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 李鸿宾 | 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
1960年生于吉林长春。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读书并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理事，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等。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古民族关系史（含长城学）等领域的研究。
[摘要] 本文选择兼跨长城南北的唐前期（50余年）做样例，旨在分析以汉人为主体建构的政权超越农耕区而进入草原所受到的限制及其因缘，以此表明农耕王朝兼跨的局限乃在于自身的生计方式与草原游牧生计存在着难以兼容的张力。凭借军事与行政手段突入草原的王朝虽有政治的拓展能力，但如何有效地将迥然有别的游牧与农耕生计为依托的群体共融在一个政权体内，虽然耗费了唐朝历代统治集团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但终究以彼此的分隔而结局。此种衍化的路径似乎暗示出仅凭“纯粹”的农耕王朝的努力尚不足以跨越南北兼跨的障碍。此后的历程表明，完成这个任务的，则落在了源自中原周边尤其北方的政治势力及其含括中原模式而南北兼容的王朝（譬如元、清）肩上，然而这种政治体同样面临着内部诸种势力与群体间的磨合张力。如何有效地化解其张力，亦构成了中国从古典王朝迈向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唐朝前期（50余年） 兼跨长城南北 张力 蕴意 影响与限域
唐朝的建国，如果从欧亚大陆整体角度考虑，应当是雅斯贝斯“轴心时代”映现的强权势力崛起所带动的从古代衍化进入中世纪之诸政权当中的雄踞亚洲大陆东部的一个支轴。这个支轴显示出来的意义是它的控制幅度及其背后映现的观念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耕作地区，还跨越草原，形成了汉人王朝发展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例。至少以往历史进程中提供的案例使我们几乎不加思考地就能辨认出：汉人构建的王朝，不论是此前的秦汉，还是后来的宋明，其政治体的规模和控幅能力，均未能超越农业这一与汉人耕作构成“天然”关系的界度，虽然秦始皇、汉武帝旨在向周边开拓所作的尝试也曾数度突破了农耕地域。唐朝在这个方面的成功，使它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国家王朝踏上了兼跨南北的帝国系列。本文以此为例，在探讨这种局面如何形成的同时，更关注其存续之后局面的失控及其因缘所在。
局面形成的条件
唐朝之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系其在中国历史中大一统王朝构建的突出成就所致。与欧洲分化的政治体、即使帝国的掌控下仍旧遮盖不住其分权导致的“四分五裂”的情形相对应的是，在这个“统一”超越一切意识形态主宰下的诉求中，唐朝无疑是值得炫耀的辉煌盛世，而这个盛世并非如同蒙元和满清那般由周边的非汉族群所建立。那么唐朝是如何构建、其构建为什么要超逾农耕地域而其观念又是如何衍生的呢？
余英时在谈论汉代社会中汉人与胡人的贸易时采用了贸易与扩张的词汇描述内外关系。在他的分析中，汉代中国起自中原的局面会随其发展而改变，通过向周边辐射的方式而逾出中原。但它发展的结果也促进了中原周围势力的崛起，譬如五胡十六国的出现，有如5世纪中叶哥特人征服西罗马帝国一样，对中原造成的震荡也十分突出。这个分析对我们的研究不啻是一个有用的参考。
如果说继承秦朝的两汉王朝是中国传统王朝构建中的一个凸显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则是汉人为主体的王朝基本限定在农耕地域，它向周边非农耕（尤其北方草原）地带的拓进造成的冲击，亦为周边各种势力积聚力量而崛起提供了机会，譬如草原部落聚合而衍变成为匈奴帝国就是突出的事例。如此看，农耕地带秦汉王朝的崛起与草原匈奴游牧政权的建构，具有相互促进的制约关联。与大陆中西部稍有差别的是，东部地带南北建构的帝国规模巨大，这与农耕的广阔与草原无垠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南北帝国一旦形成，就宣告了对峙时代的开始，而南北王朝的建构不啻其内部关系的协调，也彼此渗透和影响。就此而言，汉末以来北方非汉人诸朝代的兴起即那些部落酋邦的政治体走向国家政权的建设，无疑不受到汉人王朝的强烈刺激。唐朝的建国及其观念意识的形成，应当是这种氛围影响的结果。
五胡十六国及随后北朝形成的过程，是东汉解体后重新出现的政治集团旨在建立国家而相互博弈链条中诸多环节的呈现。这些部族建构国家的过程，也是南北对峙和博弈造成的结果，只不过这些建设者已经转成了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势力。他们开启的建国道路，是将自身原有的游牧、半农半牧的元素与中原的传统文化进行整合，以胡汉双轨或分制的方式打造王朝，从而形成了融合南北机制的新型模式。这也是他们因应汉地并保持北方传统所作的尝试。但这些国家因族群人口少，力量薄弱，建构的政权涵盖幅度有限，最终形成了鲜卑拓跋部雄踞中国北方的北魏局面。但这已经耗尽了拓跋人的精力，以至于在魏孝文帝迎合中原汉人进行汉化的全面改制后出现了南北脱节，其政权以六镇起兵造反而瓦解。随后的东西二魏、周齐之间的抗衡兼并，虽激荡于北方内部，但它却为隋朝建构幅员广阔的王朝奠定了基础。而继承统合长江南北的唐朝，正是借助了北方胡汉整合的天下观与政权的建设，并与中原传统一体化王朝的理念融合，才不仅实现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帝国一统的局面，而且突破长城地带，直入草原。这后者局面的打破，正是北方游牧文化观念对唐朝统治集团形塑的结果。具体说，就是陈寅恪总结的宇文泰强化西魏抗衡东魏而打造的融胡汉为一家的关陇集团发展壮大并走向全国政权建设的呈现。谷川道雄曾说：
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的过程，它具体体现在北周吞并北齐→周隋革命→隋的南北统一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而直接成为这一政治统一进程起点的，则是北魏的内乱。内乱既是北魏式统一政治出现破绽，产生分裂的结果，同时也是历史归结于隋唐这样一个大统一时期的出发点。
作者将隋唐政治之本源归结为北魏的内乱所形塑的北方政治，这的确道出了6至7世纪初叶中国兼跨南北王朝发展脉络的特点。这个脉络如同学者们称谓的隋唐国家的“拓跋化”那样，旨在阐明唐朝北方文化血脉的遗存。看来，这个系统包括统治思想和意识观念，应该是促成李渊、李世民政治集团建构超越纯粹的农耕王朝的重要因素。《资治通鉴》在描述唐太宗与其他帝王对待周边势力的差别时特别强调的太宗的突出之处，即如他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如果没有这种依托北方脉络产生的意识，很难想象出唐朝立国后即做出超越中原而拓向四周的举措。当唐朝建国未稳、又面临东突厥军队频繁威胁之际，不论是高祖李渊还是太宗李世民，他们均拒绝修筑长城而隔绝彼此的建议，这里包藏的有朝一日突进草原的政治意图，不正是兼跨长城南北统合农耕游牧那种观念和意识的展现吗？
与此前五胡十六国北朝非汉系政治势力建构的政权之不同，隋尤其唐建构的南北统合的帝国，无论从地域规模还是族群囊括，均超越了其前辈的框架。但这也反过来证明那些前辈们也同样有着隋唐政治家们建构大型王朝的胸怀，譬如后赵的石勒就曾说出“朕遇（东汉）光武（帝），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这样的豪言壮语。在他的心目中，曹操、司马懿这类政治家踯躅于幅员寡小的地域之内，不足以展现他的宏伟志愿，他要与光武帝一比高低争雄天下。这种“霸占”全局的豪言透露出生发北部的羯人石勒一旦遭受大国气度的熏染，亦有问鼎天下雄壮心态的浮萌。只是这些北族政权的寡弱，终未成就大业而中途夭折，魏特夫遂将这类北族南下的政权视作“渗透型”王朝，意在其能量有限。
【注】（文章由作者提供，文章刊登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