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哲学出现以前，还出现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等思潮，它们继续表达着零碎的和具体的关注，只求一个侧面达成突进，此外一概不论。这里包含着不易为使用象形字的国人所理解的“表音语言符号系统之逻辑强迫症”问题，即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等问题。
这些种种思绪都是“后现代”的先声，而后现代思潮只不过是把这种无所建树的破除冲动推向极致而已。
琐碎浅陋的文化反叛是后现代作者的典型特征，譬如福柯对“知识型”的僵硬分类，对“癫狂”、“性史”以及“监狱与惩罚”等冷僻话题耸人听闻的论述（他一边说“历史被谋杀了”一边又血淋淋的亲自下手谋杀历史）。
再如德里达对“语音”、“字符”和“文本”的另类诠解，对“写作无意识”以及“语言之外再无他物”等乖张议题别样手笔的挥洒（此种“非逻辑假设”很像是贝克莱“非物质假设”的拙劣翻版）。他们所继续的，是海德格尔的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之表层涂抹，是维特根斯坦的“不要想，只要看”的哲学反抗，还有卡西尔的“隐喻先于逻辑”之类的反理性情绪。
美国学者哈桑曾把后现代的特点概括为：不确定性、模糊、间断、散漫、差异、多元、反叛、变形、分开、解构、消解中心等等。总之，后现代全在反对“逻辑的专制”，殊不知还有“比逻辑更专制的东西”存在。我在某一点上欣赏他们，是由于他们的确反映了“现代文明形态高度分化与高度动荡”的现状，也预感到“未来文明阶段向于更加失代偿”的前景，这一切都有些像是“文明的衰败与失存”之前的回光反照。换言之，他们的“解构”诉求以及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散乱议论，至多可以看成是对不可逆转的“自然分化构合趋势”以及“人文理性逻辑化趋势”的边际反动，就像面对不可逆转的“恶性文明化趋势”所必然引发的“返璞归真”的反向诉求一样，其共同特点是：
苍白、虚弱而又显得有些歇斯底里，只流落为种种无奈的打趣和空洞的宣泄，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所抗拒的汹涌浪潮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