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有技术而无科学？

编

者按：本文来自9月3日慧田微课堂（课题为「科学与技术刍议」）的部分讨论，由元宝老师主讲。元宝老师为武大博士，高校教师，当下治学热衷于先秦名学，中西方比较哲学、比较逻辑诸领域，讲课风格言简意赅，思路清晰，不拖泥带水。转载请注明来自原创专业哲学公众号「philosophs」。

问：为什么一般来说广大技术人员理性不彰？

答：这种状况与中国近现代以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历史场景有关，更为直接的因素是当代教育理念使然。

先说前者，虽然明朝末年耶稣会士把西方科学著作引荐到中国，但基于文化差异与政治进程，积极自觉地接受科学理念的文化导向并未形成。

伴随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在民族屈辱与保国保种的呼声中，中华民族迫于生存压力才开始科学进程，而其直接诉求就是促进生产力进步，其直接手段就是“洋务运动”的实业救国。

此与明朝末年《几何原本》、《名理探》等学术著作的引入截然不同。

再则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亦为坎坷，五十年代文科合校，六十年代大学停办等，以及过于功利化的教育诉求，使得“理性”作为人的认知机能并未充分思考与反省，而仅把理性作为促进科技进步的手段，其关注不在理性自身，而在于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故此理性不彰在所难免。

2.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不是人文精神？

答：“生产力”本身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命运造成的既成诉求，对生产力的热衷并非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特质。

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对如此观念已然深刻批判，如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等。

中国粗放式发展的不良后果亦促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回溯历史，科学与技术在西方语境截然不同的内涵。

其历史进程也大相径庭，不过牛顿，伽利略等开辟实验科学路径以后，工业革命顺理成章登上历史舞台，这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根源。

不过政治口号并非科学精神，实验科学发生亦为希腊自然哲学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高扬，冲破宗教教义，探索人类智慧边界的产物而已。

直接表象而言此命题成立，深刻剖析则生产力所依赖的技术进步源自科学发现，而科学发现中实验证明不过手段而已，引领科学方向的只能是人类思维的单纯求知欲，而非生产力。

3.您刚才提到创新，那么什么是创新”？

答：今日之“创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过此亦为功利主义的主张。

创新乃突破人类既往知识的边界，此包括两个纬度，其一在既成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下延伸，其二垫付既往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前者为科学进步，后者为科学革命。

创新对生产力的促进显然是外在效应，以促进生产力为归旨绝非科学理念。

创新其本质既为认识论与知识论的议题，不过科学实证主义使其具有因果效应的表象而已。

4.创造力与性欲，死亡有直接联系吗，其关系是什么？

答：创造力是多维度能力的概括而已。艺术创作，科学发现为其显著领域。

就艺术创作而言，艺术品之区别于工艺品，工艺品之区别于产品，便在于承载审美特征与可复制性，艺术灵感自身既不可复制，亦不可控制。

性欲乃突破经验教条，伦理规约，社会风俗的兴奋剂，故而其对艺术创作显然有效。

但科学发现与童真童趣的诧异和兴趣更多有相似，其同样排斥世俗导向，但其对外部世界之热情与探究诉求显然同性欲的本能冲动无直接连带。

5.中国几千年有技术无科学，此与政治体制有必然联系吗？

答：古代中国有技术无科学的判断基本达成共识，无论“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爱因斯坦之惑”等对中国古代科学皆持否定态度。

研究古代中国文化的学者，如胡适，张东荪亦如是。当代大量西方科学史，技术史作品的引入，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明晰。

科学纯粹的理论构建与精神冒险的特征，与东方文化循规蹈矩的社会教化截然不同，汤川秀树，利根川进，中村修二等日本科学家皆有相关反省。

科学冒险本身既为蔑视权威，突破边界的叛逆精神，故而政治特征对古代中国科学难产显然负有责任。

技术进步在中国始终为生产生活的实践领域促成，大量促成技术进步的人士并无受教育背景，而技术进步理论化的途径由此破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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