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林建华 | 论海洋政治意识的认知及其作用 | 自由微信

原创：林建华 2018-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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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华

黑龙江肇东市人，1965年4月出生，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黑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海洋政治。

摘要：海洋政治意识是海洋意识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有学者由于对海洋政治认识的粗浅导致了在海洋政治意识类型划分上的模糊与混淆，由此他们在划分内容上互相包含、重复，而且概念的内涵外延也不尽一致。实际上，海洋政治意识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的本质决定的，海洋政治意识应该包括海洋崛起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战略意识和海洋参与意识，海洋政治意识的认知能够促进海洋政治意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够提升全社会对海洋政治意识功能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奠定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海洋意识海洋政治海洋强国

海洋政治意识是海洋意识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概念是思考的工具，概念的界定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与理解现实。海洋政治意识的界定是要在描述的基础上对现象和事实做进一步的阐释与说明，以便明确海洋政治意识的研究对于相关理论与现实的重要意义。

海洋政治意识辨析的价值

海洋意识逻辑的起点是人海关系的发生与互动，确切地说，海洋意识就是人类社会在长期海洋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海洋在人类社会中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性的总体认识和反映，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海洋认识和利用的渐进过程，决定了国家海洋开发政策确立和海洋战略的选择。

在15世纪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还局限于“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即使是在西方，对海洋的认识也只局限于地中海世界，因此才把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Mediterranean Sea）”。但在15世纪后，以葡萄牙、西班牙为先行者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浩瀚的海洋把地球联为了一体，在世界历史时代来临的时刻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海洋政治，率先走向海洋的国家纷纷成长壮大，崛起的海洋强国先后成为了世界霸主，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海洋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尽管海洋政治从1500年前就已经开始，但对海洋政治的系统研究则是刚刚开始。在国内，关于“海洋政治”和“海洋政治意识”的认识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不多，且大同小异。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为海洋政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围绕海洋权力、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与协调合作等所有政治活动的总和。”类似的界定有“海洋政治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围绕着特定的海洋利益，通过夺取或者运用海洋权力来维护和实现本国或本地区海洋利益，处理和协调与特定海洋利益相关的一种社会关系。”还有观点认为海洋政治“是海洋社会的权力指向，即世界海洋国家之间有关海洋权益的决策及执行并相互影响的政治活动的总和。”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海洋政治“是以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海洋战略策略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政府为主导，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为背景，对海洋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历史、文化和外交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一门学问。”这种界定不仅有以概念界定概念之嫌，而且把“海洋政治”基本上等同于了“海洋政治学”。

正是对海洋政治认识的模糊才导致了在海洋政治意识类型划分上的混淆，比如说认为“海洋政治方面包括海洋国土与权利意识、国家安全意识、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海洋权益安全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政治意识、海洋国防意识、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主权意识等不同称谓。”这种类型划分不仅内容上互相包含、重复，而且概念的内涵外延也不一致，还有的研究把“海洋权益”与海洋政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相并列，导致概念上的不均等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把“海洋意识”等同于“海洋观”，认为“海洋观即海洋意识”，全面完整的海洋观主要应该包括3个方面的内涵，即“第一,海洋国土观；第二，海洋国防观；第三，海洋权益观。”

在探讨海洋意识之前，有必要把“海洋权益”进行一下深入解析与明确，以便能够更好地澄清与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的区别。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海洋权益是海洋权利及有关海洋利益的总称，涵盖了与海洋相关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方面内容。国家海洋权益主要包含海洋政治权益、海洋经济权益、海洋科技权益、海洋安全权益等等，而海洋政治权益则是专指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海洋主权、海洋管辖权、海洋管制权等，这是海洋政治权益的核心。根据《联合国国际公约》的规定，全球海洋可以分为领海、毗连区、群岛水域、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等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水域，据此规定，全球36%的海洋和90%的海洋资源被纳入到了沿海国的管辖范围，约有1.09亿平方公里的近海被沿海国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等形式划分为管辖海域，从公海性质转化为沿海国的“蓝色国土”。由此可见，海洋国土观与海洋国防观是构成海洋政治权益观的主要内容，是包含在海洋权益观之中的，前文把这三者并列在一起的分类方法是不准确的。

毫无疑问，概念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起点，这就要求概念必须体现应有的严谨、规范和准确，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以之与他人沟通，形成共同的普遍意义，否则似是而非的概念不仅会造成认识的模糊，也会妨碍思想文化的传播。这也是本文要辨识海洋政治意识及其相关观念的意义所在。当然，概念的内涵与使用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损益，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与创新，这就要求要从动态中深刻把握海洋政治意识的本质。

海洋政治意识构成要素的分析

海洋政治意识是海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自身特定的内涵和属性。虽然海洋政治意识的内涵和属性受到人类对海洋各种认识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政治的本质决定，政治的本质影响和制约了海洋政治意识的特质。一般来说，政治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过程”。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相比，影响程度最深、影响面最广，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四大特征”。因此说，只有具备相应政治本质及其四大特征的海洋意识才能称为海洋政治意识，具体来说，海洋政治意识应该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海洋崛起意识

海洋崛起意识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借助和依托海洋成长为世界强国过程中对海洋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作用的强烈感受和深刻认识。近代海洋大国的成长与强盛无不是依托与利用海洋来实现的。从15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率先完成地理大发现开始，英国、荷兰、法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美国等列强先后走向海洋进行争霸，开启了近代殖民掠夺的历史。他们借助海洋通道，以殖民掠夺为直接动因，以海权争夺为主要手段，在全球主要资源产地和战略要地进行了多次海上战争，在扩大海外市场和海洋霸权的激烈争夺中，不断提升与强化了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德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创始人拉采尔也曾明确指出：“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清楚地指出了海洋与国家强盛的内在联系：“世界大势变迁, 国力盛衰强弱,常在于海而不在于陆。”

历史和事实永远是真理最有力的诠释者与检验者，15世纪以来的历史一再表明海洋与民族国家崛起的内在规律，向海则兴，背海则衰，海洋兴则国家强，海洋衰则国家弱。中华民族在漫长而又曲折的海洋发展进程中逐渐领悟到，凡是国家强大时就能够主动向海通商，以实现富国裕民，而在国家衰弱之时，则只好闭海锁国，以海为壑，期求自保。因此，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地走向海洋，开发、利用与经营好海洋。历史从来都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和软弱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必须要从海洋上崛起，树立明确而牢固的海洋崛起意识和切实可行的方法途径。

（二）海洋主权意识

海洋主权是伴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占有与瓜分而产生的概念，是国家主权在海洋方面的延伸与应用。海洋主权是在国家“管辖海域内所享有的领土主权、军事存在和活动权、行政权和司法管辖权、海洋资源开发权、海洋空间利用权、海洋污染管辖权以及海洋科学研究权等”。海洋主权意识的内容由多个方面构成，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

一是海洋国土意识。固定的领土是构成主权国家必不可少的要件，完整的国土概念是包括领土、领海和领空在内的立体空间。海洋国土是“海洋”与“国土”两个词组组成的新词，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被广泛使用的。“海洋国土”概念的出现不是出自某个人的意志，而是基于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以及全国人民对海洋认识的客观基础和历史渊源。此外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也为这个新概念的产生提供了国际法基础。

就沿海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的国土不仅包括陆地国土，而且也包括海洋国土。陆地国土也不完全专指土地，陆地上也有江、河、湖泊；而海洋国土也并不完全是海水，也有海床和底土，有岛屿和礁滩。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些不同类型的海域其法律地位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特点是均受沿海主权国家管辖并实施国内法。我国也可以划定近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构成我国的海洋国土，实际上，中国国土面积应为126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概念的提出可进一步唤起全民族的海洋观念，并更新人们长久以来只知道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的认识，纠正了长期以来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都不计入国土面积的认识误区。

二是海洋安全意识。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稳定和发展等一系列关键而重大的问题。简单地说，海洋安全意识就是指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海洋利益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与威胁，整个国家海洋利益处于自我强有力保障状态，在主观上没有担忧，在客观上处于良好状态的心理认知。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世界海洋安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世界和地区安全与全球海洋安全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海洋通道安全、岛屿主权归属与海洋污染防治、反海盗问题等日益突出，新旧矛盾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得世界海洋安全在激烈的变化中呈现出愈发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发展态势，各国对战略性资源的争夺可能把未来潜在的冲突不断推向沿海地带，“尤其是这些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咽喉要道、专属经济区，以及有争端的领土海域。”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维护陆上安全是国家关乎生存的根本所在，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维护国家海洋方面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也同样涉及到“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也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中国的海洋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与威胁日趋严重，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分裂中国，西方某些大国也试图抑制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被周边某些国家不断侵蚀，海洋维权任务非常艰巨。再有就是我国海军实力与世界强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突出表现为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原料供给与产品海外销售等随时面临着可能出现的威胁与挑战。

三是海洋秩序意识。海洋秩序主要是指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各民族国家为了争夺或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海洋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自15世纪以来，海洋政治世界就确立了大国主导的“强者立规，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的海洋秩序规则。世界海洋秩序最早就是在教皇的干预下，由当时的世界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海洋进行的分割，从而形成了海洋秩序的雏形——西葡并立的海洋霸权秩序。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中的成功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广泛兴趣，随之而来的英国、荷兰、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其他列强也在大力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积极参与海洋探险和海外拓殖活动，并逐渐参与到国际海洋秩序的构建中来，最终推动了国际海洋秩序的形成。

当然，任何秩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海洋秩序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秩序形态，总体上看，海洋硬实力的影响力呈现出了逐渐减小的趋势，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最主要的事实是，国家仍然是海洋秩序的最终保证者，国家的权力以及执行权力的意志被引入到了海洋秩序。从此，现代意义上的海洋秩序主要就是通过民族国家本身的行动来维护的，国家主权的互动是影响海洋秩序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当今世界还不存在全面的海洋秩序，但“放任自流和混乱状态已不复存在了。”

（三）海洋战略意识

军事上的“战略”一词来源于希腊。“战略”一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总体目标，包括政治目标”；二是“军事目标，包含军事力量和资源使用方式的综合规划的所有原则的总和。”海军战略是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但却是两个不同概念，海洋战略比海军战略的范围更广，它“是对政治行动的指令，以期在符合海洋政策的前提下实现一国的海上利益，是一国在战时、危机时期及和平时期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学者认为海洋战略则是“国家筹划与指导海洋方面各种事务的方略，是为获取和维护国家海洋方面的各种利益，而对国家海上各种力量的建设和运用进行的全局性筹划和指导。”海洋战略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容有：筹划和指导国家海洋政治事务、经济事务、海洋科技事务、军事事务、以及本国和友好国家海洋事务协作关系等。也有人认为，海洋战略“是由政府主导的、得到全社会认可和广泛参与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即以促进国家的崛起和兴盛为目标的向海洋发展的道路，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精神等国家发展的多个层面，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不同的学者尽管对海洋战略的界定略有不同，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海洋战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海洋把世界联为了一体，许多沿海国家的兴衰荣辱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 海洋实际上成了每个国家不得不面对战略重心和生存、安全、发展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虽然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海洋政治战略，但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会很平坦，中国还面临许多外部挑战和风险。我国面临的海洋问题是“史无前例的，既是我国纵向历史上来看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横向比较在世界上150多个涉海国家中最复杂的……实现海洋强国的过程对我国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艰巨的。”这种艰巨是“在陆地没有遇到过的”。因此中国必须切实制定符合时代和中国发展需要的海洋战略。

（四）海洋参与意识

政治参与是近代政治的概念，是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主要涉及谁来参与、参与什么以及怎样参与等问题。海洋参与意识则是关心、重视或与海洋利害关系密切的公民或团体以合法的、自愿的、主动的方式参加各种海洋活动或影响相关海洋公共政策制定的思想意愿，通常的海洋政治参与意识有直接性、公开性、主动性、合法性和均衡性等特点。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和开发利用的深入，涉海事务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狭小的沿海地带，越来越多的地区、团体和个人与涉海事务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环境保护、各种类型的海洋权益保护、沿海地区的对外交往、社会发展、安全稳定等诸多方面。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人海关系和谐发展引发的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海洋生态平衡和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综合协调统一管理等问题不仅涉及具体从事海洋活动的个人或团体，而且涉及到政府自身的涉海事务管理水平能力与提升，这些涉海事务的开展不仅需要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地引导和管理，也需要公民和团体“自下而上”地积极参与。因此，公众或相关团体的积极主动参与，不仅可以培养和提升人们的海洋参与意识，而且可以集思广益，提高海洋政策和项目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尤其是广泛听取沿海地区公众或团体的意见建议，是保证海洋政策与决策切实可行的民意基础。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海洋参与意识必须要具有国际视野。中国已经实现了外向型经济转型并完成了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了，因此，中国不仅要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而且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所以“增强海洋全球合作意识，加强海洋全球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海洋政治意识辨识的作用

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知识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简化现实的知识架构，正如地图能够指引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样，这种知识对于人们分析海洋政治意识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首先，促进了海洋政治意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海洋事业建设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在征服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海洋意识，尤其是海洋政治意识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与时俱进的海洋政治意识，在激烈的世界海洋政治竞争中必将会被时代所抛弃。因此，海洋政治意识及相关概念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迫切。

近年来，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加剧，海洋意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者的关注，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海洋意识的研究“从2003年到2013年的论文数量分别为10篇、21篇、32篇、53篇、50篇、64篇、88篇、77篇、116篇、150篇、147篇”。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出了明显上升趋势。但这些研究成果也有明显的缺陷，概括起来说就是海洋意识研究的理论创新能力不足，“以实证研究为主，缺乏理论建构。大多数论文围绕海洋意识的现状和提升海洋意识的策略展开，而这两方面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缺乏理论支持。”这就需要加强和深化海洋意识及海洋政治意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以便更好地适应现实与学术研究的需要。

其次，提升了全社会对海洋政治意识功能的认识。作为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海洋政治意识是团体成员共同拥有的海洋政治认知体系，有助于团体成员在海洋政治问题上达成认识上的一致与行动上的统一，并使全体成员确信群体海洋政治行动的合理、正义与应当。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海洋政治意识的有无与强弱，直接体现该民族和国家对海洋的认识、开发、保护的程度与水平。

虽然中华民族是历史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之一，但却并不完全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备的强烈而明确的海洋与海权意识。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现实条件等诸多原因，形成了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思想基调，虽然宋元时期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曾一度非常繁盛，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明代又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这并没有避免中国错失走向海洋的历史机遇。由于我国海洋意识的淡漠与走向海洋能力的弱化同时存在，其结果就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有海无防，海权丧失殆尽”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依然比较淡薄，提升全民族的海洋意识不仅迫切，而且艰难。

再次，奠定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基础。饱受海洋之苦的中华民族要想在21世纪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海洋强国的中国梦，就必须树立“积极主动、立体、全面、开放的海洋政治意识。”这既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向海洋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构成国家和民族海洋政策、海洋战略的内在支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作为一个只有24.41万平方公里的岛国，能够称霸世界海洋几个世纪、建立了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固然原因很多，但英国人的海洋意识在这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大的发展方向看，英国人所具有的海洋意识以及正确的海洋战略，乃至由此产生的主导英国国策的务实主义精神，对英国式的发展无疑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是成败的关键。海洋意识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石，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具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要成为世界海洋强国必须要培养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树立明确的海洋政治意识。作为后崛起的海洋国家要善于学习前人的经验和长处，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晋阳学刊》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