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死与启蒙的诞生

夏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授权哲学人首发

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世界万物也只有在这阳光普照之下才得以被创造出来。

而在西方语系当中，“光”总是“启蒙”概念的构成部分，例如在英语中enlightenment（启蒙）内含着light（光）的概念，法语中的les Lumières（启蒙）则不过是lumière（光）的复数形式，即便在德语中的Aufklärung（启蒙）也包含着澄明的基本内涵。上帝的存在似乎与光照的世界（启蒙的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关系，在基督教精神统治的时代，表现为上帝的超验原则对于经验世界的统摄。上帝作为事物的终极的原因、终极至善，成为了整个世界存在和发展必要的前提。学者所有的智慧只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

随着16世纪人文精神的博兴，对于人的肉身的关注，上帝以及他的使徒开始成为世俗之人嘲弄的对象。例如当时流传甚广的薄伽丘的《十日谈》。教士的伪善以及教义的荒诞重新激发了人们的怀疑精神。启蒙时代的微光正在显现。在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伴随着市民生活的繁盛，思想者的眼睛不再仅仅朝向超验的那一维，转而关注人的现世生活。在西方三个思想重地，英、法、德近乎同时开始了一种叫做启蒙的思想运动。人们用“重启光照”的隐喻来比喻思想对世俗世界的这种关注。它在英国表现为被称之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潮，它主要的代表人物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格森等一批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的问题主要是讨论国家的财富如何产生、如何积累，提出了很多富有见地的看法，例如劳动价值论。这些观点被马克思所吸收，成为了其击碎德国思辨的观念论传统的利器之一。

启蒙在德国，显得更为沉重一些。它表现为对理性之强大力量的自觉，这不仅表现为对理性的推崇，同时还表现在对理性能力之界限的考量。康德是这种谨慎态度的典型代表。其后的整个德国观念论的发展都以某种方式去回应其对于理性之批判的考量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

而法国启蒙，在三种启蒙传统中是最富影响力的一支。18世纪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启蒙时代，与法国思想家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贡献密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说，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德国启蒙思想的博兴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与法国启蒙思想有关联。因此法国启蒙思想所设定的一些精神底色，成为启蒙精神的普遍规定。

达朗贝尔在《哲学原理》中这样描述启蒙时代的基本精神：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之快，似乎预示着一种更为巨大的转变即将来临。……我们的世纪因此而被人们特别称为哲学世纪……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一句话，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史到昆虫史，自然哲学的这些领域中都发生了革命；几乎所有其他的知识领域也都呈现出新的面貌……”

在这一表述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印证哲学进步的变革都发生在自然科学当中。对于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凸显，让法国人坚信理智的进步可以征服一切。虽然上帝，对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并非是一个被漠视的对象，相反，对于上帝的讨论仍然汗牛充栋。但一方面，帕斯卡尔式的微妙精神（L’esprit de finesse）谈论着人类的有限和软弱，并因此证明了倾听上帝之呼声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帕斯卡尔对于上帝的论证却表现地如此的随意而感性，并最终将上帝的存在证明转换成为了，“我存在；故一种必然而永恒的存在存在。”伏尔泰对此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这种从“我”推及“上帝”的论证方式是对上帝最彻底的杀戮。

因此如果说启蒙思想中包含着汗牛充栋的宗教思想，其大多也集中于同一时期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古典哲学用一种理性的超验设定的方式完成了其对上帝的（Gott）保留，但对于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来说，上帝是人的理性的注脚，而非相反。

但当德国哲学中的这种超验的设定只不过是将上帝变成理性体系之成立所必要的前提设定，那么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就没有其外在表象上所表现地如此巨大。换言之，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启蒙思想已经将上帝的存在与否放入到人的理性的天平上去称量，当思想家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去分析、论证上帝之存在合理性（即合乎理性）的时候，上帝之死已经成为了事实。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上帝之死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在我看来，它带来的两个无法回避的思想后果：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着传统真理观中那因上帝存在而被保障的确定性的缺失，另一方面，思想界开始尝试以有限的人的主体性原则来重新确立这种确定性，换言之，人的存在成为审视世界存在的前提和视角，并同时将这种有限的人规定为一种理性之人。

由此，在法国启蒙中表现为人道主义原则的持续发展，在德国表现为理性原则的设定及其界限，而在英国，则表现为人们仅仅对于世俗经济世界的持续关注。

因此，在18世纪，这个启蒙的时代，上帝不再是思想的澄明（启蒙）的保障，相反，上帝的死亡成为启蒙得以诞生的前提。没有了上帝，理性之人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敞开了思想的自由空间。这一判定，在我看来，应被视为启蒙精神的一般性规定。（完）

如果说近代思想是德国人的天下，那么当代（20世纪以来的哲学思想世界）则是法国人的天下。当代法国思想不是国别哲学，它就是当代哲学主流形态的基本样态。在这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影响法国思想界的思潮可谓异常繁杂。大体说来，它经历了这样一条思想历险：从3H（胡塞尔、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到3M（马克思、马尔库塞与毛泽东）的转变，最终被三个怀疑大师（弗洛伊德、马克思与尼采）所占据。

由此滋生出了法国现象学运动、法国科学主义传统、新尼采主义以及法国马克思主义等多个独属于法国的思想潮流。其中更是孕育出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的思想者：科耶夫、彭加莱、列维斯特劳斯、梅洛·庞蒂、萨特、伊波利特、巴塔耶、拉康、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巴迪欧。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路径不尽相同。但却具有某些思想特质的共性：「他们都注重对感性生活的体验，试图将生活直接转变为一种哲学，因此他们从未将自身限定在思辨哲学之内，而是将思想辐射到文学、艺术、宗教等方方面面，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当代的百科全书派」。

夏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法国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德国古典哲学）

2017年，我们慧田哲学众课堂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夏莹副教授为我们开讲为期10讲的「当代法国思想与文化」，试图将所有以上思潮全部囊括其中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本系列课堂讲述将只能「以概述的方式完成一次当代法国思想的“走马观花”」。故而放弃了以时间的序列来描述思想史的做法，而以不同的问题领域为中轴来展开讨论。我们将涉及到五个大专题：当代法国思想概述、当代法国科学哲学的基本特质、当代法国思想中社会学的讨论方式、当代法国激进政治理论以及拉康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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