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女性

作者筱敏（当代诗人和散文家），来自作者博客｜授权刊登

十年前一位讲授小说作法的年轻教师，对我们这些几近中年的学员过：“不要读报，那里多半是废料，过一段时间你再回想的时候，会发现你读过的那一大堆东西几乎全成了垃圾，早被你扫了出去”。当时大家全以为这是幽默，而我却总把它记在心里。

不过我还是读报，包括那些与报纸同质的期刊。我承认我花在这里的时间与我的所得完全不成比例，但偶然的时刻，我会因之百感交集，不能自已。

我不得不记下我读到过的两位女性，因为把她们随手扔到旧闻和消闲读物的废纸堆里是有罪的。记下，是为我自己。

第一位离我们较远，名叫玛莉卡·布苏，《阿尔及利亚晚报》记者，因为主张新闻自由，以反抗独裁专制，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恐吓追杀，而政府对此持默认和怂恿态度。文章题目是《在我被追杀的日子里》。女记者的开篇是这样的：

“早晨七点钟。我一夜只睡了一小时。新的一天开始了。像往日一样，是充满暴力、眼泪和政府蛊惑人心宣传的一天。昨晚，一位朋友遭暗杀，我的心情像铅一样沉重。就在我刚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获悉另一位记者死亡的消息。又一名记者！这是自1993年5月以来，惨遭恐怖主义杀害的第三十三位记者！这次是《圣战者日报》社长穆罕默德·阿布德拉马尼死于非命。……这位自由人士的笑容、和蔼与友情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眼前。他为他已从事三十多年的职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93年。太近了！那一年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来，这就是说：没做什么。比较确定的是，5月，我给儿子办了生日会，一个有巧克力和红草莓装饰的大蛋糕，十枝彩色蜡烛。此外，那一年报摊上的品种似乎成倍地多了，这当然很好，不过我们已经不习惯去想好与不好的意义。我的同行忙碌奔波撰写他们眼中的社会，或者说是职业所要求他们看到的社会：官员剪彩，外商投资，股市涨落，气功奇闻，歌星逃税，影星离婚，文人下海，球员出洋……他们学着把笔下的文辞变得轻松些，再轻松些，因为消费和休闲的时代已由他们笔下走了出来。也有一些不满和抱怨，比如：文化人的收入太低。

如果我们想到，与此同时，另一些同行正在为自己从事的职业付出生命，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职业的眼光和职业的眼光是很不一样的，姑且不说职业道德吧，因为这个词遭人嗤笑。

在这个早晨，这位女性匆匆洗漱，化妆，因为同事们需要看见她漂漂亮亮地坐在总编办公室里，因为这样可以让人产生平安无事的感觉。她不是在自己家里，她在一所房子里居住绝不能超过三天，假如她碰巧回家，也已经习惯带着一种敢于面对凶手的神情离开。

“他们扬言要我的命差不多已五年了”。她在写下这样一个句子时甚至不使用惊叹号。没有什么可惊叹的，她不过在陈诉一个事实。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厄运，她认为如此选择，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义务。死亡的重荷，可以使许多的感觉和情绪变得麻木、粗砺，微不足道，惟有为自由的奋斗可以与死亡抗衡，尽管比之死亡，自由看起来是那么渺远。

“很久以来，我已不再有生活可言，我早就放弃了我个人的享受。没有前途，也不能作具体的构想，这种感受是令人痛苦的。我不再有家庭生活，也不再有朋友聚会，因为我没有权利使我的家人和同事处于危险境地。……一切的一切对我都是不允许的，包括漫步街头，……”

很久以来——很久以来我已经不再听说这样残酷的故事，似乎她已经古老得泛黄了，有一股尘封的气味，一时间恍如虚构。漫步街头的时候，我们或许拥有生活，但已不习惯思考自由的意味。偶尔想起，我们会拿风中的云彩及小雀作比，或者耸肩笑笑，连垂首沉默片刻的情感都很少了。自由，这个物体太重，正视她是需要勇气的。那么可以低眉绕过去。绕得多了，那条畸形弯曲的小道就成了一种合理的存在，一种畸形弯曲的身姿也就合理地发育起来。

那位女记者和她的同志们从不梦想上天会赐予自由，从不梦想严酷的现实会在某一天早晨自然松动。面对死亡的逼迫，人是没法欺骗自己的，于是人没法绕开自己的责任。女记者写道：

“同事们一致决定不放弃新闻之家。这是不屈服于恐怖分子的最后一块阵地，也是为了从政府手中拯救受害者而不能撤离的最后一个地盘。政府把独立派记者视为头号敌人，它无法封住他们的口，因而对他们的失踪持怂恿态度”。

“我们决定走自己的路，冒着种种风险。奋起反抗独裁专制，向舆论界证明：仍须努力争取的言论自由是值得人们为其奋斗的”。

如果我们不承认人世间存在崇高，存在英雄主义，那么我们能以什么样的称谓面对她们？热爱自由，而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绝非仅仅是异国的故事或久远的传说，这是与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同在的现实。无视这种现实，不过是知识者的懦弱。如果我们要把懦弱读作“超脱”，读作“识时务者”，而丝毫不以为愧疚，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但若是出于自己的卑俗，而将崇高一律地冠之以“伪”字，这种行径，便与专制强权，与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毫无二致了。

一位女性，在专制强权之下，在恐怖分子的追杀之下，在由于不戴面纱而遭致的公众仇视之下，生存，并且反抗。可以想见她的孤独和单弱，她所能依凭的，不过是她对自由的情感而已。

那一个早晨，一个普通的将动身前往她的工作室的早晨，有几秒钟的时间，她想了想一个极普通的属于女性的问题：

“穿裙子吧……不，还是穿短裤好。万一我中弹倒下，风不会吹刮起什么。我可不愿意人家来收尸时，我的大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读到这里，我骤然感到一种极深的颤栗。

另一位女性是我们的同胞，我的同代人。她曾经活在一个被称之为“伟大”的时代，我相信在回顾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这些身历者会抱有各自不同的感情。而这位女性却一言不发了，她于1977年12月14日被枪杀在江西赣州郊外的荒坡上，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那时没有任何媒体告诉我们她的死讯，我知道她——李九莲，已是在她罹难十余年之后了。

1977年12月，我对“现行反革命”这个在法学范畴内不知所云的词组，已经有了我个人的体验。我知道所谓“现行”，通常指的是思想的“罪行”，一种思想在个人的大脑中穿凿徘徊，即便阒然无声，也足以令专制强权恼怒惊恐，因此足以构成“罪行”了。专制，是要渗入其子民的每一条神经，每一个毛孔的，它不仅要严密控制每个人做什么，更要严密地控制每个人想什么。

李九莲是思想者，这是一名没有著述更没有任何传播媒体的思想者，她在孤寂中思想，无论微波涟漪，还是惊涛骇浪，都只震动她个人的心灵。致使她获罪的，是她的一封私人书简，以及薄薄半册日记；而最终给她招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罪的，竟是她在狱中被迫向狱卒宣读的“犯人年终鉴定”。不需要询问所谓“民愤”的证据何在，在专制者那里，人民从来不是一个实体，不过是随意虚构随意辱弄的辞藻而已。

我无意于把这位女性描述为一只无辜的羔羊，像后来的许多人乐意于描述自己的那样。她是一名自觉的承担者，她对命运自觉作出合乎个人尊严的选择。所谓忠诚，这种褒奖用在她身上是不合适的，那是臣子对君权的义务，妻妾对夫权的义务，而思想者没有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思想者是独立的，她所有的，只是对思想自由和个人尊严必须承担的义务。

我们这一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常的岁月里开始思想的，在此之前我们仅仅是“党的好孩子”和“祖国的花朵”，其纯洁程度，可以直接等同于愚昧无知。文化大革命在历史学家笔下自然有另外一种写法，但在我们眼里，它是突如其来的。我们对其所取的态度，直接与我们自幼所受的教育相关联。在一个封闭的国度里，用绝对忠诚的单一食谱喂养大的我们，只能从封闭之中的灾变去想象世界之外的世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民主（现在它当然地把指斥为大混乱了），是我们所唯一遇见过的民主形式；而自由张贴的大字报，是我们所唯一遇见过的言论自由的载体。我们不知道为最高统帅所赐予的民主自由，与植根于开放社会的民主自由有什么区别。1974年春，李九莲呼唤为自己的“思想罪”平反的声音，是注定以张贴在街头的大字报的形式出现的。而专制政体要剿灭这种声音，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情。

她是思想者，但这里我无意记录其思想的价值。她是在一个封闭的国度一个封闭的时代里思想的，更是在一个封闭的囚室里思想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心智成长的环境。思想需要语言，她所使用的语言，也必然印染着那个国度那个时代的痕迹，我们只能采摘自身生长的枝叶果实。李九莲，这位女学生，以封闭中的生长，竭力突破封闭的环境，质疑并且抗议封闭之中血腥的现实。她在日记里、书简里、“犯人鉴定”里，断断续续记下她曲曲弯弯的思想轨迹。她的思想逻辑和脉络我深为理解，因为这同样是我的历程。她冒死记录下来，是因为她认为她有思想的权利，或者是认为自己有义务去争取思想的权利。即使沦为囚徒，被专政工具宣布了“剥夺政治权利”，她依然不放弃思想，并且以注定毁灭，注定不为世人听见的方式，绝望地坚守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以生命的代价去换取思想的权利，这是她的价值所在。比之我们这些因变“聪明”而苟活下来的同代人，我们只能愧对她的崇高和纯粹。

1969年春锒铛入狱，而至1977年冬被枪杀，其间不为外人所知的摧残，委实已使这位女性心力交瘁。临刑之前，她在一小片手纸上草草写道：

“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这并非留给亲友的遗言，事实上她对亲友也没有什么乞求了，这不过是思想者的习惯——笔和纸，长期以来，她已习惯于每时每刻寻找它们，不论它们曾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厄运。

行刑是最具专制色彩的，不仅剿灭一个人的生命，而且剿灭一个人最后的尊严。脚镣。五花大绑。背插封建时代遗传至今的亡命长签，她背着她的“罪状”和用这“罪状”修饰过的她的名字，一道侮辱性的朱红斜勾从那里划过，以示强权的威严。强行按跪。游街示众。紧勒咽喉。还有预先塞入口中的竹筒。……中世纪的暴君喜欢培养成群的以观看行刑为日常娱乐的子民，这种残虐的习性在岁月的流变中剥蚀很少，竟一直延续至今，何况在侮辱之中的赴死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我们无法知道，这位刚刚长成的思想者，在最后的蹂躏下想了一些什么，这是当时的看客和后来的学问者所不可能窥见的。她在那个荒坡上昂然不跪，于是行刑者射弹击腿，她就在这种残虐的圆熟的技法之中，倒下去了。

她被枪杀了，她的思想再不能继续生长。而得以继续生长的，是另一些幸存者了。她的思想，在今日的学者们眼中，远说不上成熟。然而今日的学者们思想的权利，以及拿前人的思想做学问的权利，是许多如她一样的被枪杀者争夺来的。我们要不时地告诉自己：我们是幸存者。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当了不幸。

1989年我初次读到李九莲的故事，那时候，我认为我一辈子都不可能遗忘这个故事。然而，1996年初，当我再次从一份期刊中读到李九莲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仅仅在很短很短的几年里，实在我们已遗忘得太多太多了。

19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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