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李勤璞 | 评“亚洲的中国”议题和四篇论文 | 自由微信

原创：李勤璞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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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璞

苏州大学中文系学士，西藏大学前助教和讲师，内蒙古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研究员。从事区域研究，具体是从西藏到新疆、内外蒙古、东北—西伯利亚、朝鲜半岛这半月形地区及其与中国中心地区的宗教、文化和权力关系。

四月号“亚洲的中国”专题下有四篇文章分别谈论中国西北民族自治区域、朝鲜半岛和日本对中国之历史关系或设想，背景是“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导致的亚洲新格局。诚然我国地理知识乃至解放后的行动上，“亚洲”是俨然存在的国际社会空间，设为议题非常寻常。

一、但就中国人的地理识觉而言，“天下”这个地理—文化空间才是真实的，古代境况是普天之下的“中国～四夷”。例如明清时代，皇帝在直辖区府县、土司和外藩施行政治和教化，更远的地区认作化外，以方位识别，要持久扩展教化使之文明化；中国的“中”字指中心、核心、精华。近代日本曾用亚洲这类字眼儿魅惑中国人以图奴役和掳掠，为此还造出“北亚世界”一类的词汇，但那可能无关中国人的行为逻辑，“亚洲”不是中国人的问题。

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注重交通基础设施，是在陆地、海上、空中和因特网上建立横跨欧亚大陆，与远方和沿途各地达成物品、信息等等互联互通，地域上正渐渐覆盖地球，没有推行中国教化（现称意识形态）的意图，甚至不以中国为空间的归宿，但仍能辨认出旧有天下观的逻辑。

二、古代中国，实行编户和礼教，从国际比较看来，近乎现代的国民国家，决不是现在人们宣称的自古以来、多民族国家。然而新完成政治一体化的地区，其文教中国化需要长久的功夫，有的始终没有完成。清代在西南土司推行教化的齐一，行动明快，但在西藏蒙古南疆诸外藩地区，因为交通通讯的困难和生计差异，一直延续明朝的做法，维系地方既有风俗以求无事。清末中国跟外国竞争中连续失败，变得衰弱无尊严，没有完成教化一致的西北边疆区离心离德；1900年开始新政以维系国家的存在，直到今天，尤其日本人侵华及投降以后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藏、蒙、疆、东北这四大内陆边疆区非汉族群某些成员迅速“民族化”，仰赖外国力量追求独立。

这就是作者乌拉特旗出身的宝力格建议在当代中国及其国民中，以族裔、文化和领土永久识别隔离的“内亚地区”。他还建议重新定义中国为中国与内亚的结合体，形成“与（中国）中心共同组成中国国内的天下体系”，永远作中国内部族性和文化上的他者。温习历史，民族身份及其地理领域化，泯除了居民对国家的政治—文化忠诚，阻止了国家文化的生成，客观上为分裂中国预设地步。

至于所说通往“外亚”的“内亚”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恰恰首先是改变西北地区的通讯、交通、教育文化的现状，使东西部减少差异；而近代以来中国的更新，主要依靠沿海地区发展出来的各种制度风习，戈壁驼队与现代国家间商贸、与马云的逻辑，性质不同。

三、宝力格的史论常常有具当代政治涵义的偏差。（1）他说20世纪前半叶中国既没有议定的国家形式，也没有议定的民族形式；1939-1940年间发生关于“中华民族”的争论，费孝通等的立场1949年被接受，中国承认了少数民族合法身份。史实是：民国的宪法和施政证明民国是国民国家；它也有“民族形式”：1936年宪法草案第五条“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1946年宪法第五条“中华民国各族一律平等”，第一六八条“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地位，应予以合法之保障，并于其地方自治事业，特别予以扶植。”

（2）他说“内蒙古和蒙古国曾同为一个政体，在20世纪才分异”。此语意不明。在清代先后纳入中国以后，内蒙古与外蒙古编制为盟、旗、部，各盟旗部分别直属于中央部院，彼此没有政治联系。

（3）他又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45年末，中华民国最终承认其独立后，将内蒙古托付给了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份政治信任铺平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道路，直至1962年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中国政府是在1946年1月5月公告外蒙古独立（旋于1953年2月25日废止这一决定）。外蒙古独立是由苏联人在雅尔塔会议及其以后的意志实现的，作为苏联人彻底的附庸，外蒙古不是商讨的一方，自然没有托付中共之事（沈志华2001《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オーフノイ·バトサイハン2006《モンゴル独立とИ.スターリン》；别洛夫、卢加宁2006《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蒙古问题的论点》；加加美光行2014《内蒙古蒙古人的咆哮——文化人类学者纳日碧力戈提出的“记忆共同体”》），进而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后来红色中国的友与仇，仅取决于苏联的意向。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文化纵横》2017年6月号页14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