一看，这段话似乎与后来对陪审团审判和带着公开议事程序的真正议会，当时普鲁士还缺乏这种制度，的要求不一致。但黑格尔显然不相信普鲁士或欧洲有任何真正的未来：“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时，这一生命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12.民族主义

在这一点上，波普尔的叙述尤其令人困惑。“当民族主义在一百年前[大约1850年?]，它出现在欧洲所有国家中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出现在德国，特别出现在普鲁士”(p.245第96页)。在一页之后，我们听到“第一国民军即拿破仑领导的法国军队对德国领土的入侵”。三页之后，我们得知费希特的“夸夸其谈”导致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费希特死于1814年。波普尔蔑视民族概念，坚持认为这某种对民主的共同信念，“可以说，是将瑞士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因素”(p.246第97页)。那么，为什么瑞士人不愿与任何民主邻国联合呢?波普尔对现代民族主义的反对的许多特征是可取的；但是那些对其发展感兴趣的人，或者那些希望理解它的人，最好转向汉斯·科恩（Hans Kohn）的《民族主义的理念》(The Idea of Nationalism )(1944)和他在《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 )(1949)中关于“民族主义与开放社会”的章节。

波普尔书的黑格尔章的一个主要主题是“黑格尔主义是部落主义的复兴”(p.226第66页)。波普尔对“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使用是情绪化的，而非精确的，他指责黑格尔兼具两者。即便如此，他也必须承认黑格尔“有时候过于公开地攻击民族主义者”(p.251第104页)。波普尔引用了黑格尔的《百科全书》，其中所谓的民族被谴责为乌合之众：

正因为如此，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一个民族不应该作为这样的聚集而存在、统治和行动。一个民族处于这样的状态，是一种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禽兽般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只是一种不定型的，野蛮的盲目力量，像狂暴的充满自然力的大海，但它却不会像民族——一种精神的元素——一样自我毁灭。

纳粹得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黑格尔坚决反对他们的“人民（Volk）”概念，而他的“国家（State）”概念恰恰是他们的概念的对立面。[原文注释5： cf .eg., Rosenberg`s Mythus,p.527]

另一方面，波普尔如此坚决地反对黑格尔，以至于当他发现黑格尔在批评民族主义时，他立即寻求读者对民族主义的同情。因此，波普尔并不满足于正确地指出，黑格尔指的是“自由民族主义者”，而是必须补充说，“国王像憎恨瘟疫一样憎恨他们。”黑格尔的态度，当然，不能从如“自由”和“国王”等词语的情感影响的角度来被理解或合理地加以评价。我们需要的是被黑格尔谴责的那个运动的轮廓；这可以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第179页)中找到:

存在着很多关于自由和平等的言论，但这种自由将是条顿（Teutonic）种族被授予的特权... .对法国人的仇恨伴随着对犹太人、天主教徒和“贵族”的仇恨。该运动呼吁进行一场真正的“德国战争”，以便德国能够展现“她民族的丰饶财富”。它要求一个“救世主（savior）”来实现德国的统一，某个“人民将宽恕其所有罪恶”的人。它焚烧书籍，高喊犹太人有祸啦。它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和宪法之上，因为“正义的事业没有法律可循”。国家将通过群众的纯粹热情，由“下面”而建立起来，人民的“自然”团结将取代国家和社会的分层秩序。从这些“民主”口号中不难看出法西斯人民共同体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布尔什沙滕[译注：德意志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en）的历史角色，与他们的种族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比黑格尔的立场与后者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黑格尔写《法哲学原理》是为了捍卫国家，反对这种伪民主的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者”弗里斯呼吁灭绝犹太人(上文第5节)，而黑格尔谴责反对扩大犹太人公民权的民族主义呼声，指出这种“叫嚣，却忽视了一点，犹太人首先是人”(第270节注释)。我们是应该因为黑格尔赞同国王的观点而谴责他，还是应该因为弗里斯自称自由主义者而赞扬他?

13.种族主义

波普尔最荒谬的主张——也是这里最后加以思考的——是纳粹的种族主义是从黑格尔那里学来的。事实上，纳粹的种族主义并非从黑格尔那里得到，黑格尔也不是种族主义者(见上文第5节)。

纳粹确实在叔本华（Schopenhauer）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身上找到了一些支持他们种族主义的证据，波普尔经常与叔本华一起反对黑格尔，并古怪地暗示理查德·瓦格纳像是黑格尔主义者(p.228第69页)，尽管他当然是叔本华的忠实信徒。波普尔宣称，1900年一位W.沙尔迈尔(W. Schallmeyer)写了一篇获奖论文，“因此成为了种族生物学的鼻祖”(p.256第111页)。那么，更知名、更有影响力的戈比诺（Gobineau）和张伯伦（Chamberlain）以及其他一些在1900年之前公开发表观点、被纳粹广泛阅读和不断引用的作家，他们的地位如何呢?

波普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警句：“现代种族主义的公式不是‘黑格尔+柏拉图’，而是‘黑格尔+海克尔（Haeckel）’”（p.256第112页）。为什么是海克尔，而不是伯恩哈德·福斯特（Bernhard Förster）、尤利乌斯·朗贝恩（Julius Langbehn）、霍夫普雷迪格·斯托克（Hofprediger Stöcker）、张伯伦、戈比诺或瓦格纳？为什么不是柏拉图呢？关于他的思考在饲养出纳粹的主要种族权威，汉斯·F·K·巩特尔博士那里写出了一整本书，巩特尔关于种族问题的小册子在德国卖出了数十万册，甚至在1933年之前就出版了好几个版本。（参见前面第5节）并且为什么是黑格尔呢？

显然，黑格尔不是种族主义者；波普尔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是其中之一。相反，波普尔说：“黑格尔主义转化为种族主义或精神转化为血统，对黑格尔主义的主要倾向并没有多大改变。”(p.256第112页)。也许上帝变体为元首并没有极大地改变基督教？

当G. R. G·穆尔（G. R. G. Mure）说，波普尔在其关于黑格尔的章节中，对黑格尔越来越狂暴和孤陋寡闻的攻击已经达致“几乎毫无意义的愚蠢”时，我们会与之共鸣。[原文注释6  A Study of Hegel`s Logic,p.360. ]。但是，人们对黑格尔的熟悉程度已经下降到这样的程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版的评论者们，虽然对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持保留意见，但通常认为不适合对黑格尔的论述提出抗议；在英文版的封皮上，伯特兰·罗素称对黑格尔的攻击对黑格尔来说是“致命的”。自1950年美国版出版以来，约翰·怀尔德（John Wild）和R·B·莱文森( R. B. Levinson)各自出版了一本书来为柏拉图辩护，反对波普尔和其他志同道合的评论家的攻击，而莱文森的《为柏拉图辩护》（In Defense of Plato）在展示波普尔的方法方面大有助益。但是波普尔关于柏拉图的十章，虽然无根据，但包含了许多优秀的观察，他的书如此充满有趣的讨论，任何揭露都不会把它归入被遗忘的书籍的边缘。《开放社会》将会显眼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对其关于黑格尔的处理值得写上一章的原因。

最终重要的不是某位作者的失败，而是黑格尔神话及其所依赖的方法的日益流行。再一次引用尼采的《瞧，这个人》：“我只是把个人用作一个有力的放大镜，用它来弄清楚某个一般的，但潜滋暗长的，难以把握的危急状态。”

波普尔应该来说这最后一句话。任何批评他作品的人引用波普尔为自己对汤因比的批评辩护的话都不会太糟糕：

我认为这本书十分伟大、有趣......他有很多富于刺激性、挑战性的事情值得人们评说......我也同意他书中表达的许多政治倾向，尤其赞同他对现代民族主义、部落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拟古主义”（即文化上反动的倾向）的攻击[译注：中文译文漏译：his attack upon]。虽然上述那些优点，我还是选择……[这部]著作指责其为非理性的原因是：只有当我们在一部如此有价值[译注：原文为such merit，中文译文为：成功，不确。]之作中看到这株毒草[译注：原文为poison，中文译文为：学说，不确。]的影响，我们才会充分认识到它的危险（p.435第379页）。

翻译：谢宇

为了学习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