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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书仁

1954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东北史、中朝（韩）关系史。

摘要：1621年，后金进入辽东地区后，辽东政局迅速恶化，在明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过程中，朝鲜的战略地位越发重要。天启三年，朝鲜李倧夺得王位，急忙遣使请求册封，而明廷一些官员由于对辽东政局的恶化及朝鲜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单纯强调李倧废光海君自立为王，“所当声罪致讨”。后虽经朝鲜使臣大肆贿赂，明廷才准予派使前往朝鲜举行封典，而所派册封诏使却借出使之机大肆敛财，不仅给朝鲜带来严重的灾难，更给两国关系带来恶劣的影响。

关键词：天启  朝鲜  封典  两国关系

在前近代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制中，属国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册封关系，即朝鲜新国王继位，须经明廷遣使前往朝鲜举行封典后，国王的继位才具有合法性。本文拟以朝鲜国王李倧请求“封典”为中心，围绕李倧继位后两次遣使赴明请封、明诏使借赴朝举行封典之机大肆敛财以及毛文龙恃“请封”之功控制与扰害朝鲜等史实，探讨天启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

李倧即位两次遣使赴明请封

天启三年(1623) 三月十二日，朝鲜绫阳君李倧联合文武政要发动政变，废黜其叔光海君，夺取王位。李倧即位伊始，为表明其对明朝之忠诚及即位的合法性，于同年四月，命韩平君李庆全、同知中枢府事尹暄、书状官李民宬为奏请使，赴明京师，向明廷奏报，请求册封。当时，后金已占据辽东，中朝陆路贡道阻断，使臣往来只能经由海路。八月，朝鲜奏请使到达北京。

四月中旬，明廷得知李倧夺取王位的消息，朝廷舆论大哗。一些朝臣以为，李倧的所为是“以臣篡君，以侄废伯”，天朝应予“声罪致讨，以振王纲”。八月，明廷得到奏请使李庆全和毛文龙的奏报后，对李倧继位真相才有所了解。明廷基于毛文龙奏报中言及光海君有“通奴( 指努尔哈赤—引者) 之情”，而李倧继位后“一心中国”的考虑，决定先承认李倧的王位继承，适当时机再派诏使前往朝鲜举行册封典礼。

天启四年四月，奏请使李庆全等带回明廷承认李倧为朝鲜国王的诏书。按惯例朝鲜新国王继位，明廷都派使臣携带诏书前往朝鲜举行册封典礼，唯独这次未派诏使出使，只是在诏书最后云：“俟东事稍平，査照旧例，仍遣勋戚重臣，持捧节册，完此封典。”对于明廷采取先承认李倧继位，然后再派使举行封典的做法，朝鲜大为不解，认为：“二百年流来旧规，必遣诏使，即颁诰命、冕服，而独于此封典，分为两件事，非徒小邦听闻疑怪，有违天朝列圣之典礼。”因此，李倧不得不再次派使臣前往北京向明廷奏请尽快派使完成对其封典大礼。

朝鲜第二次所派奏请使，由汉城府判尹李德泂为正使，洪翼汉为书状官。天启四年( 仁祖二年)七月三日，受命辞朝，八月四日，至宣川宣沙浦，乘船出洋，中经椴岛，十月十三日到达北京。奏请使到达北京后，便开始大肆进行活动。明代，朝鲜使臣到达京师后，通常于翌日前往礼部主客清吏司呈送所进文书( 奏文或咨文) 。文书需经礼部议覆后，转送内阁票拟，再呈送皇帝御览，经皇帝朱批，发送到相关部门处理。朝鲜文书何时议覆，是否议覆，议覆后何时转内阁，礼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礼部官员在议覆朝鲜文书的过程中，无论所请之事大小，索贿已成为潜规则。书状官洪翼汉在日记中载: 明朝官员“刻求银、参，一则曰容钱，二则曰喜钱。容者，先容图事之云也; 喜者，报喜竣事之云也”。礼部官员抓住奏请使希望早日得到礼部议覆的心理，每天都来会同馆索要“求图事容钱”，并以“今明科官当抄送奏本，而但容钱甚些小，势难率易为之”相要挟，“需索之物，罔有纪极”。

十月二十八日，明廷对李倧封典一事进行讨论。礼科左给事中刘懋不同意派使举行封典，其云: “朝鲜册礼，不为准许于上年，诸公未晓其意耶? ……朝议已定，岂可容易许之。”而礼部右给事中顾其仁则认为，朝廷应尽快派使前往朝鲜举行封典。他说: “陪臣万里跨海再使来请，今若不许，必令复至。……其妨害于辽事者，安保其必无也。”朝中大臣皆以为顾其仁所言为是，建议即日抄送礼部，待礼部议覆。然而，礼部议覆，久无声息，使臣在焦急等待，“不胜忧惫”。十一月二十二日，使臣得知礼部尚书林尧俞坐堂，便赴礼部呈请。林尧俞云: 该国李倧继位，朝廷上年已承认，至于遣使封典，“当待辽路平定，然后另遣诏使，以准封典”，且不耐烦地说: 此事“朝议已完了，尔等奚来更烦?”朝鲜使臣只好告退，封典之事陷入僵局。

正当使臣焦急等待之时，“适毛文龙将诰命事奏本入来”。天启帝阅后，即刻下旨: “朝鲜国王诏册、冕服，著照例颁赐，差遣官员议妥具奏。”十二月二十九日，官员张国禄来会同馆报云: “天子特遣内官监管文书太监王敏政、忠勇营副提督御马监太监胡良辅二人，前去朝鲜册封。”使臣半信半疑，急令通事等询问国禄: “圣旨时未下阁部，尔何从而得知?”国禄答: “我们二子一婿，服事内监，故已详知。”果然，天启五年二月二十日，明廷正式下令派遣内官王敏政、胡良辅为诏使出使朝鲜。至此，朝鲜使臣完成了奏请封典的使命，于是年二月二十五日踏上归国之程。

明诏使借赴朝封典大肆敛财

天启五年二月二十日，明廷令王敏政、胡良辅为册封诏使出使朝鲜。按理，册封诏使例由科道翰林官员中选派。当时，中朝贡路陆路阻断，两国使臣往来只能走海路，海路风涛凶险，多发生海难，故“浮海之行，人皆厌惮”。而王敏政、胡良辅“非但亲昵于魏太监，最宠于皇上，故特以内旨差出”。他们深知出使朝鲜大有好处可捞，为“谋填沟壑，极力图差”，甚至不惜大肆贿赂，才得以出使。天启帝颇知其出使的居心，临行前，特赐帑银三千两，并反复叮嘱“往来盘缠，教此足矣，前往朝鲜，慎勿多带跟随家丁，且毋或要索银参，如有( 违) 方命，则当绳以重律不饶”，二人始“闻天语丁宁，教旨严切，颇有悔恨之心”。然而，当他们一踏入朝鲜的土地，贪欲的驱使，对天启皇帝的叮咛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朝鲜方面得到明廷派诏使前来举行封典的消息后，认为: “今此册封，钦赐诰命、冕服，实一国莫大之庆。”为了接待好诏使，李倧“令政院检饰接待诸事，且令三道监司修造官舍以待”，并令兵曹判书金尚容为远接使。远接使，专门负责接待明朝使臣往来之官职。对于该官职的人选，朝鲜历来十分重视，“自祖宗朝，凡遇朝廷使臣之来，必极择有才具物望者，以充其选”。按理受此重任，应感到是种殊荣。然而，金尚容却“不胜惊惧之至”，竟上疏请求“亟命改差”，理由是“臣素无才具，思虑短浅，处事措画，动被龃龉之诮”，其深层的原因为“盖太监之行，其接待酬应之间，少拂其意，则其生嗔作怒，致损国家体面者，有不可胜言。……膺授是任，犹恐不能副圣明抡拣之盛意”。李倧未予允准。明内官诏使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的形象由此而知。

两诏使离京后，四月十二日到达登州，由登州经椴岛，代表朝廷赏赐毛文龙。远接使金尚容奉命前往椴岛迎接，临行前，李倧吩咐其云:“卿今下去，凡事想必善为旋”，“初头善待，然后终可以无事矣”。金尚容忧心忡忡地说: “今日中朝人，异于古昔，虽曰学士，尚鲜廉洁之人，况太监乎? 闻上天使，以在丧之人，不辞奉使云，其将来征索贪婪之状，灼然可见。”果不出其所言，四月二十三日，据金尚容奏报: 诏使所带头目、员役极多，所带货物竟达130余柜，其中仅头目竟达140余名，这些“头目”多为前来牟利的商人。至于诏使所带员役之数，从“北京离发者，已至三百七十余员，中路加带率各衙门差人及买头等随来者，难定其数，计将过六七百人”。当初，金尚容预计诏使所带头目至多50人，而今诏使所带来者，不啻数倍。为此，他预感到，这次诏使之行需索财物，“必无纪极，凡百杂物，不可不加备”。

五月十一日，两诏使从椴岛下陆，前往朝鲜京城。中经定州、安州、平壤、黄州、开城等地，“征索之弊，罔有纪极，一路荡残”。户曹官员在奏报中云:

( 诏使柜中) 所盛之物，皆是发卖之货，而金珠居多云。信如斯言，则虽积巨万银、参难充溪壑之欲，万一非理求索，抑勒换卖，无穷无尽，而臣曹见储银、参罄竭用下，无以应副，则伊时闷迫难处之患，有不胜言，而其为辱国，为如何哉?

李倧得报后，急召大臣商议对策，决定征收百官品银、坊民户银，以应付诏使的需索。六月一日，诏使到开城，“名以开读礼，征索不已，赠银一万二千两，犹有不满之意，傧使约以到京添给”。

六月三日，两诏使到达王京，李倧率百官出郊外迎接，在慕华馆举行迎诏敕仪式，当天于仁政殿举行册封典礼。敕书曰：

谕署朝鲜国事李【讳】，该昭敬王妃金氏奏: 尔叔李珲以不德，自绝于国，臣民系心，伦序相应，实在尔【讳】。总兵官毛文龙复为代请，兹特遣太监王敏政、胡良辅等赍诏，示尔国人，封尔为朝鲜国王，并封尔妻韩氏为王妃，特颁赐尔及妃诰命、冕服、冠、彩币等件，王其祗承，无替朕命。

至此，明廷正式完成了对李倧的国王册封典礼。

两诏使完成封典活动后，便开始大肆敛财。诏使入居南别宫后，朝鲜设置迎接天使都监，专门负责接待明使日常起居。于是，诏使便迫使都监官员向朝鲜各衙门派送礼单，“每于送礼单之后，督受回谢，必倍本价，有若商贾之争利者然”。诏使为了“欲取回谢之物”，竟然连大妃殿(李倧祖父，宣祖国王大妃) 也送去礼单。议政院认为： “诏使送礼单于大妃殿，事异常规，请令礼官定夺。”礼曹回启：“此事，非但有违前例，于礼亦无所据，请令馆伴，善为周旋，使自持还。”馆伴李廷龟遂派译官张礼忠前往南别宫，向诏使“措辞陈辨，诏使终不听”，无奈之下，李倧只好令户曹备送回礼。诏使礼单所送之物多为些微小物品。如远接使金尚容因其官品高，诏使所送“物目数三件，比他稍优”。送给国王李倧的礼物也不过是一把弓矢而已，胡良辅故弄玄虚地说: “昨见国王陪从小宦所持弓矢，甚不华美，兹送弓矢，此乃皇上所赐。”都承旨金尚宪提醒李倧说: “胡天使曾送弓矢，此虽些少微物，而胡之为人，计较毫厘，其心不无所望，或以武备中某物件，另致谢意。”果然，胡良辅立即向李倧索要上等倭环刀二把，李倧颇有难处地说：“此物，本非我国所产，而贸得于他国，故皆不堪用，虽尽心觅得，必不合大人之意，然当更觅以呈。”胡良辅听后，连声称谢。这样，两诏使通过“回礼银”的方式大肆敛财，“每日勒捧银子一万两、人参二百斤”，由其家丁党至孝负责盘点，直至“五更始就寝”，所收“回礼银、参等物，不可胜数”。

两诏使以天朝使者自居，大肆敛财，私欲稍得不到满足，就淫威大发。六月四日，李倧为诏使举行下马宴。席间，官员呈上礼单，副使胡良辅看后，“怒礼单薄略，踏破宴膳”，拂袖而去，李倧急忙派遣礼曹判书吴允谦“往解其怒”。翌日，“优备银、参等物，名之曰别礼单，呈于诏使，犹不快解其怒”。诏使闭门谢客，“相臣以下朝暮踵门，而托以暑病，终不见面”，私下却指使家丁“征索杂物，罔有纪极”。两诏使还以“怒赠物薄略，将欲发还”相恐吓，李倧立即遣都承旨金尚宪携译官往南别宫请留。胡良辅当众“面责译官，多发不逊之言，云：‘俺是内官，当行无知之事，且以此语，回告国王’”。而正使王敏政在傍却一言不发，胡良辅怒谓其曰： “公何无征督之言耶?”王敏政答： “吾本口吃，未及发语，公先言之，吾以是默然。”王敏政表面看似“为人醇谨，越海以来，不一生怒，无一求请，此是可取人也”。其心灵深处，为人奸诈，虽“无一言及于征求，而受所赠，与副使无异”。

为解两诏使之怒，李倧再次派知事金荩国请留，“又送别礼单银子一万七千两于诏使，他物称是”，而诏使“犹不解怒”，并出示牌文云： “多谢国王厚意，但钦限已迫，不敢迟悮。”后，李倧又几次遣重臣请留，诏使则云： “国王若送请留礼单，则当勉从。”可见，诏使是“外示欲去之色”，实则“以为征银之计”。诏使所称“请留礼单”，为他们在京城滞留期间，每日责令朝鲜支给的坐支银。所谓“坐支者，乃是留日折银之谓也”，每日纳1450两。按牌文规定，诏使的滞留时间，为六月三日至王京宣诏册封，十日启程回国。这样每位诏使一日“坐支银一千四百五十两，限八日都合计给”，共为11600两。户曹以为，此事“非但事极无理，该曹所储，万无应副之理”，不予允诺。诏使遂淫威大发，将户曹官员“拘于馆内，有若幽絷者然，极为骇痛”。对此，承旨全湜气愤地说：“盖今番天使所为，则前古所未有之变也。虽使银、参如泥如沙，岂有不竭之理乎?”无奈之下，李倧只好作为“别求情”特例予以允准。

这样一来，两诏使更加变本加厉，以“别求情”的名义大肆索要财物。求请之物中，有虎皮、豹皮、鹿皮、大倭刀、小倭刀、白苎布、彩花席、弓子、银妆刀、锡妆刀等。求情之物，极其浩大。据户曹状启云：

虎皮一百张内，已给五十四张; 豹皮一百张、鹿皮一百张、大倭刀一百口、小倭刀一百口、白苎布二百疋、彩花席一百立、弓子一百张，则已为准给; 银妆刀二百柄内，三十柄已给。……锡妆刀四百柄内，已给二百柄，未给二百柄，此则旬日之内，决难造作。

求请之物中，最难得者为海狗肾。海狗肾为稀有的滋补品，“产出于北海，道里辽远”，现派人前往江原、咸镜等地沿海捕捞，“其事势必不能及，而徒贻民弊”。迎接都监官员在奏请中言： “京中两医司，亦必有之……姑令医司，为先觅定，勿为卜定于外方，何如?”李倧阅后，下旨： “内局所储，亦为给之”。好不容易觅得25只海狗肾，诏使却认为，所进海狗肾是假的，“令改备以纳”，任凭官员百般解释，犹不相信。为此，李倧只好令平市署广加觅得，然而，平市署“虽加严督，市人等以为，一死之外，更无觅得之路”。

两诏使并不以此为满足，还率同“头目”从事贸易活动。诏使借封典之机，所带头目100多人。这些“头目”，多为从事贸易的商人，他们所带贸易之货多达130余柜，“所盛之物，皆是发卖之货”。诏使从椴岛下陆后，前往王京途中，“于平壤、黄州、松都等处，留置物货，以为发卖之地”，这些货物“独责于市民”。可见，这种贸易纯属诏使强加给朝鲜的一种不平等的贸易。诏使在“发卖”这些货物时，强迫朝鲜市民高价买入。如龙脑一两，竟高达十七两银子。在京城期间，诏使“欲以银子五千两，换取人参五百斤”，户曹判书沈悦委派开城府换给，开城留守闵圣征只好“逐户勒收”，市民无参可换，结果“囚系满狱，怨呼彻天”。待两诏使回国经开城，“枰纳人参五百斤”后，即令译官张礼忠语之曰： “前日在王京时，凡所换贸之物，皆交还原银，可见国王敬客之意也。今到此处，无意交还，不还原银，则是以天使为买卖人也”，强行勒回所换人参的银两。这种变相的抢夺，使开城“一府之人，号哭道上，曰：‘岂意中原，有此大贼’云”。

更有甚者，两诏使所带头目等，竟然将所穿的弊衣、破靴，甚至战带、战笠等都作为发卖物品，“折价至重，其数通共五、六千两”，强迫市民高价购买。户曹以为： “头目等弊衣、破靴，皆为发卖者，则又是无理之甚，决难一一曲从，以开后弊。”而头目等利令智昏，照卖无误，市民“以死争之，期减其价”，“呼冤齐诉，不忍见闻”。

这种强迫性的贸易，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诏使的强烈不满，甚至大打出手。诏使回国途经黄州，“出给真珠二百个，使之折银三千两”，黄州道监司以“诏使令折银，厥数甚多”，一时难以完成，诏使顿时勃然大怒，“放其头目，乱打守令及下人”，造成“黄海一境，萧然若经兵火”。

以上，两诏使从五月十一日，从椴岛下陆，六月三日至王京，十三日离开王京，至二十四日到椴岛附近蛇浦上船回国。在朝鲜境内约四十余日，朝鲜如同经历一场劫难，“所用银子十万七千余两，人参二千一百余斤”。其他各种需索之物，极其浩大。如“豹皮、大鹿皮二百余张、白纸一万六百卷、雨笼一千八百，而其余虎皮、扇子、油芚、雪花纸、䌷纻等物，虽无现出数字，大概可以类推而知之”。这笔巨大支出，给朝鲜带来沉重的灾难。正如远接使金尚容所言：臣今番接待诏使往还，“一路被侵，用银之数，甚为浩繁……今经此行，一路荡然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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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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