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冤案

有一种叫冤案。另外一种叫中国式冤案。

如果对聂树斌案案情稍微熟悉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申诉之初，最大的障碍竟然是一纸判决。

从一审、二审到死刑复核直至聂树斌被枪决，聂家从未收到过判决书。聂家要想申诉，河北高院表示，前提是要有判决书，但河北高院又不给聂家判决书，事情就此陷入两难绝境。

无奈之下，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采取了一个最为笨拙的办法，辗转找到被害人康某的父母，花了两年时间感化康某父亲，最终从康某父亲手里拿到了判决书。很难想象，如果康某父亲不拿出判决，案子将会走向何处？

今日刚刚平反的江西乐平奸杀案，在疑似“真凶”方林崽归案后，为了争取阅卷权，2015年5月，代理律师们连续19日在江西高院门口举牌抗争。时间又过去两月，江西高院最终做出了决定复查乐平奸杀疑案这一决定。而举牌律师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代理律师之一的张维玉即被山东省律协予以公开谴责。

不管判决书也好，阅卷权也罢，这原本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中国式冤案最揪心之处在于，背后总有无形的力量在阻挠着平反。所以对于聂树斌案，有人评论说，最大的转机或者说功臣不是最先报道一案两凶的马云龙，不是良心警察郑成月，不是代理律师李树亭，甚至也不是那个恶贯满盈但坚守住了人生最后的气节，一口赢定自己就是真凶的王书金，而是那个名叫张越的人倒台了。换句话来说，如果曾经的河北政法王仍在台上，即使再扯破喉咙呐喊，最大的可能仍然是虚无。

这一切，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无物之阵——满腔怒火却找不到敌人，双拳挥舞却找不到对手。这又像卡夫卡代表作《城堡》所描述的那样——在森严的行政当局面前，在极度官僚主义和窒息人的社会关系面前，在腐败的奥匈帝国统治下，普通人的普通愿望也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在层层机构的官僚作风下只得窒息而死。

对于乐平冤案，最悲凉的文字来自于朱明勇律师：“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律师团了。他们再江西高院门口19个日夜举牌、点蜡烛、唱歌。就是为了能阅卷。现在司法部发布一系列文件收拾律师，不要说举牌、点蜡烛，就连研讨会、公开信都被视为罪大恶极。以后谁有冤案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想办法了。”

可以预料，伴随着乐平奸杀案平反，又有一大批有关司法进步、司法自信的文章将出炉。

这很好，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