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还太少，女子有才又有德
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诺贝尔奖似乎一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就是对于女性或多或少的偏见。
昨天早晨，新闻里说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美国的Jennifer Doudna和法国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两位都是女性；前天，物理学奖由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其中的一位，Andrea Ghez，也是女性。
相较于去年，女科学家们在这两个奖项上颗粒无收，今年可说是平分秋色。但，如果浏览一下所有的诺贝尔物理化学奖得主名单，你会发现，女性科学家屈指可数，即使将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也计算在内，女性人数仍然少得可怜——截至2019年，总共600多位的得主中，女性只有区区20人。
虽然颜宁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被特意冠以“女”科学家的头衔，但，在我看来，“男”“女”有别，一直是不争的事实。
譬如，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大家耳熟能详的居里夫人，就曾遭遇过明显不公的对待。
大家可能早就知道了，1903年，居里夫人和丈夫皮埃尔一起发现了镭，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否有人知道，居里夫妇是和另一位叫贝克勒尔的科学家分享诺贝尔奖的。贝克勒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天然放射性的人，尽管后来他并没有更卓越的成就了，主要研究工作都是居里夫妇做的，但彼时，他的名声更响亮，所以，似乎理所当然地，他必须分一杯羹。
更匪夷所思的是，当时由其他几位著名科学家提名的诺贝尔获奖者中，最初甚至根本没有居里夫人，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贝克勒尔，居里先生皮埃尔，被称为贝克勒尔的助手，至于居里夫人，就只能是皮埃尔的助手。
然而，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因为居里夫人早在嫁给皮埃尔之前，就已经发表了放射性研究理论的论文，她也是研究镭的主力人员，皮埃尔才是她的助手。
其后，居里夫人又在191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她的女儿，Irene，也紧跟母亲的脚步，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从此，女性科学家在物理及化学领域，似乎销声匿迹，直到1963年，美籍德裔科学家Maria Goeppert Mayer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后的55年，历史再次轮回，诺贝尔物理、化学奖的殿堂内，看不到女科学家的身影，2018年，才由加拿大的Donna Strickland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相较于人文社科领域有更多的女性获奖者，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诺贝尔奖似乎一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就是，对于女性或多或少的偏见，以及对于女性成就的视而不见，尽管瑞典皇家科学院（运行诺贝尔奖的机构）总秘书长Hansson先生曾经致信给科学家们，请他们提名时，把地域和性别因素考虑在内，也希望更多的女性科学家在候选人方面，能够提供更多建议，但，目前看来，改变并不是很大。
其实，这种偏见，又何只体现在诺贝尔奖上呢？平时的生活中，也并不少见。
从小，我就总听人们说，女孩子，小学时优秀，到了中学，特别是高中，成绩马上就会滑坡的；或者，对于高考志愿的选择，也总会听到各种建议，女孩子，适合学什么什么，不适合学什么什么……
毕业后，应聘工作时，注明“男性优先”的招聘广告，也屡见不鲜。也许，人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女性必须为家庭奉献的固有观念上，所以，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干脆招聘时就一步到位，只招收男性。
老实说，我自己，也无法避开这样的思维模式。女儿十年级选课时，我和她谈论起了大学专业选择和将来的职业规划。她从小喜欢福尔摩斯、柯南系列小说，也一直向往做个侦探，因此，她说要选医学术语课，以后想学法医学，从事这方面工作。我一听，马上说，女孩子哦，做这个，合适吗？
但女儿坚持己见，我们甚至为此吵起来。但很快，我冷静下来，检讨自己，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做这个工作呢？她感兴趣，愿意为此付出努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后的十一年级，她又选修了解剖课，经常在家跟我探讨人体结构，虽然我根本不懂，但每次都会耐心地听她“讲课”。十二年级，她开始先修大学的法医课，有时候作业要求模拟犯罪现场，我会尽可能地配合她，为她准备各种材料。
还有一次，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到我代课的农学班里来找她的小孙女，顺便和我聊了几句。她说，自己像孙女这个年纪时，学校是不允许女孩选修农业机械锻造课程的，我问为什么，她说，大概是觉得锻造不适合女孩子吧，烹饪课更有利于培养出“淑女”。
看看，无论中外，都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女孩，应该是“淑女”，而不是在“不适合女性”的专业领域冲锋陷阵。即使学业水平或学术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一旦遇到和颜宁一起面试女生的那位男导师一样的人——将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这个难题抛给女性——仍然很难躲掉被低估的命运。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女科学家，清朝的王贞仪。和居里夫人相比，她的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陌生，她的一生也只有短短的二十九年，但她的成就，足以使她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世俗观念仍然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有幸生长在一个思想开明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诗词了得。但，她的才华并不只体现在文字功夫上。除了在数学方面的成果以外，王贞仪和今年获得物理学奖的Andrea Ghez一样，对天体物理学的研究，也是成绩斐然。
从小，她就对浩瀚的宇宙充满了好奇。在很难获取相关研究资料、也缺乏先进仪器的情况下，她仅仅借助圆桌、水晶灯、镜子等简陋的设备，推演月食，分析得非常准确、透彻，写下了《月食解》。
她的著作还包括《岁差日至辨疑》、《经星辩》等。在这些著作里，她描述了星星的数量；太阳，月亮及行星金星、木星、火星、水星和土星的旋转方向；月食和日食之间的关系。为了纪念她，1994年，国际天文学联盟（IAU）行星系统命名工作组以她的名字命名金星上的陨石坑。
我完全相信，如果王贞仪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她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2018年，当Donna Strickland得知自己获奖，并且是有史以来第三位获得物理学奖的女科学家时，无比惊喜之余，说了这样几句话，“I thought there might have been more. Obviously, we need to celebrate women physicists because we’re out there. And hopefully, in time, it’ll start to move forward at a faster rate, maybe.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m honored to be one of those women.”（我以为可能有更多的（女科学家得到这个奖）呢。很显然，我们需要为女物理学家庆祝，因为，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同时，我希望，总有一天，这个奖项能够开始以更快的节奏改进，也许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很荣幸成为她们中的一位。）
紧随其后，Hansson先生也表示，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女性科学家获奖。然而，2019年，并没有，欣慰的是，今年，有三位女性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奖。
我期待着，人们能够摒弃对女性的偏见，在诺贝尔的领奖台上，能够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身影。想象一下，当某位男性说他正在研究基因编辑（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法国的两位科学家，正是因此获奖），或者探索宇宙奥秘（今年的物理学奖得主研究的是“黑洞”），他身旁的女性微笑着，告诉他，“Me too!” 或者，“Sky is the limit.” 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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