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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百臣

汉族，1952年6月生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现任长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东北地方历史和区域经济政策。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的高句丽史研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旨在对这一过程在分期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回顾与评述。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中国  高句丽史研究  述评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变化。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作为史学分支的高句丽历史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从1978年开始学习历史，1982年涉足东北地方史研究，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学者共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千余篇，出版各类学术专著近百部，可谓成绩斐然。但是，其中坎坷颇多，只有亲临其境者方知个中滋味。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高句丽史研究的发展之路，是一段十分艰难却又不断前进的历程。回顾这段历史，无疑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开创未来。

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复兴期

（1980-1998）

高句丽史历来为中国史家所关注， 自《三国志》起，中国正史共有十二家为高句丽立传，为后人研究高句丽史提供了基本线索。唐朝之后，随着高句丽的灭亡， 人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日渐模糊，对高句丽史的研究也日渐淡化。清末民初，日本帝国主义为其侵略中国制造借口炮制了“东洋史学”，使高句丽史研究受到重视并开始政治化。这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警惕，他们为澄清历史真相、揭穿东洋史学派的谎言而奋起反击，从而使中国的高句丽史研究日趋复兴，其中尤以金毓黻的《东北通史》最具代表性。

新中国成立后加强了对全国各地文物古迹的保护，吉林、辽宁两省的文物工作者在上世纪50-70年代对高句丽相关遗址、遗迹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以后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许多这一时期参与调查、发掘的文博工作者日后都成为了高句丽研究的中坚力量。但必须指出的是，此一时期与考古工作呈现的“亮点”所不相适应的是，高句丽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却因一些非学术的原因一度被视为禁区而长期缺乏应有的学术探讨。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我国的学术空气和学术环境都有了较大的改善，高句丽历史研究一度沉寂的状况也渐渐有了改观。中国学者开始在好太王碑研究、相关文献考证、高句丽社会性质界定等方面重新参与到此前已在周边国家中进行的讨论中。一批重要的研究文章相继面世，这其中包括：杨通方的《隋书·东夷·高句丽传订误》（《朝鲜史通讯》1980年）；徐德源的《试论高句丽国家的社会性质》（《朝鲜史通讯》1980年第2期）；姜孟山的《论高句丽国家的社会性质》（《朝鲜史通讯》1981年第3期）； 顾铭学的《魏志·高句丽传考释》（上、下）（《学术研究丛刊》1981年第1、2期）、《〈三国史记〉与〈旧三国史〉和〈东明王篇〉》（《朝鲜史研究》1983年第5期）、《一份更为可靠的高句丽史料———关于 〈翰苑·蕃夷部〉注引〈高丽记〉佚文》（《学术研究丛刊》1986年第5期）；孙玉良的《高句丽社会性质浅析》（《博物馆研究》1984年第1期）；方起东等的《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第1期)；罗继祖的《辽东公孙氏联吴拒魏及其与高句丽的关系》（《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4期）；杨保隆的《各史〈高句丽传〉的几个问题辨析》（《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等文章。与众多研究文章相对应的是， 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如王健群的《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也相继出版。可以说，上述著作和文章的面世为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复兴拉开了序幕。

此后，中国高句丽史研究逐渐加快了步伐，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了这一行列，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主要对以下几个领域做出了有益的探讨：

(一)对高句丽社会性质的讨论

代表性的

观点主要有四种：

1.奴隶社会说。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赵秉新。他在《略论高句丽的社会性质》一文中认为：“高句丽也和其他民族一样，沿着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进入奴隶制社会。”

2.半奴隶半封建社会说。代表人物为孙玉良。他在《中国东北史》第一卷及一些论文中都阐述了这一观点。在《高句丽社会性质浅析》一文中，孙玉良认为：“高句丽奴隶制国家建立不久，便出现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萌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长期共存，并行发展，迟迟未能最终摆脱奴隶制统治，封建制始终未能最终确立，或者说，处于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状态。”

3.前奴隶制后封建制社会说。代表人物为王健群。他在《好太王碑研究》一书中提出：高句丽的诸多战争“主要的目的是占城、略地、掠人、夺物，是一种掠夺式的战争。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性质有关。综合各种资料分析，高句丽当时还处于发达的奴隶制阶段，充其量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时期。”并以好太王时期为分界线，以前为奴隶制，以后为封建制。

4.封建社会说。持此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德源、姜孟山等。徐德源在《试论高句丽国家的社会性质》一文中认为：高句丽是早期封建社会，从原始社会瓦解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姜孟山在《论高句丽国家的社会性质》一文中认为：高句丽是在古朝鲜奴隶制社会瓦解的基础上建立的封建社会。

(二)高句丽族源、族属问题

主要观点有五种：

1.高夷说。认为高句丽源自高夷。其代表性人物为刘子敏。他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高夷之名仅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高夷嗛羊者，羊而四角。’晋人孔晁注曰：‘高夷，东北夷高句丽。’孔晁是最早认为高句丽来源于高夷的学者。”“《王会篇》所载之古族，同高夷相关联的主要是发人、秽人、良夷、稷慎。”“到目前为止，许多人总将高夷同貊或秽貊混为一谈，但从《王会篇》的记载来看， 高夷同貊人、发人都是各自独立的古代民族。认清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考察高句丽的族源，是十分重要的。”

2.秽貊说。代表人物主要有张博泉、孙玉良。张博泉在其《东北地方史稿》一书中认为，“高句丽原是出自貊的”。“高句丽出自濊貊，亦即貊。唐礼言《梵语杂名（868）， 高句丽为‘Mukuri’， 音译为‘亩俱理’。《阙特勤碑文》作‘Bokli’（莫离）。《后汉书·东夷传》：‘句骊一名貊耳， 有别种， 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高句丽为貊，但也被称为濊”。孙玉良在《中国东北史》第一卷中认为，“高句丽是濊貊族的一支， 主要分布于浑江和鸭绿江流域”。“高句丽族与扶余族，是濊貊族系中分化出来的两个不同部族， 故史书中尝称高句丽为‘扶余别种’，并谓其‘言语法则多同’。濊族的主体部分原居于松花江和嫩江流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先接受和传播中原鼎鬲文化的原始民族。历史上所谓北夷高丽、橐离、索离、高夷、句丽等，这些相同的音称，即指扶余或高句丽的先世所建立的部落体。自濊人南下，与貊人融合之后，濊貊遂成两部之共称，而由扶余一支所建之高句丽也得称为貊人。”

3.夫余说。主要代表人物为王健群。他在《高句丽族属探源》一文中提出，“高句丽人来自夫余，夫余是肃慎系统的通古斯族，即后来的女真族。高句丽人也应该是肃慎人的后代， 与女真人同一族属。”

4.炎帝族系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李德山。他在《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一文中认为，“‘高句丽’一称，实际上是‘高莱’或‘介莱’的转写。‘高’为东夷族系中之高夷；‘莱’即东夷族系中之族称。高句丽民族，由高（介）、‘莱’即东夷族系中之族称。高句丽民族，由高（介）、莱两族的各一部分组成”。“介即我国上古之介族，姜姓，炎帝裔”。“莱亦即我国上古强族莱夷，……其为姜姓，炎帝裔”。“高句丽民族的主体即由同姓、同一族系的介莱两族所组成，高句丽王族以高为氏，也就是以介为氏，其族属当然为炎帝族系，或可称之为姜炎族系，民族的起源地本在我国东部的山东地区”。不仅如此，“高句丽王国周边各个民族或部落都是炎帝族系，皆由山东等地迁来。……被高句丽兼并的周边各族或部落，其实绝大部分是她的同族。”

5.商人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耿铁华。他在《〈高句丽族属探源〉驳议》一文中认为：“高句丽源出自商人，属五帝系统，龙之传人。”“高句丽民族从商人中分离出来，迁徙至浑江、鸭绿江流域，形成高句丽民族。在历史上，与北方的夫余、秽族、貊族杂处，被中原史家统称之谓貊。这样，就把高句丽民族称作秽貊系统的成员之一了， 其实高句丽民族是自有渊源。”

(三)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问题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本时期高句丽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孙玉良和刘子敏。孙玉良在其与李殿福合著的《高句丽简史》中提出：“高句丽政权起于汉玄菟郡境内， 因而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原具有种种因缘。随着高句丽政权的发展壮大，同中原交往的增多，各种矛盾也相继出现，其中还包括同中国北方一些民族政权的纠葛。而这些矛盾和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又始终表现为中国各民族间的内部矛盾与斗争，在长达七百余年间，不论中原政权如何变换，高句丽都未能同中原政权彻底脱离隶属关系， 始终是在中原诸政权的统辖之下，成为中国北方民族割据政权之一。”刘子敏在《古代高句丽同中原王朝的关系》一文中认为：“高句丽的先人高夷是生活于我国浑江流域的一个古民族，在西周初期曾是周天子的‘北土’，至战国时期燕昭王建立辽东郡之后， 又并入了辽东郡的辖区，直至汉昭帝调整东北郡县之时，作为高夷人的后裔高句丽族的聚居地的今浑江流域，才在公元前75年划归于徙置的玄菟郡管辖。事实证明， 高句丽及其先人高夷同古朝鲜从未有过什么从属的关系，高句丽曾为古朝鲜‘侯国’的说法，乃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至于后来朱蒙建国，地方割据政权逐渐形成， 并在南北朝时期彻底摆脱了中国郡县的管辖，其独立成份大大增多，但在政治上依旧臣服于中原王朝。及至隋唐时期，由于高句丽的统治者欲使这种臣属关系名存实亡，便引发了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战争，最终导致了高句丽的灭亡，分裂出去的高句丽统治区，又重新回到统一的大家庭之中。

本时期多数中国学者对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的认识基本达成共识，即高句丽政权是中原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一认识修正了此前一段时间内存在的高句丽政权与中原王朝无关的观点，并对中原王朝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是历史上中国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的观点提出批驳，起到了澄清史实、还原历史的作用。

(四)好太王碑及相关问题研究

好太王碑自清末被发现以来，一直为国内外研究者所瞩目。有关碑文文字的隶定、碑文所涉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碑文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性质、碑文所涉的古代地名、碑文拓本等问题日后都长期成为东亚国家的学术热点，并因不断变换的形势而掺杂进各种非学术的因素。我国的好太王碑研究，最早始于一批金石学者，如郑文焯、陆心源、吴国光等，随后一些兼治文史的大家如罗振玉、金毓黻、刘节等参与进来，赋予了好太王碑研究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又掀起了一个“好太王碑”研究的热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健群的《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朴真奭的《好太王碑与古代朝日关系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高句丽好太王碑研究》（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96年版），耿铁华的《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从历史时空看，这次研究热潮既是对我国以往好太王碑研究的接续，又是对上世纪50-70年代国外相关研究的回应，在这种接续与回应中更是开创了我国好太王碑研究的新气象、新局面。

总体上看， 本时期影响较大的历史类著作主要有李殿福、孙玉良的《高句丽简史》（韩国三省出版社，1990年版），刘子敏的《高句丽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者为国内学界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高句丽历史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吸收、分析当时高句丽研究成果的同时，明确阐述了中国学者关于高句丽史的观点。后者则对高句丽的族源、族属、社会性质、早期历史及高句丽五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考古类的著作主要有王健群的《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魏存成的《高句丽考古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耿铁华的《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博泉、魏存成的《东北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文献资料类著作主要有孙进己、郭守信主编的《东北文史资料丛编》（辽沈书社1989-1990年陆续出版），杨春吉、耿铁华、倪军民主编的《高句丽史籍会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孙进己、孙海主编的《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著作在古文献整理、今人研究成果辑录等方面为以后高句丽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此外，我国学者还在高句丽文化、民俗、疆域、法制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进一步拓展了高句丽史研究的内容。

本时期中国的高句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首先是形成了一支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队伍，在历史研究方面有张博泉、孙玉良、顾铭学、孙进己、刘子敏、耿铁华等，考古研究方面有王健群、方起东、李健才、魏存成、李殿福、王绵厚、耿铁华等。其次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科研成果，对高句丽史的诸多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初步建立起了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新体系。同时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加入到高句丽研究的行列当中，为高句丽研究日后更深入地开展在诸多方面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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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东北史地》200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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