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传统伦理有“知行合一”而无“是”与“应该”之割裂？

中西哲学汇通九讲之4：何为道德？
部分问答｜元宝
1.伦理学与道德哲学有无区分的必要？
答：在学术领域的讨论，伦理学与道德哲学颇有区分的必要，但日常话语中实则大可不必，两个概念对应的生活场景和精神向度基本重叠。学术话语中二者有着明显的界别，不过不同的时代话语，乃至不同的哲学家对两个概念的定义大相径庭。二者的问题意识与逻辑学有显著的区别，显然不合乎逻辑学谋求确定的、单向度表达式的标准，更无概念与命题符号化的可能。学界较为通行的区分方式亦即伦理学乃社会规范之范畴，道德哲学乃良知反省的议题，前者关注人之社会性，后者关注人的精神维度。如此区别多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意味。
2.中西方伦理传统的根本差别何在？
答：中国之伦理传统在秦汉后定儒学为一尊，虽然文本解读略有讨论空间，但伦理架构基本稳定。西方伦理学始终处在激烈之论争，虽中世纪时期就行为规范而言由宗教权威颁行，但古希腊与近现代伦理学观点博杂，蔚为壮观。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作为伦理学的核心议题，在东西方伦理传统多有涉及，但价值归宿与实践规范相差悬殊。个体之自由与人性之抽象在儒家传统实在无法结胎。君权父权之强化以及稳固政权之根本利益，个体独立人格的生长先天营养不良。抽象人性之构建实乃现代伦理学说的基本起点，如此则伦理话语的一般性思辨方有普遍意义，儒家传统之君仁臣义、父慈子孝、兄悌长敬之角色本位以及相依附的差异化道德规约，无法提供道德概念的本体属性。中西方伦理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有无构建普遍人性，有无基于普遍人性原则，赋予道德概念、伦理命题主体性的存在与自我辩证机制，如此之伦理学方可纳入哲学体系下探究，否则不过社会规范而已。
3.为何中国传统伦理有“知行合一”而无“是”与“应该”之割裂？
答：伦理之议题在中西方有诸多差异。如中国伦理学在秦汉之后为官方颁行，“德主刑辅”之基本政治思维在粉饰专制统治同时，亦使伦理背负政治授意。西方之伦理学为伦理学家自由发问与独立主导，伦理议题的讨论首要以抽象人性之可能为前提，绝无屈从、服务于现实政权之归宿。简而言之，儒家伦理以现实可行的实践规范为导向，因其诉求在于教化国民，故务必“知行合一”，西方伦理传统以探究知识为导向，以普遍人性为前提，故哲学思辨色彩强烈，超验性显著，对人性之天然无驯化而有认知。由此而言，西方伦理学纯粹基于哲学思辨而产生的“是”之真理向度与“应该”之行为方式必然发生在各自独立的思考维度，而此主题认知能力为伦理本位的传统甚而可追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作为认识的西方伦理学与作为行动的东方伦理学谋求共同话语之尝试根本缺乏内在契合。
下期预告：何为政治哲学

“政治”纯属人为而非天然。绝无适合某民族之特定制度，亦无对某民族绝对不可施行之制度。今日所言政治基本为人为构建之产物，而无环境、种族之遗存。世界上无一国可言其施行之政治乃纯粹自生而无借鉴，政治之无国界亦如科学之无国界，因为普遍人性之相通，构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理念之鸿沟，实在“域民于封疆之内”之私欲。

上述观念之澄清，即可理解探究现实施政的政治学，探究政策可行性的政治科学与基于人性之天然，超越现实政治，探究理想的、可能的人间秩序之学问即为政治哲学：

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先天矛盾
人之自然属性即为群体动物，无群体在自然界无生存能力，人类社会之发达亦依托群体之有效组织，但个体之差异性在先天与后天皆有悬殊，如何理解群体与个体的存在状态，乃十足难题。
二、政治史对政治哲学之借鉴意义
人类经历漫长的自然进化，社会演进虽短暂却深刻地刻画人性，理解各文明政治制度之演化，对于理解人类精神世界之成长意义非凡。
三、当下政治与理想政治之冲突如何看待
专制政权必然以当下政治为最好政治，比较政治之视野遭受抹杀，理想政治之构想充分挤压，政治之施政与研究在民主政治下得以区别看待，如此政治才具有前瞻性、构建性与普适性，但维护当下权力与包容政治批评之间的冲突如何化解，方是国运之希望所在，凡以政权主宰为归宿，必消磨民族之生命。
四、政治有终结吗？
马克思有其唯物史观之历史终结，基督教、伊斯兰教亦可解读出其所蕴含的人间模式的终极状态，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亦非臆度，人类历史之终结恐为必然，浩瀚宇宙必消失于一旦，而人间之理想秩序是否亦存在其终极，如此之终极为人力之可及抑或觊觎，无尽之遐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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