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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腾 201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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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腾

内蒙古锡林郭勒人,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摘要:大兴安岭东西两麓有众多小民族生存。这些民族文化与特定环境相互作用,在宏观尺度上形成文化区域,在微观尺度上则又与相邻的文化构成子文化区域。作为文化区域组分的这些文化能够产生新的文化特质,而支撑其共同文化倾向的则为宗教信仰上的共同基础。由此,各民族得以协调振荡,完整共存。

关键词:文化区域  大兴安岭  文化多样性  文化共存


问题的提起

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 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梅逊(Otis T.Mason) 的著作中,而英国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 爵士和法国的韦达·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 则是有关文化区域的最重要学者。这一概念原本是要将地球表面组织成可资分析和认识的区域单位,而后关注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影响的。而在人类学领域正式启用该概念的则是威斯勒(C.Wissler) ,他在其著作《美国的印第安人》中区分印第安的民族学标本时强调了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中,这一概念是指由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或共享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倾向的若干社会所构成的地理区域。文化领域的概念是为文化作静态的记述、分类的尝试,最初也是试图解读历史的。威斯勒的研究重心就在于此。他认为文化指标、要素密集分布的地方就是其开始扩散的中心,而相对稀薄、且有其他文化领域的要素混入倾向的则为文化区域的周边,以此便可重构无文字文化的历史。实际上这是文化圈学说的一个变种。文化圈理论涉及的是在过去形成而延续到现在的具有一定的安定性的文化复合,因而,文化圈也可视为文化层,它可以在相隔很远的不同地方出现。与此相对,文化区域则不能被视为文化层,同时它也只能存在于地域相互连接的整个区域,是为过去、现在的某一个特定时点的文化的空间分类,以及一个区域内诸要素在某个时点的特征;一些相互关联的文化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会产生新的文化组合,而此文化组合不是自其他地方传来的,而是就地产生的。正如克罗伯( A.L.Kroeber) 所指出的,文化领域是生活在特定区域人们的历史的最终结果,从功能上看是与那里的自然环境相互关联的。因而,文化区域的概念是比较现实的。如果以目前的民族志状况为基础设定了某一文化区域,那么就有可能为重新构建其过去的存在状况提供重要的线索。这种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一个个文化区域的作法虽然由于其某种程度的随意性而遭到批评,然而却仍然可作为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一概念的复苏,对全球化过程中文化演变问题的处理势必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及理论意义。而在复苏这一旧有概念的时候就很有必要就文化区域内各文化组分的存在机制这一重要问题通过实例加以进一步的确认。

本文认为文化区域内各文化在其“进入”这一区域以后,会产生适应该区域的新的特质,并且这种特质使得其中的各文化组分能够在保存自己的同时保护相邻的其他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大兴安岭地区又可看做一个文化区域,在该区域内分布着汉、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满、柯尔克孜等多个民族,这些民族的人口虽然相对稀少,然而每一个民族都能相对完好保存其语言和传统文化。其中突出者如满族,目前有会话能力的一些老人都生活在这一区域。可能正是由于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区域内,这些文化才新生了与其他文化共存的本领,在保护自文化的同时也保护了其他的文化。并且,这种时候,在这一文化区域的各文化,实际上与区域外的母体文化相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生态背景及人文状况

大兴安岭地区地形总体西高东低,山脉北段较宽,南段较窄。地势由西到东渐渐过渡。西坡向蒙古高原和缓倾斜,从森林过渡到草原,北段的针叶林在南段逐渐转变成阔叶林,点缀于林地之间的草场;而东坡则被嫩江及松花江的许多支流切割,较为陡峭,为东北平原——松嫩平原边缘地带,地形复杂,从山地到平原变化急促,异质化程度较高,能够满足需求不同生境生物的生存条件,因而野生动物丰富,有鹿、麋、貂、山兔及许多毛皮兽。从气候类型分,岭东区为季风气候区,岭西区为大陆气候区。从年降水量类型分,岭东区位于半湿润性气候,年降水量在500—800mm;岭西区为半干旱性气候,年降水量为300—500mm。年气候总特征为,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年温度差、日期温差大。植被分布依年降水量决定。岭东为半湿润地区,多分布为针叶林混交林;岭西为半干旱地区,多分布为半干旱草原。在这样一种多变的生态环境中,有满、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依据其生计活动的不同,生活在不同的生境中。

满族散居全国各地,以居住在辽宁省的为最多,其他散居在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等地的大、中城市。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满族全国人口有1068万,是仅次于壮族的中国第二大少数民族。满族人口虽然众多,然而现只有生活在大兴安岭东麓黑龙江省富裕县,以及黑河市爱辉镇的部分人口中还有人能讲满语。其他地方绝大多数满族人已通用汉语文。

鄂温克族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东西两麓以及森林深处,依据其方言特征、聚居领域以及历史来源等,可分为索伦鄂温克、通古斯鄂温克及使鹿鄂温克等三部,在中国属于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其总人口2000年时为30505人。该民族虽然人口相对较少,但三部分均各自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鄂温克族最大的聚居区是内蒙古鄂温克自治旗。该旗地处大兴安岭的五岭山区,既有天然牧场,也有森林和耕地。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各地区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聚居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讷河县的鄂温克族从事农业;居住在莫力达瓦旗、阿荣旗、扎兰屯市等地的鄂温克族则以半农半猎为生;而额尔古纳左旗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鄂温克族在停止其狩猎以后,目前从事驯鹿养殖业。

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布里亚特人陆续迁入中国境内,生活于大兴安岭西麓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锡尼河两岸,其人口有近8000人。在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虽为单独的民族,而在中国则被认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其语言也被认为蒙古语的一种方言。他们完整保持了一种有别于蒙古的语言、文化。其以乳酪业为主的定居畜牧业也与传统蒙古游牧具有不同的特征。

达斡尔族也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东西两麓,生活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扎兰屯市、阿荣旗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区、梅里斯区、富拉尔基区、龙江县、富裕县、嫩江县、爱辉县等,人口约13.2万。达斡尔人的先民曾分布于外兴安岭以南至黑龙江北岸的河谷地带。17世纪中叶以后逐步迁到嫩江流域、呼伦贝尔、爱辉及新疆等地。渔猎业是其传统的生计活动方式。南迁后农业发展。达斡尔人也很好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及传统文化。

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东北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市、莫力达瓦旗、阿荣旗,黑龙江省的塔河、呼玛、逊克、嘉荫县和黑河市。鄂伦春民族保有自己的语言,因无文字,一般通用汉语文,部分鄂伦春族使用蒙古文。传统上以狩猎为主,以采集和捕鱼为辅。20世纪50年代后,政府安排其走出森林从事农耕业。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鄂伦春族人口数为8196人。

柯尔克孜族在中国境内主要集中在新疆,而黑龙江省的柯尔克孜族,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 四月由叶尼塞河流域特斯河畔迁入到嫩江草原乌裕尔河边的齐齐哈尔地区,并编入满洲八旗,享受旗人待遇一直到清末。原本历史上就生活在阿尔泰山以北一带、叶尼塞河下游的柯尔克孜族,一直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东迁后,来到嫩江草原乌裕尔河岸边,仍然生产生活在蒙古人的包围之中,形成了柯尔克孜族语、蒙古语兼用的语言状态,并一直延续至今。到2002年,黑龙江省的柯尔克孜族人口已达1473人,其中齐齐哈尔市1332人,而仅富裕县就分布1155人。除在达斡尔满柯尔克孜族友谊乡五家子柯尔克孜民族村聚居的276人,聚居在七家子村的150人外,其余杂居于全县各地。其语言特征是保存了许多古代柯尔克孜语的词汇和语音特点,与仍然生活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后裔俄罗斯联邦哈卡斯共和国的哈卡斯人使用的哈卡斯语言比较接近。当代黑龙江柯尔克孜人主要通用汉语文和蒙古语文,少数老年人还会本民族的语言,也有的仅知道一些单词和简单的句子。

俄罗斯族是俄罗斯移民的后裔,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其总人口为15600人。聚居于大兴安岭地区黑龙江北部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等地的俄罗斯族共约4200人。内蒙古的俄罗斯人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特别是额尔古纳市(县级市) ,该市是中国中俄混血人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有八个村庄中俄混血人的人口超过和接近半数。除了额尔古纳市,内蒙古中俄混血人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境内原中东铁路沿线。沿这条铁路自西向东,中俄混血人分布较多的村镇和城市主要有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哈克、札罗木得、牙克石、免渡河、博克图和巴林等。1949年前的中国俄罗斯族,居住在城镇的大多从事各种修理业、运输业和手工业,有的还兼营农业。他们擅长经营园艺和养蜂,有些人专门经营园艺、饲养家畜、养蜂专业。在农村的俄罗斯族人则大多是数十户聚居在一起,独自成为一个村落,在靠近牧区的一些地方,也有从事畜牧业的。

以上是该区域各民族在大尺度上的分布态势。当然,还有汉族在该区域广泛分布。大兴安岭东西两麓的汉族,在人口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然而从小尺度上去观察,在西麓,比如在鄂温克、达斡尔及布里亚特等民族集中的村落汉族的分布则相对较少。而在东麓,不论在何种尺度上,汉族的分布都仍然相对较多。然而在这些较小的尺度里,汉族以外的民族则以多民族杂居的形式存在。如在富裕县友谊乡,这里有以三家子村为代表的满族文化、五家子村为代表的柯尔克孜族文化、以登科村为代表的达斡尔族文化及大小泉子村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共同组成了该小尺度区域的民族文化格局。其中三家子满族村是我国目前少数几个比较完整保留满语的村落,村中有的老年人还能讲满语用满文。而在黑河市满族主要集中于坤河、四季屯和新生等三个地区,从小尺度或稍大一些的尺度看也都是异民族杂居的格局。

上述这些民族在总体上的静态分布格局在20世纪初就已经完成。而就其子文化系统的动态关系看,比如在呼伦贝尔,“除了汉人,在呼伦贝尔北部,莫尔道嘎河流域可以见到一些俄罗斯移民,在根河的支流库力河谷还有五、六户。在额尔古纳河与海拉尔河形成的地区,有蒙古人、通古斯人等等牧民在游牧。曼科瓦和博尔集亚游牧通古斯人也定期来这一地区。阿加草原的布里亚特人在额尔古纳河沿岸到处流动直到根河。来自南方的蒙古(布里亚特) 人和来自东方的索伦人也到这里游牧。莫勒格尔,尤其是称为哈拉海图的地区,还有海拉尔河,库鲁都尔河以及额尔古纳河上游,在冬季常被蒙古人所占用,而海拉尔河上游在暑期则为索伦人占用。当蒙古人离开他们的牧场移往南方时,索伦人就从根河附近的草原下来,他们是从不跨过根河的。巴尔虎人有时赶着畜群越过额尔古纳河前往后贝加尔。从东南方向流入海拉尔河的伊敏河畔,住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蒙古鄂鲁特集团,他们也从不越过这条河。自从后贝加尔在战后大动乱以来,蒙古的这一部分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俄罗斯人和通古斯人,还有布里亚特人已经带着他们的牧畜迁移过来。据我所知,若干俄罗斯集团已经作为农民定居下来”。


大兴安岭文化区域的形成机制

在两个或两个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或其他系统) 交互作用处,由于某些生态因子(可能是物质、能量、信息、时机或地域) 或系统属性的差异和协合作用而引起系统某些组分及行为( 如种群密度、生产力和多样性等) 的较大变化,称为边缘效应,亦称周边效应。

由于地质板块挤压运动,使该区域形成南北走向皱褶隆起的高山绵延的独特地理地貌,以及山岭、东西两个山麓及两个平原地带相应的特殊物候气象,从而也构成东部平原和西部高原的东西自然屏幛。形成山岭两侧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明显差异的生态环境基础。而在两个或数个文化相互接触的边缘地带,其社会、文化、语言等结构会趋于复杂,其中一些文化因素会特别活跃,并且能够产生出更多的新文化因素。在这样一种区域,文化之间通常是以强烈的竞争开始而以和谐共生结束。综合该区域历史,在形成大兴安岭文化区域的早期,在上述这些民族集团之间围绕生存领域似乎有过比较激烈的竞争。然而,等到竞争结束以后,这些民族最终就各自占据不同的生态位,从而使得各种文化能够各司其能,可得其所,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多层次、高效率的物质、能量的共生网络。

而在这里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格局,是由于在该文化区域内有新的微观环境,导致高的文化多样性;在多文化相互接触的文化区域内可为各文化的主体提供更多的居住环境和各种生计活动赖以展开的场所,允许有特殊需求的文化散布和定居,从而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存在,并增强其生计活动及躲避自然灾害的能力。在这种不同文化共存的格局里,各个文化在多维的空间里会占有一定的生态位。比如前述该区域内各民族都以区别于周围其他民族的生计活动方式维持生活。而对特定文化来说,他们一旦与边界异质环境处于合适的生态位相“谐振”状态,各文化因子之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协合效应。大兴安岭东西边缘地带正是多种应力交互作用的地带,系统复杂、异质和多变,信息量较丰富,因而会刺激各子文化系统,如富裕县友谊乡这样的文化系统中信息要求高的种群甚至外系统的文化向边缘区集结,形成各民族多方面接触的局面。在黑河市情况也是如此,“在满族移居到瑷珲地区后,他们开始与北方通古斯人交易。十分自然地,满族在所有各个方面都证明自己是占优势的。因为满族不会说北方通古斯方言,满语成为北方通古斯人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满族的书籍、满族的时尚、满族的思想成为北方通古斯人的标准。在1915年, 20岁以上的比拉尔千几乎全都会讲满语,其中很多人能读、会写满文。更有甚者,19世纪以来浸透着汉族观念的满族思想是如此强烈,以至满语在吉林、沈阳和部分黑龙江地区消失之后还在通古斯人和达斡尔人中保留着。就在瑷珲地区满语口语已有显著变化的时候,通古斯和达斡尔的旗人却在使用满语文言。”这样,在这种由不同文化所组成的文化区域内,文化的变异与密度就有增加的倾向,从而导致各民族文化产生新的特质而较其母体文化或其他区域的同种文化具有不同的性质。比如,该区域的满族文化或柯尔克孜文化就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同种文化。


结语

在大兴安岭各民族在宏观尺度上文化区域,同时在微观尺度上又构成其子文化区域。而支撑其共同文化倾向的是其宗教信仰上的共同基础。除俄罗斯人“纯粹”信仰东正教、回族“纯粹”信仰伊斯兰教以外,其他民族的状况都比较复杂。从表面上看,三部分鄂温克,目前索伦鄂温克主要信仰喇嘛教,通古斯鄂温克信仰喇嘛教与东正教,而雅库特鄂温克主要信仰东正教; 布里亚特、达斡尔、柯尔克孜则信仰喇嘛教。然而,加上鄂伦春、满族,这些民族在其信仰的深处都有萨满信仰作为其基础。而此萨满信仰又都源于狩猎文化调节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需求。这样,这里的这些民族,不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在产生新特征的基础上,都能够各自占据适合自己社会习惯及技术手段的生态位,并且能够彼此和平相处。“呼伦贝尔地区的例子,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它证明各民族集团间的关系是可以建立在平衡和互相承认各自的地域领有权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所有这些集团间的关系是由习惯调节的,这些关系很少被冲突所干扰。”然而,人类活动强烈地改变了自然景观格局,引起大兴安岭文化区域各民族生活地域的片段化、传统生活环境的丧失以及与其他文化区域,如西部的游牧蒙古区域与汉文化区域,东部的汉文化区域之间的边缘数量增加等状况的出现,从而对该文化区域内的文化多样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加强边缘效应的利用和管理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满语研究》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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