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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黑格尔:遮蔽在思辨哲学背后的现实生命

2016-04-14 慧田哲友麻治金 哲学人
者按:本文来自北大中文系麻治金童鞋投稿,是一篇对雅克•董特《黑格尔传》(Hegel)的评论,慧田君稍有修改和编排;雅克•董特既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国际权威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写有与黑格尔相关的专著数十本,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与影响力,本书更是花4年之久而成;转载者请注明来自微信第一原创哲学公号「philosophs」。
哲学事业上的顶峰成就了黑格尔的伟大,人们往往通过对他的哲学和思想的解读去塑造黑格尔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形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黑格尔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的一面。

这个形象不可避免地是人们对他哲学和思想的图解所建立起来的“理性的秩序”,他的生活经历长期以来难免被研究者歪曲。


因为人们习惯于认为一个人的思想的自我表述就是现实生活中这个人的全部说明,其个体生命的丰富和精彩被抽干成几条思想的内容或理念,而无视一个生命本身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里的复杂性。


这个被抽象地概括起来的生命或形象,或许也运用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某些方法,但仍然只是满足于对黑格尔思想作粗陋的模仿,完全违背了其思想的精髓。


雅克•董特的《黑格尔传》则与一般讲述黑格尔其人的方式、趣味和重点有所不同,他并不太在乎黑格尔日常生活的精于算账,喜好饮酒,与谢林、荷尔德林的友好和交恶等这类被作为“点缀”式的事件,也不是出于解读其哲学著作的目的,「而是在剧烈变化的时代里逐一为我们揭示隐藏在黑格尔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痛苦」,这种矛盾与痛苦又是怎样与他的哲学写作产生某些精神上的联系。

然而揭示这种联系主要不是要去解读黑格尔的哲学,为他的思想作辩护或批判,仅仅是力图还原作为“人”的黑格尔。

他并不是如他的哲学所呈现给人们一副严肃冷酷理智的样子的印象那样,他有和凡夫俗子一样的欲望和狡诘,也同样在现实生活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为残酷严峻的学术环境,政治环境,宗教环境所限制而无法尽情畅快地完全表达在哲学著作中。


我们所看到的哲学著作是黑格尔与现实作斗争最终有所妥协的产物,为此雅克•董特特别提醒到,这不过是黑格尔的外传哲学,或许还存在着秘传哲学。雅克•董特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存在“双重语言”的特点,这个特点与他的现实生命的存在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总之,作者力图通过在对黑格尔心灵与生活多个层面的揭示过程中,体现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辩证法本质:生命自我否定的运动。这个生命既是黑格尔单纯的个体的生命,也可以说是与历史世界相互交织的时代精神。

雅克•董特以一个历史学研究者应有的严谨与敏感,从那些鲜为人所注意或有意回避掉掉历史细节入手,深入黑格尔“不同寻常的葬礼”,从而开启黑格尔的生命之旅。


作者注意到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即使那些黑格尔的实际保护者也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更不用说任何王室成员的出席,甚至连例行的吊唁都没有,哪怕只是虚伪地表达惋惜之情。


作者认为“实际上,根据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来看,黑格尔的突然逝世很大程度上只会让他们非常高兴。”[①]


在作者看来,这至少说明,黑格尔与普鲁士王室的关系只是貌合神离。作者还特别指出,历来被大家所关注的黑格尔的生日庆典也同样并未得到官方善意的回应。这意味着,黑格尔的思想实际上并未受到当时统治阶层的欢迎,根底上,黑格尔的哲学与德国当时统治阶层的专制政治要求是互相抵触的。


作者还猜测,从已有的材料来看,黑格尔的死未必如惯常所以为的是由于瘟疫,或许是各种斗争中造成的阴谋。


不管关于黑格尔的死因的推论是否准确,总之,那些将黑格尔定义为“御用哲学家”的看法,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对君主专制权威的维护,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根本上是很难成立的;当然,黑格尔也肯定不会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他不缺乏激进的言论和行为,但更知道如何明哲保身。


黑格尔的生命本身包含着时代的矛盾和渴望,甚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德意志最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伟大在于他集中体现了自己的哲学话语:「时代精神,绝不是某个政治标签所能够涵盖得了的」。对于黑格尔的独特性,作者这样评价到:

“然而葬礼出人意料,摆脱了那些平庸的限制,伴随着其难以调和的独特之处,完全实现了他的伟大。黑格尔就是这样生的,他也是这样死的。”[②]

要把握作者对黑格尔生命的描述,可以从这两个主要方面切入,一个是黑格尔个人的生活际遇,如婚姻和私生子问题,特别是私生子问题,令黑格尔陷入个人感情和对社会地位的渴求与当时德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冲突之中,这给黑格尔带来的烦恼成为他一生都必须去努力平衡处理的事情。


该书开辟一个章节专门就私生子问题给黑格尔生活产生的影响做了描述,甚至认为《精神现象学》中“快乐与必然性”部分是黑格尔“卢梭式”忏悔的一个概念性表述。


黑格尔是一个新教徒,但绝不是旧式的新教徒那样完全践行自己所宣扬的道德准则。他同样有世俗的欲望,对人间快乐有所渴求。“哲学家的内心并不比其他人更单纯、更透彻”,[③]作者这样说到:

“同其他人一样,黑格尔的生命也包含了不同程度的快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成就与挫折。命运带给他很多不幸。人们可以详细地叙述他的那些成功,可以恰当地评价他的巨著,无限地增加他的荣耀——但是在那些持续的、沉重的、令人心碎的伴奏中,人们总能听到这个私生子的痛苦和呻吟。”[④]

私生子现象在黑格尔的时代尤其突出,人们已经意识到它所带来的对自身内部道德要求的不和谐状态,但却普遍缺乏勇气直面自身的道德困境。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虽然以普遍性的口吻反思享乐主义行为,但绝不是一种清教徒式的满足于对概念作单纯的演绎,这个理性智慧的表述下隐藏的,是他对自己生命中的矛盾和痛苦的深切体验。


他在哲学中揭示出来的,实际上是纯粹的道德实践的不可能。这在当时的宗教文化氛围里是十分危险的。


小路易和《精神现象学》的诞生,对黑格尔来说,因此都是危险的事件,可以说后者“是在一场战役中完成的”,既是黑格尔自身内部的精神之战,也是他与社会道德文化之间的战斗。这个斗争不是教条式,而是现实存在的生命本身。


另一个当然是他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方面不妨以黑格尔柏林时期的生活为例,作者花费了许多篇幅描述了表面上风光的黑格尔所面对的不尽的麻烦。

经过拿破仑革命精神的扫荡,复辟后的普鲁士,政治和社会已蕴藏的各种观念的斗争逐渐表面化,改革与守旧,进步与退步,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观念,彼此相互沾染相互纠缠,陷入到极端混乱和不协调之中。

政府自然也不会是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集合体。黑格尔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他放弃了大革命带来的新理念,转而绝对拥护复辟了的普鲁士政权。


这是经过拿破仑扫荡过后,德国政治和社会的时代特征或必然阶段。


黑格尔认同“官僚体制”,是由于对当时的德国社会来说,这种“官僚体制”并不一定是腐朽落后的,相反,它是活跃的,充满理智,富有激情,就其实际效果来看,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能够给僵化了的德国社会带来了希望。属于历史的话题必须采取历史的态度。

从黑格尔自身对柏林的态度看,也反映了这种不协调的关系。他渴望过上中产阶级衣食无忧的生活,追求荣誉和地位,但对使他过上这种生活的体制系统感到十分不满。


他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坚定拥护者,但理智和情感使他逐渐倾向于普鲁士的民族解放战争。


他的地位、性格及哲学观点使他招致或无法回避来自宗教与政治上的巨大麻烦和挑战,他必须以微妙的表达方式,策略性的让步和谨慎的论战,必须刻意地去隐瞒很多过于激进的观点和行为,来维持来自政治上的庇护。

他白天为监狱制度辩护,夜里却会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同他的一个学生隔着囚室窗户谈话。他尽力去庇护那些“共济会”的朋友,同时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现有的生活,却终究在甘斯事件中遭到王储的严厉警告,在维克多-居赞事件中被怀疑。作者将其行为概括为“双重游戏”。

黑格尔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新与旧剧烈交互的动荡的时代,他努力去捕捉这个时代精神的思想时也不免会有“很多细微的变化,有优柔寡断,有晦涩,有时甚至是混乱”。[⑤]“他与周围其他人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使用一种摇摆于外传与秘传之间的表述和语言,采取一种同时带有鲁莽、谨慎和畏惧的行动。”[⑥]

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反映出来的黑格尔与普鲁士政治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恰是这个时代生命特征一个典型的体现。

“他不是英雄,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对现状不满的演说家,但是他勇敢地前行,在不突破最终的、灾难性的断裂的前提下,直至当时市民生活条件所允许的最远边界。在柏林,在这方面,没有可能比他做得更好,也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直到1840年‘青年黑格尔派’在已经有所改善并很快发生大革命的条件下接力了这一任务。”[⑦]

在雅克•董特的笔下,黑格尔不是一个身处庙堂之上,冷眼旁观人世沉浮,满足于抽象思辨的人。熟悉黑格尔哲学的人会知道,他经常使用“现实”、“异化”之类的词汇,表达着现实生命所必然遭受到的希望、不幸与痛苦

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是一个对普遍生命充满无限关怀的现实主义者,只不过他将自己与时代交织成长的生命体验化作晦涩的哲学语言。


1807年,黑格尔完成他的标志性著作《精神现象学》,凭借自身优异的天资和学识,抓住人类精神的普遍本质。「慧田哲学注:它有着艰难的诞生过程和晦涩的言说方式,展现生命不断自我否定的痛苦的历程」。


真理或生命本身在不断建立中不断崩塌,又以新的姿态从废墟混乱中建立起来。

黑格尔终其一生致力于为人类精神建立一个完备的哲学体系,直至逝世前不久还修改了《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从哲学写作的过程来看,他不断地调整自己与时代,与现实的政治的关系。


其所谓的“意识经验的科学”,是立足于时代的精神现象,从自己内在生命的体验出发,展现着自我与人类心灵的挣扎和希望,去实现对人类精神本质的认知。虽然他谈论的是现象,却早已深入到普遍的心灵之中。


因此,本质上,黑格尔并不真正存在什么秘传哲学,他的哲学所体现的恰好是他这个时代里生命所应有的现实形态,只不过大多数时候,由于时代要求哲学写作采取晦涩艰深的语言形式,但偶尔闪烁出来的诗一般的语言,是这颗跳动着的心灵的声音。


从这个意义上看,黑格尔与他的哲学是统一的。这是黑格尔的哲学贡献,是这个时代的追求,生命的特征。


作者以历史学研究所需要的扎实功夫去捕捉这颗跳动着时代精神的心灵,这颗心灵充满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复杂性,那些想要通过将黑格尔的痛苦“归结为一种表面现象,然后在表面现象之后设定一种没有任何断裂的统一性和同一性。


这是在歪曲作为个人的哲学家,掩盖他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用漫画般的方式映出了世界的异化,他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并且能清醒地去感知和分析它,这就是‘文化世界’」。


随着18世纪地结束,‘世界同自身异化了’!这是一个支离破碎、尔虞我诈、互相口诛笔伐、极度伪善地世界,他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所以有时他会嘲笑自己那些对美好世界的梦想”。[⑧]


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他的辩证法,是他深入到现实世界中所收获的感受在哲学上的体现。他绝不是在给世界提供一种抽象的思辨方法,而是包含了自身的现实体验,表达一个生命的现实状态。作者最后说到: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一位伟大哲学家的生活也同其他伟人的生活同样有趣。把他作为某种现象来审视,作为某种问题来研究,将他的某些部分感同身受,这样来接受他的理论就会不同于前:他的理论就会具有现实意义。”[⑨]

但必须注意的是,从作者现实生命的体验出发来作为解读其哲学思想的方式所应当秉持的限度,即一种哲学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作者对现实生命的体验和认识,但一种哲学思想一旦形成,就有着自身纯粹的概念知识体系。


「这个概念知识体系并不一定完全可以是作者对自己生命感受的表达来理解。它不是个别的特殊的,而是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这是哲学,是思想的本性」。


雅克•董特在该书的第十六章专门论述来黑格尔哲学表述所使用的语言特点,即“双重语言”,认为他之所以采用这种语言特点正是他现实处境的反映,在“外传语言”与“秘传语言”之间不断转换,造成其对宗教的某种模糊的态度,这构成他思辨思想的基础和特征,但同时自己也自相矛盾地陷入极大的冗繁之中。

在他看来,要对黑格尔的思想有深入的了解,“每个黑格尔主义者都需要慢慢地、艰苦地、逐步地学习这位哲学家的各种主张中去分辨他一直真正坚持的东西,同时忽略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是‘为了迷惑’、为了书报审查制度、为警察、为敌人、为蠢人、当然也是为了自己分裂的另一半彷徨迟疑的黑格尔而写的”。[⑩]这是历史地认识黑格尔这个人物所应当秉持的方法和态度。

但同时应当提醒的是,这种历史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固然有助于提升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认识,却绝不能代替哲学研究。


在哲学意义上谈论黑格尔哲学与在历史学意义上谈论黑格尔哲学存在根本区别,就在于这里所谈论的“黑格尔”在历史学意义上主要是作为个体生命去认识的,而在哲学意义上,“黑格尔”则主要是代表一种思想特征,一种哲学态度,但是哲学研究在注重概念的同时也必须借重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所提供的维度。


总之,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作者的分析和论述,《黑格尔传》都无疑可以为进入黑格尔哲学提供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视角,即暂时搁置下对其哲学论述的诸多争议,从抽象的话语方式和宏大的历史观念里跳出来,回到黑格尔个人生活与他所处时代的迷惘、混乱、矛盾、痛苦与希望之中,感受隐藏在庞大哲学大厦基石下跳动着的生命的脉搏。

这是现代一切哲学写作和研究应当具备的态度,将那些晦涩的语言与抽象的思辨形式从学院派干瘪枯燥的论述中引回现实的人间生活。


在同样面对支离破碎的世界的今天,从个体对艰酸苦涩的现实生命的感受里捕捉住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


参考文献:

雅克•董特:《黑格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商务印书馆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人民出版社

[①][法]雅克•董特 著 李成季 邓刚 译:《黑格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P6.

[②] 同上,P6.

[③] 同上,P204.

[④] 同上,P209.

[⑤] 同上,P245.

[⑥] 同上,P352.

[⑦] 同上,P324-325.

[⑧] 同上,P353-354.

[⑨] 同上,P454-455.

[⑩] 同上,P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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