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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李金明 | 中国是西沙、南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与开发者——评黎蜗藤《被扭曲的南海史：20世纪前的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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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明
1944年11月生，福建省泉州市人。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中外关系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副主任。
摘要：2000多年前，汉武帝开辟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后，中国历代王朝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有些来华朝贡的东南亚使者航经南海海域时，曾描述过西沙群岛的各种险情。但他们作为匆匆来去的过客，不能因此而称为西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所谓的“发现”，必须要有动因，而且要有反馈能力，可使后来者因之而受益。只有长年在西沙、南沙群岛生活、劳动的海南岛渔民，才真正是西沙、南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与开发者。此外，中国史书记载的中国南海疆域界限和以季风对航海的作用来划分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的分界等，亦为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关键词：中国 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 最先发现者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通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后，历代中国王朝均派遣使团经南海出使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而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亦派遣使者来中国朝贡。这些朝贡使者航经西沙群岛海域时，偶尔会遭遇到各种险情，且由中国史官记录在册。但这些匆匆来去的过客，不能称为西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所谓的“发现”，不仅要有动因，而且要有反馈能力，使后来者能得益于前者的反馈。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先发现西沙、南沙群岛者，应该是中国的海南岛渔民，他们长年在这些海域捕鱼、劳作，在西沙、南沙群岛上到处都留下他们生活劳动的足迹，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沙、南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与开发者。
有关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程，记载于《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航经的各个国名，虽经不少中外学者反复考证，但至今仍无一致意见。不过，这条航线的起点——日南是中国当时最南的边界。汉武帝在平定南越王之乱后，从两广至今越南北圻、中圻分别设置了9个郡，其中最南的就是日南郡，它在今越南中圻，郡治朱吾；另一个起点——合浦郡，则在今雷州半岛，郡治徐闻。
了解到航线的起点后，可再看看已基本成为定论的航线中点——夫甘和航线终点——黄支。根据法国汉学家费瑯的考证，夫甘系指缅甸的蒲甘(Pagan)古城，在今伊洛瓦底江左岸尚可见其废址；而黄支则是印度东海岸的建志(Kanchi)，也就是今印度半岛东南部的康契普腊姆(Conjervaram)。明确了航线的起点、中点和终点后，则可确定，汉武帝当时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日南、徐闻、合浦出航，沿着越南海岸航行，中经缅甸的蒲甘到达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已开通了联系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
然而，不知是不理解中国史书的记载，还是蓄意歪曲，黎蜗藤全盘否定了中国在开辟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他写道：“从这段文字可以得到两点重要的信息：第一，汉朝派使节往黄支的起因是黄支派人到汉朝送礼物，而黄支国显然是通过海路来到中国的。这表示在这次旅程之前，海上丝绸之路已经为外国所开通。第二，在汉使旅途中，‘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为他们提供船舶都是‘蛮夷贾船’。这说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的主要提供者是外国人，中国使臣只是搭顺风船。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并不足以应付远洋航行，外国人的舶是当时海上航运的主力。”
上述这两点牵强附会的说法，表露其要么是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无知，要么是有意贬低中国在亚洲航海史上的地位。其实，汉武帝开辟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起因于黄支使者来访，而是缘起于张骞出使西域。据《汉书》卷95《西南夷传》记载，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禀告，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以西的巴尔赫(Balkh)］时，看到蜀布和邛竹杖( 指四川西部邛崃山出产的方竹杖) ，问当地人从哪里获得，答说从东南数千里的身毒国(Sind，专指印度西北部)，向四川商人购得。于是，张骞认为在四川与印度之间必有一条便捷的通道。
从现在的地图上看，由滇池西之安宁县向西至大理，更由大理至永昌、腾越、干崖而入缅甸之八莫有驿道。在甚早时期，必有商人利用此道往来于蜀、滇和印度之间。张骞在大夏时所见之邛竹杖、蜀布，皆由此商道西行者也。后来，汉武帝派遣张骞、柏始昌、吕越等人探觅此道，皆为滇王所阻，仅到昆明便未能再往西，是以其探险未获成功。汉武帝迫于无奈，只好从广州开辟通往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至于黄支派使者到汉朝送礼物，并不是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前，而是之后。西汉在平帝元始(1-5)中王莽辅政时，曾派遣使者携厚礼赠送黄支王，要求其遣使献生犀牛。黎蜗藤不仅将因果倒置，而且将黄支遣使者来献犀牛提前于汉武帝派使者到黄支达150年，如此歪曲事实，令人唏嘘。
此外，有关“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问题。当时由于航海技术未精、船舶制造简陋，仅能沿海岸慢慢航行。汉使从日南、徐闻、合浦出航后，经过9个月又20余日的航行，外加登岸步行10余日，才到达缅甸的蒲甘，而后由外国商船转送至目的地。这种情况的出现在2000多年前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如黎蜗藤所说：“这说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的主要提供者是外国人，中国使臣只是搭了顺风船。”请问当航道断了，需要登岸步行10余日后，再走航道时不是由当地人转送致之，难道要中国使臣抬着原来使用的船只登岸步行，或者要再另行造一艘船吗？笔者真不理解黎蜗藤怎么会由此联想到“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并不足以应付远洋航行，外国人的舶是当时海上航运的主力”。事实上，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在《汉书·艺文志》天文类上就载有《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海中日月彗虹杂占》等航海书籍。可见当时航海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正是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才为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打开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书·地理志》记载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返程的时间是“平帝元始中(1-5) ”，它与去程记载的“自武帝(前140-前186)以来”，前后相差了大约150年之久。返程中所经过的己程不和皮宗两地，经史学家考证，亦殆成定论。据苏继廎老先生认为，锡兰岛的巴利语名称为Sihadipa，读如“己程不”的对音，意曰师子洲。而皮宗一地，按美国汉学家柔克义(Ｒockhill)的说法，为Pisang之对音，意即香蕉岛，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由此看来，这条航线的返程已不像去时那样沿海岸慢慢航行，而是直接从印度东海岸经斯里兰卡至苏门答腊岛，之间用了8个月时间。然后再用2个月航行到日南象林界。这说明，记载的返程可能已经懂得利用季风航行。因为在南印度东海边，冬季(阳历十月中旬至十二月中旬间)是刮东北风，夏季(阳历五月下旬至九月中旬间)是刮西南风。每次季风持续的时间至下次季风转换的时间差不多是8个月，也就是说，他们曾在苏门答腊岛停留等待过季风的转换。
然而，黎蜗藤却说：“从南海到印度洋之间不再需要从陆地跨越克拉地峡，而是可以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也反映了航海技术的提高。”由此可以看出，黎蜗藤根本不了解早期帆船航经马六甲海峡需要利用印度洋的季风，否则就无法航行。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使是从谌离国步行十余天到夫甘都卢国。据考证，谌离为暹罗湾头的佛统，夫甘都卢即缅甸的蒲甘(Pagan)。这说明当时汉使是从佛统向北步行到缅甸的蒲甘，而不是向南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再说克拉地峡处于马来半岛北部的最狭窄处，根本不需要步行10余天。
中印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入印度，在那里同来自地中海的罗马商人进行交易。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道：罗马每年有120艘商船从埃及的迈奥霍穆港到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和斯里兰卡，同亚洲远邦商人进行贸易，其中包括中国商人。尽管史实的记载非常清楚，但黎蜗藤却视而不见，仍妄称：“在所有的典籍中，都找不到这段时期里中国商人前往海外进行贸易的可靠证据。”其用心非常明显。
在这里不妨再看看东晋时著名僧人法显到印度巡礼的记载。法显俗姓龚，东晋平阳郡武阳(山西省襄垣县)人。他于隆安三年(399)偕同伴数人，从长安出发，渡流沙，踰葱岭，过五河之地，遍历恒河流域，涉圣教之本地，广寻佛迹。在外15年，于义熙九年(413)从印度经锡兰回国。在锡兰时，他看到商人将一把中国产的白绢扇供奉在玉佛像前，不禁勾起其思乡之情，“凄然泪下满目”。这难道不是中国商人到海外贸易的最好证据吗？度巡礼的记载。法显俗姓龚，东晋平阳郡武阳(山西省襄垣县)人。他于隆安三年(399)偕同伴数人，从长安出发，渡流沙，踰葱岭，过五河之地，遍历恒河流域，涉圣教之本地，广寻佛迹。在外15年，于义熙九年(413)从印度经锡兰回国。在锡兰时，他看到商人将一把中国产的白绢扇供奉在玉佛像前，不禁勾起其思乡之情，“凄然泪下满目”。这难道不是中国商人到海外贸易的最好证据吗？
除了商人贸易外，当时的中国朝廷也派遣使者出使东南亚、南亚各国。例如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使赤土。据《隋书》卷28《赤土传》载述：“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相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以缆骏舩，月余至其都。
从上述记载可了解到：常骏等人是从广州起航，昼夜二旬到达焦石山(即海南岛东北角的七洲列岛) ，再向东南航行，停泊于陵伽钵拔多洲［即位于越南东端，北纬12°53'、东经109°27'的华里拉岬(Cape Varella)］，又向南航行至师子石(即今新加坡)，接着又航行二三日，向西看到狼牙须山［此地应为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Kedah)一带］，于是再向南航行至鸡笼岛［即Kellah的对音，法国汉学家费瑯认为在马来半岛的克拉(Kra)地峡］，才到达赤土的边界。赤土国王即派遣婆罗门鸠摩罗率船30艘前来迎接，继续航行月余后始至赤土国都城。
由于到达鸡笼岛只是到达赤土国的边界，仍需继续航行月余后才能到达赤土国都城。故先师韩振华先生将赤土国的位置考订在锡兰岛。其理由是：根据中外史籍记载，在七八世纪的马来半岛，有一部分是在印度锡兰国王的管辖之下，且后来义净在《大唐求法高僧传》无行禅师条中亦说，自马来半岛西岸的羯茶(Kedah)航行到师子洲(锡兰岛)共32日，与上述记载的月余相吻合。然而，黎蜗藤却凭空想象，说：“赤土国在马来西亚半岛东侧，原先为扶南属国，很可能还是扶南人在马来半岛的一个殖民点。”由此说明，黎蜗藤对东南亚历史不是很了解，亦不懂得地名考释，只能以“很可能”来搪塞之，这不是严谨治学的态度。
上述常骏出使赤土的记载说明：至少在公元607年，中国官方的使船已航经南海航道到东南亚、印度洋等地访问。至于有关东南亚使者经南海航道来华访问的记载，大概始于北宋天禧二年(1018)。当时占城国王派使者来华朝贡，使者说：“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至石塘，即累岁不达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占城使者虽然没有说明石塘在崖州海面外的具体方向，但后来的《琼管志》有记载：“吉阳(崖州)，地多高山……其外则乌里、苏密吉浪之洲，南与占城相对，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舶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由此可以了解，石塘是在崖州东海面700里外，也就是今天中国南海海域的西沙群岛，其主岛永兴岛到崖州的距离为330公里，与记载的700里基本相符，且位于崖州的东南海面，至今海南岛渔民仍将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称为石塘。
类似这种外国使者讲述来华途中所经历的风险，由中国史官将之记录在案的历史，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黎蜗藤却将之与“谁最早发现西沙群岛”联系起来，他写道：“尽管这段文字是中国人记录下来的，但当时中国人只是一个记录者，占城人才是这个信息的提供者，而中国人所记载的也是占城人到达西沙群岛的事情”，“因此，如果以历史上的记录为准，占城人最早发现西沙群岛”。他甚至凭空想象说：“在这条航线上航行的占城人也自然是最有机会发现南沙群岛的人。”一位匆匆经过南海海域的过客居然被说成是“西沙、南沙群岛的发现者”，如此缺乏史料依据、牵强附会的大胆联想，已经不是在谈历史，而是在宣扬政治观点了。
所谓的发现，不仅要有动因，而且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贡献。如果仅是偶然从南海海域经过的人，则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就以谁最先发现美洲来说，人们想到的可能是最早拓殖那里的印第安人的祖先，其次才是从相反方向进入美洲的北欧人和爱尔兰人，而哥伦布只能算是最后的发现者。但是，在这些发现者中，唯有哥伦布的“再发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故人们始终记住的是哥伦布对美洲的新发现。
在这里不妨再看看澳大利亚的例子，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是1770年由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发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606年，荷兰探险者就发现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1623年，卡坦斯(Cartensz)发现过该大陆上被雪覆盖的山峰，但该大陆至1909年始标示在正式的地图上，当时这项工作是由洛伦茨(Lorentz)和范诺希斯(VanNonhys)完成的。在1642、1643和1644年，埃布尔·塔斯曼(Abel Tasman)探测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海岸线和塔斯马尼亚岛，他把塔斯马尼亚岛命名为范迪门斯兰(Van Diemensland)，以纪念将此探测任务交给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直至近代，在英国居民的要求下，这个旧名字才被改掉) 。但是，塔斯曼当时没有发现把新西兰南北分开的海峡，这项工作大约到130年后才由库克完成。在1617、1618、1622、1629、1696和1705年，有多艘属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到达过澳大利亚海岸的许多地方，时至今日那里还留下许多纪念这些勇敢的荷兰探险者的工作的地名。然而，从范皮门(Van Piemen)总督开始(他死于164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领导官员们就对这些探险者发现的地方感到失望。在1721和1722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曾组织过一次澳大利亚的远航，作为其环球航行的一部分，而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却没有产生过任何激情。于是，不久之后英国人占领该地区时，“新荷兰”大体上仅留下一个空名而已。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荷兰探险者的最早发现没有产生过太大的经济效益，且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忽视，而库克于1770年对澳大利亚“再发现”后，即宣布为英殖民地，接着英政府开始向澳大利亚移民，故人们都不认可荷兰的最早发现，反而承认是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里面涉及到对“发现”的理解，究竟什么行动算为“发现”，“发现”的真正含意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
发现，不是对个别自然现象的首次感知，而是人类对自然及其整体的认知和再创造。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美国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对“发现”做过这样的论述：“一个民族若要去遥远之地充实自己的财富和知识，受到启迪，必须具有返回故土的能力。后代把返回故土叫做‘反馈’。对发现者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出海，为什么敞开海洋标志着人类的一个伟大时代。在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探险事业中，没有反馈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享受并得益于前人的反馈，是人类的主要能力。海上冒险行动，甚至是它们的单程成功，本身并无重大意义，在历史上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录。所以到达目的地还不够，要使世界上各族人民相互得益，必须有返回的能力，回到启航的地方向乡亲们传播航海者在异国发现的物品和知识。公元4世纪在迦太基铸造的钱币，曾在亚速尔群岛发现，古罗马的钱币似乎是由漂洋过海而为大风驱走的船只带到委内瑞拉的。来自挪威和冰岛的北欧海盗，在中世纪似乎不时接触到北美。1291年，维瓦尔第兄弟们从热那亚出发，环航非洲，但音讯全无。也有可能，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里，中国或日本的帆船在海上迷航而一直漂流到美洲沿海。然而这些行动或事件没有产生反馈，只是空谈而已。”这段有关“发现”的精辟论述，对我们现在讨论是谁先发现西沙群岛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
从这种意义上说来，最先发现西沙、南沙群岛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中国海南岛渔民长年在西沙、南沙群岛捕鱼、劳作，他们使用的《更路簿》是长期在西沙、南沙群岛海域航行和生产的指南。在西沙、南沙群岛上，到处都留下中国渔民生产活动的遗迹，他们长期居住在西沙、南沙群岛，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他们才是西沙、南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与开发者。
南宋淳熙五年(1178)，桂林通判周去非在其撰写的《岭外代答》一书中写道：“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这个记载表明：从苏门答腊东北部的三佛齐来到中国的船只，过了上下竺与交洋之后，即进入中国的海境。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南海疆域是和“上下竺”与“交洋”接境。
交洋，即“交趾洋”之简称，指的是今越南北部沿海一带。而黎蜗藤却认为：“交趾洋是指北部湾‘今越南北部沿岸一带’。”然后就无中生有地大做文章，说什么“把交趾洋论证为北部湾的用意”，是要“说明上下竺是中国南海疆界的南限，而交洋(指北部湾)是西限”。事实上，“交趾洋”一般指的是越南北部东京湾口一带沿海，并不包括北部湾，因北部湾是越南和中国的共有海湾。他接着又说道，《诸蕃志》记载的“交洋、竺屿之限”，这里的“限”字不是指界限，而是指“险阻”，这是“限”的本意。《说文解字》有：“限，阻也。”《辞源》中有：“限，险阻。”于是，他认为这是描述“交趾洋和昆仑洋都是有风险的洋区”。在这里，他故意不提“限”字也包含有“界”的含意。《康熙字典》写道: “［说文]限，阻也；［玉篇]界也，度也，齐也。”由此可见，黎蜗藤故意回避“界限”的含意，目的是要否认中国南海疆域界限的证据。
在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在其著作《岛夷志略》中，把整个南海诸岛称为万里石塘，并以朱熹“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的学说，确定了万里石塘的范围。他写道：“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这个起自广东潮州、曲折连绵向海中延伸的万里石塘，指的是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其范围一面到印尼的爪哇，一面到文莱(勃泥)和沙巴，一面到越南东南端海域的昆仑岛。
汪大渊所描述的这个“万里石塘”的范围与今日中国南海疆域的范围差不多。但是，黎蜗藤却认为：“并无明言万里石塘是中国领土，相反，却有‘越海诸国’的字眼，表明万里石塘跨越多个国家的疆域，而非专属一国。从字面上看，甚至有理由认为，至文莱、爪哇和帝汶的部分是属那些国家的。”这明显是在玩文字游戏，既然汪大渊是以朱熹的地脉学说来描述万里石塘，称其由广东潮州而生，曲折连绵如长蛇，横卧海中，这不就是说明万里石塘是发源于中国的疆域之内吗？至于“越海诸国”是形容万里石塘范围之大，跨越诸国的海域，并不是所谓的“跨越多个国家的疆域，而非专属一国”之意。更不能无中生有，凭空想象“至文莱、爪哇和帝汶的部分是属哪些国家的”。
下面谈谈有关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的分界问题。明嘉靖十五年(1536)黄衷撰写的《海语》一书，把中外海域的分界称为“分水”。他写道：“分水在占城之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由马鞍山抵旧港，东注为诸番之路，西注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这里所说的外罗，位于越南中部海面，因在广南占毕罗(占婆岛)外洋而得名，法国学者伯希和将其考定在理山群岛(Culao Ｒay)，又名广东群岛(Pulou Canton)。
外罗海之所以成为中外海域的分界，是因为它是中外两条航线的汇合点。在帆船时代，从中国到外国的船只，一般是乘东北风，走外罗海东边的航线，“分水”称之为“东注”；而从外国返航海南岛的船只，则乘西南风，航经外罗海西边的航线，“分水”称之为“西注”。正因为外罗海在航海中成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天然分界，故《海语》称之为“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
然而，黎蜗藤并不了解外罗海之所以成为中外海域的分界是因为季风对航海的作用，却说“从地理方位来看，如果中国和外国的海域是有明确交界的话，那么这种交界是南北之间的交界，而不是东西之间的交界。古代中国传统海域的南界应该是交趾洋或外罗海的北界”。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了航海规律以及季风对航海的作用。在南海，最显著的季风是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并没有什么南北季风，故不可能有所谓的“南北之间的交界”可言。此外，所谓“古代中国传统海域的南界”亦纯属是凭空想象，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事实上，《海语》所说的“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指的是由于季风的作用而形成中外海域之间的一个天然分界，并没有涉及到该海域的主权归属问题。而黎蜗藤却错误地将之作为该海域的主权归属问题来理解，甚至说“这个分界点，可以属中国，也可以属外国，可以是两者分享，也可以是无主地(仅仅作为一个界而已) ”。可见他根本不能正确地解读《海语》的这段记载，而又莫明其妙地扯到黄衷的身份问题。说什么“由于黄衷写书时的身份仅仅为一介平民，他的书籍充其量表明一种历史上的认识……但并不表明官方的态度，自然也无法视为官方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意图”。
接着，黎蜗藤又提到《海语》中记载的“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将此记载说成是什么“南沙群岛是‘西南夷’的地盘。这说明，至少在黄衷看来，南沙群岛是属外国的地方”。其实，《海语》记载的是：“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弱水出其南，风沙猎猎，晴日望之如盛雪，船误冲其际，即胶不脱，必幸东南风劲乃免陷溺。”其意思是说，位于万里石塘东南的万里长沙，因其范围广大，岛礁密布，向来被视为航海危险区，故有“西南夷之流沙河”“弱水出其南”“风沙猎猎，晴日望之如盛雪”等传说。它并没有谈到什么“南沙群岛属西南夷地盘”，这完全是黎蜗藤曲解其意，然后硬栽到黄衷头上。可是他忘记了自己在前面刚刚说过的话，黄衷是“一介平民”，并不表明官方的态度。在这里却又以“黄衷的看法”来作依据，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
有关外罗海东西两条航线的记载，在清代史籍中写得更加详细。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至乾隆六十年(1795)之间，随番舶出洋，在海上漂泊14年之久的谢清高，在其口述的《海录》一书中写道：“噶喇叭，在南海中为荷兰所辖地。海舶由广东往者，走内沟，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经琼州、安南至昆仑，又南行约三四日到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走外沟，则出万山后向南行少西，约四五日过红毛浅，有沙坦在水中，约宽百余里，其极浅处止深四丈五尺，过浅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万里长沙在其西。沟之内外，以沙分也。”这里说的“内沟”“外沟”，与上述《海语》的“西注”“东注”一样，指的都是经过外罗海东、西的两条航线。
按照《海录》的描述，从广东到印尼雅加达(噶喇叭)有两条航线：一条称“内沟航线”，船驶出万山群岛后，向西南航行，经过海南岛、越南中部沿海，至昆仑岛，又向南航行三四天到潮满岛，当船航经越南中部沿海时，万里长沙(西沙群岛)就在船的东面。另一条称“外沟航线”，船驶出万山群岛后，则向南偏西航行，大约四五天后经过中沙群岛，又航行三四天到萨帕图岛，再航行四五天到潮满岛，在这里与“内沟航线”汇合，当船航经中沙群岛时，万里长沙就在船的西面。所谓的内、外沟航线，就是从西沙群岛处分开。
然而，黎蜗藤却别出心裁地将在这两条航线航行的船只分为“中国船只”和“西洋甲板”，说什么“中国船只到南洋，因为技术上的问题(以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都从沙内粤洋到七洲洋，即走内沟航线。而西洋甲板，则多走七洲洋东，通过万里长沙外(即西沙群岛以东)的外沟航线”。黎蜗藤如此解释的目的是有意贬低中国船只的航行能力，而极力吹捧外国洋船，说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条航线上行驶的船只只限于‘番舶洋艘’，唐船就无法航行了。”以此来“证明在18世纪初，中国和南沙群岛的关系还是非常薄弱的”。如此歪曲史料的记载，显然是为了达到否认中国在南沙群岛拥有历史主权的政治目的。
黎蜗藤故意曲解文意的做法还表现在对《海录》所载“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为安南外屏，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的理解上，他写道：“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为安南外屏。从字面上看，作者把西沙群岛视为越南的外屏，也就是认为西沙群岛乃属越南之领土。”由此可见，黎蜗藤没弄懂“安南外屏”四个字的意思。这四个字说的是西沙群岛作为安南外海的屏障，将之与中国海隔开，指的是西沙群岛为安南海域与中国海域的分界。而接下去又写到，西沙群岛的“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陵水境”指的是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 “草鞋石”即位于越南东端平顺海岛东南大约32海里处的萨帕图岛(Pulou Sapatu)。《海录》的记载已很清楚：西沙群岛发源于海南岛的陵水，向南延伸到越南东南端的萨帕图岛，就像屏障一样把越南海域分隔开来。这如何能理解为“属越南之领土”呢？
综上所述，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辟联系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是起因于张骞通西域发现在四川与印度之间有一条便捷的通道。而不是如黎蜗藤所说，是起自于黄支国派人送礼物，“海上丝绸之路已为外国人所开通”。黎蜗藤称当时中国“航海技术未精”的说法既表露出他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且让人不能不怀疑他带有故意贬低中国航海能力的政治目的。
至于是谁最先发现西沙、南沙群岛问题。到底是偶尔航经该海域的外国使者，还是长年在那里生产劳作的中国渔民？这里涉及到对“发现”两字的理解。所谓的发现，不仅要有动因，而且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贡献。如果仅是偶然从南海海域经过的人，则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从这种意义上说来，最先发现西沙、南沙群岛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中国的海南岛渔民长年在西沙、南沙群岛捕鱼、劳作，他们使用的《更路簿》是长期在西沙、南沙群岛海域航行和生产的指南。在西沙、南沙群岛上，到处都留下中国渔民生产活动的遗迹。
早在南宋年间，中国史书就记载了中国南海疆域是与“上下竺”和“交洋”接境。至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其著作中已描述了中国南海疆域的具体范围。在解读这些记载时，黎蜗藤着重在“限”字与“越海诸国”等字眼上做文章，把“限”字解释为“险阻”之意；把“越海诸国”解释为“越过多个国家而非专属一国”。但是，他忽视了“限”字尚有“界限”的意思，也就是指中国南海疆域的界限。而“越海诸国”之意，汪大渊明显称万里石塘发源于中国广东潮州，逶迤连绵越过海外诸国的海域，并无所谓“越过多个国家”之说。
有关中外海域的分界，黄衷在《海语》中是以季风对航海的作用来进行划分。认为从中国到外国的船只一般是乘东北风，走的是外罗海东边的航线；而从外国返中国的船只，乘的是西南风，航经外罗海西边的航线。外罗海于是成为这两条航线的天然分界处，故称之为“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而谢清高的《海录》是以从广东到噶喇叭(雅加达)的两条航线为例，把沿越南海岸航行的称为“内沟航线”；将另一条航经中沙群岛的称为“外沟航线”。两条航线就从西沙群岛处分开，在潮满岛汇合。这两书记载的都是有关中外海域的分界问题，根本没有涉及到海域的主权归属问题。而黎蜗藤却错误地将之作为该海域的主权归属来理解，这种做法，或者是出于对中国史书记载的误解，或者是出于有意否定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政治目的。
【注】文章刊登于《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04期。
责编：李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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