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生长不出西方式“上帝”的2个原因
“上帝”当然是汉语词汇，据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翻阅中国古籍找出来，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信神的传统，在中国进行传教是完全可能的。
但人们很直接就能体会到，利玛窦心中所谓的“上帝”与中国文化里对神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就不可能生长不出西方式的“上帝”呢？
这可以从语言学和生存论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大体上说，在语言学方面，中国人不重视语言本身所蕴含的真理内容，缺乏对非经验性事物的兴趣；在生存论方面，中国文化是反生存论的，压抑个体生命的冲动和内在能动性，而致力于群体性伦理的实际事务。
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反生存论的文化使得个体生命不可能超越实际生存的困境，真正去关心纯粹真理的问题，而语言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真理性内容。
反过来讲，对语言缺乏足够的重视，也使得中国文化走向反生存论的文化，因为语言首先是个体性的，是个体的语言；个体通过语言及对语言的反思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在对自己语言的反思中使自己真正“有”起来。
我认为“上帝”观念主要源自于这两个方面，上帝是一个语言现象，是语言的产物，是人类通过语言对自我和世界认知极限的一个表达；同时上帝是个能动性的概念，具有充分的个体性，是个体生命认知能力和创造性活动的终极表现。
需要首先声明的是，这里所谈论的“上帝”不只是作为宗教含义的“上帝”，而是一种思想现象或象征。
其次我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受到邓晓芒先生《思辨的张力》中部分内容的启发，因此下文的许多论述都来自于这本书。
中国文化里之所以生长不出西方式的“上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不够重视语言的规定性。
基督教的“上帝”从诞生到被完全地确定下来，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的思想文化里有对语言规定性问题的执着。
“上帝”是个思想精神的集合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语言上实现了“唯一”的确定性。要认识基督教与“上帝”不能仅仅依靠历史学家们讲历史故事，还要注意西方思想文化的语言问题。
“上帝”这个观念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已经不是什么疑难问题了。简要地说，柏拉图的理念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等等的学说等等都为基督教上帝奠定了真实的基础。
“真实的基础”是什么意思呢？“真实”不是一个经验事实的真实，而是语言逻辑上的真实。
理念在柏拉图那里是真实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邓晓芒先生的话说，就是西方的哲学在柏拉图这里充分体现出“倒名为实”的特点，就是说，名具有真实不虚的内容，现实生活的此岸世界反而是虚假的，彼岸世界的理念反而是真实的。
这意味着人的思维可以摆脱现实生活的一切事物而专注于“名”本身。后来的基督教生活就是这样发展的，执着于“上帝”的名。
“上帝”在现实世界里是没有办法被感性完全把握的，没有谁看到上帝长什么样子。但是“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人们坚信不已。
这是为什么呢？单纯地归结为愚昧？不是的，这是语言在逻辑上自我演绎的结果。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如此愚蠢，居然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相信一个“虚妄”的“名”。
中国当然也有“上帝”，换个词说吧，“神”方便些。但是这个“神”是确定的吗？不是，这个“神”是感性的对象物，模模糊糊。存在吗？我看不见。不存在吗？那我为什么说“神”？那些自然现象是怎么回事？“敬神如神在”很能反映中国人对“神”的看法。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中国人当然也是思维的，是通过语言在思维的，他们能说出“神”，表明了在思维里存在关于“神”的意识，但始终没能被真正明确下来，“神”是个他者，被人敬畏的对象。“神”要被真正明确下来就只能是语言学的问题。
因为证明“神”存在是根本无法依靠经验的。那些所谓的灵异事件，都不过是附会之说罢了，十分主观感性的，都是将信将疑的。但是中国人并不太重视语言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里，语言是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的，无法像西方那样成为思想活动的主体成分，来推动思想往前发展，最多只被作为依附在“实”、“意”、“物”之上，作为它们的工具。
道家自不必说，认为“言”是无法把握“道”的，“道”很虚玄，不可“名”。所以老子说了老半天，也不给出“道”的确定内容。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可以说是老子对“言”的根本态度了。
庄子又说什么“得意而忘言”之类的话，可见“言”与“意”是分开的，而且庄子更在乎的是“意”。
中国的思想确实如此，不认为“言”能准确地把握住“意”。“意在言外”就是这个意思。儒家也是这样子的，虽然对“名”非常强调，但那不是语言意义上的，而是生存之“礼”的意义上的，强调“名分”。
儒家和道家一样不重视“言”，对“仁”的态度和道家对“道”的态度一样，没有任何确定的对象，因时因势而变。
儒家对言的态度根本上体现在“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句话上，对人的行为也注重“敏于行”“讷于言”，认为语言会让人“巧言令色”之类的。他们对待语言的问题都是关注日常的生活问题，而不是从语言，从对思想本身的活动思考出发的。
他们注重事实，注重经验，关心伦理，他们主张“立言”的意义不过如此。“言”只是在进行一些解释性的工作而已，本身不会有独立的地位。所以根本不需要去经营语言，思考语言本身的问题。
把握住“意”就可以了。他们对“意”，对“言”的内容的把握就是靠体会，靠“顿悟”。你理解不到，顿悟不到“意”，那是你太笨，慧根太浅。
在此至于墨家法家的说法我就不说了，这两家都是十分注重实效的。有得一说的是名家。
按理说，名家有这么点倾向，著名的“白马非马”体现了这个倾向。但是也没有被专心致志地发展出来，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政治生活。与庄子辩难的惠施不就是个宰相吗？他们所谓的“形名之治”正是他们政治主张。
他们把形与名割裂开来，不过是在政治上滔滔不绝地辩难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有“倒名为实”的意思，也不是一种求真的态度。那个“白马非马”的故事可以这样理解为，诡辩半天不过就是为了把马牵过城门而已。
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尺度，一切都在相对主义中进行。估计这一派在当时的政治交往里很让人反感，不踏实，雕虫小技吧。
总之，名家表现的是“名”，但根底上他们还是重视“实”的，公孙龙就曾明确表示过。所以名家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加之他们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成绩，自然就没人重视他们了。而没有人沿着他们的思考出发，也就说明了没有人意识到“言”本身的意义。
此后的中国思想对“言”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所以说中国人为什么总表现得那么重实利，是有思想根源的。他们还没有从原始的混沌意识里彻底走出来，他们跨出了一步，但另一只脚还留在里面。
他们对待“神”的态度也是如此，还处于自然蒙沌状态里。他们的“神”具有自然性，神秘性，不可解性，但是他们又在经验层面能够排斥“神”。
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对自身语言的不重视，对思维本身不重视，也就不会有纯粹意义上西方式的“上帝”，也根本上不会有真正的敬畏之心，只能凭借个人的道德意识了。
这样一来，神就是个外在的存在，它不是从人的内心，从人的思想中生长出来的一个确定无疑的对象。
神住在外面，朦朦胧胧地在那里。他们跨出的那一步是很不踏实的，害怕招到神的惩罚。
总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上帝”是思维的产物，是语言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
中国人一想象，估计就会变成洪秀全式的吧。“上帝”是思维的纯粹之物，而中国人的生活太世俗，太缺乏自我意识了。而所谓自我意识，本质上就是对自我语言或思想的意识。
从生存论的角度上讲，中国文化也不可能生长出基督教式的上帝。因为从总体上来讲，中国文化在生存论上是反生存论的。
邓晓芒先生在《思辨的张力》一书中从比较中西辩证法的差异里，就指出了中国辩证法的这一倾向。
所谓反生存论，就是对个体生命冲动和内在能动性的压抑。这一倾向也使得中国文化不可能生长出或接受基督教式的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包含了创造、能动含义的概念。从圣父到圣子圣灵所建构起来的三位一体观念，是建立在明确的“有”的意识上的，并且这个“有”是自己有起来的，不是依靠外在的动力使然的。
这个理论的模型最初定型为赫莫克利特的“火的哲学”，世界的本质具有自我塑型的能力，是源自于内在的动力。
但中国的哲学显然不是，而是一开始就建立在“无”的哲学基础上，最初也同样以自然的形物来表述，这就是“气”，所谓“气的哲学”。“气”是能动的，但是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气”是最符合“道”的含义的，作为道的载体，道之为物则为气，是道能够生长万物的工具。
但是道的生长过程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建立在“法自然”的前提下，是道的自然本性如此。“道”能够生长出万物的“致动因”是什么呢？好像中国人也没怎么去探究，反正自然就是这样，顺从道的规律就好了，表现出自然静观的倾向，强调无欲无求的人生态度。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这是《道德经》里的名言，已经对此说得很清楚了。建立在这个哲学基础上的人生只能是被动的人生，概括起来就是“顺天知命”，不要有那么多个人的欲望冲动。
从纯粹抽象的角度说，“气”当然也是“有”，但是“气”本身的“无定型”特征，无论在物的意义上，还是在观念的意义上，都不能真正使自己“有”起来，只能停留在“无”的层面。
古希腊的哲学里也有“气”的说法，但是这个“气”的出现是为世界的存在寻找动力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很快也因为自身的缺陷而被“火”抛弃了。中国的哲学却在“气”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生存论的原则。
人是什么？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人被看做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也有所谓“二五之精”的说法。
古希腊在柏拉图时候却已经走上了灵魂的概念，同时也逐渐把创造世界的主体从物质性的概念提升到精神性的概念。
基督教上帝的观念也正是吸收了柏拉图主义的这些观点。而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来看，中国这种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观念本质上仍然不是创造世界的，而是强调自然世界本来就是如此，这些物质本来就源自于自然世界。
因此，中国人对人的想象始终只是物质性的，虽然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灵魂的概念，但是这个灵魂始终是从属性质的，并没有被真正发挥成人的本质。
到了朱熹的时候提出“理”的概念，这是很伟大的，首先不在于“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在于“理”这个词已经可以看出，这时候中国人的思维开始跳出物质性的思维。
但在对“理”的理解上，还是没有完全摆脱物质性的概念。这些也都同样反映在对“人”的理解上。其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之所以具有现实性，就在于充斥“理”这个概念的仍然是传统的内容，在处理个体生命时，还只是停留在“欲”的层面。
他主张把“人欲”去掉，留下最基本的物质性或生物性内容，这表明朱熹大儒对人的认识仍然没有摆脱原有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的体现。
王阳明所倡导的“心”的概念表面看起来已经有所突进，但是在根底上，“心”仍然没有触及传统缺乏对“致动因”问题的追问，停留在单纯的感和悟以及行的层面，与传统缺乏根本的对抗。
总之，个体生命如何才能真正地“有”起来，才能从实体性而具有主体性，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和认知，中国文化在根底上就是缺乏的。
儒家虽然讲“有为”，讲“制天命而用之”，但是要注意到，这种“有为”不是个体生命，也不认为个体生命可以具有这种能力，而是立足于“人”的群体性，从而得以在群体性的意义上谈论“克己复礼”的伦理问题。
在自然面前，在“道”、“天命”面前表现出的主动性是群体的伦理的意向，而不是个体性的。对人生的看法实际上仍然是道家的“守静笃”，如《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
人之所以有“欲”，就因为对物有所感，只要不感于物，就不会有欲，这在根本上仍然是从外因来看到人的能动性的。
可见中国文化在思想的源头就缺乏对内在能动性问题的意识和追问，与“上帝”创造万物这样的观念就根底上就是不相容的。
“上帝”来到中国，不过是给中国的宗教崇拜又多了一尊神灵而已，不可能真正理解“上帝是唯一真神”的说法。
而上帝与人的关系表面上好像天理与人的关系，人要遵循上帝或天理，在某段历史时期也的确十分相像，但实际上却是完全相反的。
在上帝和人的关系里，人充分表现出自身的自由意志，努力让自己的灵魂向上帝的方向上升；在天理和人的关系里，人反而是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舍弃欲望，把自己降格为生物性存在形态。
一个是动，一个是静。因此这种反生存论的文化是不可能生长出“上帝”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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